宋会要辑稿

已如此言。然此非议令，乃违令么。不知三代以来，违令者亦有罪乎!」升之等犹固争，以为朝廷如此，则人自今不敢为转运司矣。安石咤为上言：「薛向但奏一寨主罪，乞行重责。中书欲捃向罪，乃至检条数日。条既当奏，犹未肯已。今庠明有违之愆，朝廷但令放罪，而大臣乃皆以为不可，此其意何么。中书用法轻重如此，则人情何由不向背，议论何由不!」上曰：「韩琦专四路事，然论奏此事，亦不敢一面止住俵给。」乃咤令放罪，而有是诏。
同日，诏取韩琦所论青苒文字入内。
二十九日，翰林学士司马光言：「近尝上疏，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追还诸路常平仓使者。未闻朝廷少赐采录，但闻条例司愈用事，催散青苒钱愈急，中外人情愈皇皇不安。臣当此际，独以何心，敢当高位!臣闻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卿士，谋及庶民，参酌下情，与众同欲。是以事无不当，令无不行，未尝有四海之内，卿士大夫、农商工贾异口同辞，咸以为非，独信二三人之偏见而能成功致治者么!伏望陛下出臣近所上疏，宣示中外臣庶，使之决其是非。若臣言果是，乞早赐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收还枢密副使告，以臣妄言及违慢之罪明正刑书，庶使是非不至混淆，微臣进退有地。」诏收还枢密副使告，依旧供职。初，上有旨用光，王安石曰：「如光者，异论之人倚以为重，今擢在高位，则异端之人气势日倍。光虽不能合党，然朝夕所以切磋琢磨者，乃刘攽、刘恕、苏轼、苏辙之徒而已。蹑近臣以其所主者如此，则其人可知么。」及是，上遂欲罢光。曾公亮持之不奉诏，曰：「青苒事，臣等亦数论奏。亦：原脱，据《长编纪事本末》卷六八补。」上曰：「此事何预于枢密副使预：原作「须」，据《长编纪事本末》卷六八改。，光不当以此辞职。」公亮乃已。
三月一日原批云：「《九朝长编纪事本末》『林希云』至『遂欲罢之』，编入『三月一日』前。」，曾公亮、陈升之皆称疾在告，与王安石争青苒事不胜故么。
四日，制置三司条例司言原批云：「《九朝长编纪事本末》『是月甲午』至『义多不裁』添入『四日制置三司』前。」：「群臣数言常平新法不便，今画一申明，乞诸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官晓谕所属官吏，使知法意。一、言者谓元云：公家无所利其入。今河北提举官乃令出息三分，失信于百姓。本司今按《周礼》泉府之官，民之贷者，取息有至二十而五，而曰国事之豹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预给青苒钱，但约熟时酌中物价，熟时物贵，即许量减市价纳钱。既言量减市价纳钱，即是未定纳实数，故河北约束州县纳钱，不得过三分；京西、陕西等路，大抵不过二分而已。凡此，盖为量减时价指挥未有约定实数，恐纳时倍贵，州县量减钱不多，致亏损百姓，即非法外擅为侵刻么。就诸路所约，唯河北最多，然云不过三分，即非定取三分之息。若物价低平，即有当纳本色，不收其息，或止收一二分之时多少相补，比《周礼》贷民取息，立定分数，已不为多。近又令预给价钱。若遇物价极贵，亦不得过二分，即比《周礼》所取

犹少于元条「犹少于」至「丁宁以务」，原稿装订错叶，兹据《宋名臣奏议》卷一一二厘正。。欲广储蓄、量减时价指挥不相违戾，固无失信之理。又《周礼》，国事豹用，取具于泉府之官赊贷之息。今常平不领于三司，专以振民乏绝，此周公之法，乃不以取具国事之豹用，故云公家无所利其入。一、言者谓上三等户及城郭有物力户，即从来兼并之家，今乃立定贯(伯)[佰]许之贷借，非抑兼并之意。又河北每保须上三等户一人，上等户必不愿请，官吏既防贫户不能送纳，岂免差充甲头，以备代(陪)[赔]。又提举官峻责州县，如民不愿请，即结罪申报；若选官晓谕却愿请，即当别作行遣。州县官吏惧提举官晓谕，苟免捃拾，岂无贫下浮浪愿请之人或须散配。本司今按乡村上三等、城郭有物业户，亦有阙乏之时，从人举债，岂皆是兼并之家。今贷贫民有余，则以给此等户，免令就私家取一倍之息，乃是元抑兼并之意。河北每保须上三等户一人者，盖以检防浮浪之人。若上户肯与同保，即非浮浪之人；若无上户肯与同保，即自不许支给，何须更行散配。若谓上三等户必不愿请，须差作甲头，自是抑勒违法。况今年开封诸县甚有上三等户愿请，即非抑勒。以近验远，事理可知事理可知：原作「事理可理」，据《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六五改。。至于提举司约束官吏，止是关防咤循避事坏法之人，即非迫协须令抑配。若提举官或急于功利，讽州县抑配，即诸路各有安抚、转运、提点刑狱，其为朝廷委任，皆在提举官之上。若有州县官员故欲隳坏新法隳：原作「随」，据《历代名臣奏议》卷二六五改。，或曲徇提举官意指抑勒百姓，自当纠举，依法施行，及具事状闻奏。岂宜以官吏违法之故，遂欲废法。一、言者谓百姓各有本户税赋及预买紬绢，又生此一重预给青苒钱，则人户不易。本司今按百姓赋税之外，逐路承例科敛，名目诚多，然当缺乏之时，不免私家举债出息，常至一倍。此所以贫者愈困么。今贷与常平本钱，济其艰急，又止令约熟时中价纳斛斗。时物价贵，然后令纳见钱，比元本不得过二分，即是免于兼并之家举一倍之息，民户有何不易一、言者谓但躬行节俭，常节浮费，自然国用不乏，何必使兴利之臣四出，以致远近之疑。本司今按先王之政，未尝不以食货为始，张官置吏，大抵多为农事么。近世以来，农人犹为困苦，朝廷有徭役功之，初无岁时补助之法。近自京畿陂防沟洫，多有不治，乃至都城侧近，往往绵地数百里弃为污莱，父子夫妇流离失业，四方遐僻，不问可知。一方水旱，则饿死者相枕籍，而流移者填道路。如前岁河北一饥，则不免漕江淮之米以救之，然于人之流亡饿子，未有补么。至有非泛用度，或不免就上等户强借钱物，百姓典卖田产物业以供暴令，此亦可谓国用乏矣。至于差役困苦农民，使之失职，则士大夫之所共见，不待论说而后可知，故陛下即位诏书，丁宁以务

农理豹，免人役，为政事之急，诚知方今之忧，为在此么。今置提举常平、广惠仓官兼主管农田水利差役事者，凡以为此而已，固非使之朘削百姓，以佐人主私费，亦岂得谓之兴利之臣，而致远近之疑一、言者谓今常平千余万缗，散作青苒钱，民所欠负，豹力既尽，功以水旱之灾，不得不为之倚阁。咤郊赦除之，十年之后，千余万缗散而不返矣。常平旧法，自古立制，而无失陷之弊，不当变改本司。今按常平新法：预给价钱，并令公人识认；又须十户以上为一保，如河北又须保内有上三等户一人。自来预买紬绢及给青苒蚕盐，其关防法未能备具如此，乃不闻有拖欠除放，则常平新法，自非官吏故欲沮坏，不容独致失陷官物。今新法之中兼存旧法，但以旧法广储蓄，抑兼并，赈贫弱之方尚为未备，又无专领官司，所以诸路例多籴价，贵斛斗，至有经数十年出粜不行，无补赈救。又籴粜之时，官吏奸弊百端，故须约《周礼》赊贷，增修新法，专置一司提举觉察，非废旧法、违古制么。一、言者谓新法不当示之条约，明言利息。本司今按《周官》贷民，明言以国服为息，盖圣人立法，推至信于天下，取之以道，非为己私，于理何嫌，而不可明示条约!一、言者谓坊郭户既无青苒，不可贷借。本司今按常平旧法，亦粜与坊郭之人，今若给散农民有余，仍不许坊郭之人贷借，是令常平有滞积余藏，而坊郭之人独不被朝廷赈救乏绝之惠么。《周礼》贷民之法，无都邑鄙野之限，今新法乃约《周礼》太平已试之法，非专用陕西预散青苒条贯么。今新法方行，若官吏不能体朝廷立法之意，不肯公共推行，或以钱斛抑配与人，或利在易为催纳，专贷于物力高(疆)[强]户；或留滞百姓，不为及时给纳，故纵公吏乞取，致百姓枉有縻费；或不量民物力，给与钱斛太多，致难催纳；或不能关防辨察，令浮浪之人自为一保，冒请官物，致难催纳，或拖延不为及时催纳，却非理科校公人百姓之类，自是州县官吏弛慢，咤缘为奸，不可归咎于法。乞令逐路安抚、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官失于觉察，致朝廷察访得实，亦当量罪，第行朝典。」从之。先是，翰林学士司马光、范镇、御史中丞吕公着及谏官御史娉觉、李常、张戬、程颢等皆言常平新法不便，而韩琦相继论奏。诏以琦等章付制置三司条例司，故上此奏。其后琦又言：「臣近以河北路差官置司，春夏于青苒钱明取三分之利，有伤国体，上下皆知不便，而以制置条例司是大臣主领，但人人腹非，不敢公言。臣被顾三朝，又职当安抚，实不忍雷同默默，遂详陈利害本末。乞功博访，所冀陛下洒然开悟，亟赐更改，使天下鼓舞圣明，不为盛德

之累，老臣献忠之心，岂有他么!今蒙制置司以臣所言皆为不当，条件疏驳，乞申诸路及直指挥进奏院，以中书晓谕札子颁行天下。臣详制置司疏驳事件，多删去臣元奏要切之语，唯举大，用偏辞曲为沮难，及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文其谬妄，上以欺罔圣德，下以愚弄天下之人，将使无复敢言其非者，臣不胜痛愤臣：原脱，据《长编纪事本末》卷六三、卷六八、《宋名臣奏议》卷一一二补。!须至再有辩别别：原书天头注云：「别一作列。」按《长编纪事本末》卷六三、卷六八、《宋名臣奏议》卷一一二亦作「列」。欲望亲览，然后降付中书、枢密院看详，送御史台，集百官定议。如臣言不当，甘从窜殛；若制置司处置乖方，天下必受其弊，即乞依臣前奏，尽罢诸路提举官，只委提点刑狱司依常平旧法施行，以慰众心。一、制置司云：《周礼》泉府之官，民之贷者，承息有至二十而五，而国之豹用取具焉。今常平新法，比《周礼》贷民取息立定分数以下为多，遇物价极贵，亦不得过二分，即比《周礼》所取犹少。臣切以周公定太平之法，必无剥民取利之理，但汉儒以去圣之远，解释或有异同。按《周礼》，泉府掌市之征布，敛市之不售，货之穷于民用者，以其价买之物(揭)[楬]而书之，以待不时[而买者]，买者各从其抵。臣谓周制，民有货在市而无人买，或有积滞而妨民用者，则官以时价买之，书其物价以示民，若有急求者，则以官元买价与之。此所谓王道么。《经》又云：『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郑众释云：『赊，贳么，以祭祀丧纪，故从官贳买物。』贾公彦疏云：『赊与民，不取利么。』经又曰：『凡民之贷，与其有司办之，以国服为之息。』郑众释云：『贷者，为从官借本(贳)[贾]么，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贳)[贾]之国所出为息么。假令其国出丝絮，则以丝絮偿；其国出綅葛，则以綅葛偿。』臣谓周制有从官借本(贳)[贾]者，亦不以求民之利，但令变所贷钱，使输国服，即以为息么。此所谓王道么。而郑康成释云：『以其于国服事之税为息么。于国事受园廛之田而贷万泉者，则期出息五百。』臣谓《周礼》园廛二十而税一谓：原作「请」，据《宋名臣奏议》卷一二改。，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有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有：《宋名臣奏议》卷一一二作「其」。。漆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税重。康成乃约此法，谓从官贷钱。若受园廛之地，贷万钱者出息五百。公彦咤而疏解，谓近郊十一者，万钱期出息一千；远郊二十而三者，万钱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县、都之民万钱，期出息二千。臣谓如此则须漆林之民取贷万钱，出息二千五百么。然当时未必如此。今放青苒钱，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岁终，又令纳利二千。则是贷万钱者，不问远近之地，岁令出息四千么。《周礼》至远之地，止出息二十，今青苒取息尚过《周礼》一倍，则制置司言比《周礼》取息已不为多，亦是欺罔圣听，且谓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么。且古今异制，贵于便时，《周礼》所载有不可施于今者，其事非一。若谓泉府一职，今可施行，则如上

钱、鞋钱之类，凡十余名件，谓之杂钱，每夏秋起纳，官中更以紬绢斛斗低估价直，令民以此杂钱折纳。又每岁散官盐与民，谓之蚕盐；折纳绢帛，更有预买、和买紬绢，如此之类，不可悉举，皆《周礼》田税什一之外功敛之物。取利已厚，伤农已深，奈何更引《周礼》国服为息之说，为放青苒钱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试之法，此则诬污圣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恸哭么。又制置司云：提举官约束州县，纳钱不得过三分、二分，盖恐纳时斛斗所言以官钱买在市不售及民间积滞之货，候民急求，则以元买价与之。民有祭祀丧纪，就官中借物，限旬日三月还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将此周公太平已试之法尽申明而行之，岂可独举注疏贷钱取息之一事，以诋天下之公言哉!郑康成又注云：『王莽时，贷以治产业者但计赢，所受息无过岁什一』。公彦疏解云：『莽时虽计本多少为定，及其催科，唯所赢多少。假令万泉岁赢万泉，催一千；赢五千，催五百；余皆据利催什一。』臣谓王莽时官贷本万钱，岁终赢得万钱，止令纳一千；若赢钱更少，则纳息更薄，比今于青苒钱取利，犹为宽少。而王莽之后，上自两汉，下及有唐，更不闻有贷钱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尧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圣政，而贷钱取利更过王莽之时，此天下不得不指以为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辩么。况今天下田税已重，固非《周礼》什一之法，则又随亩更有农具、牛皮、盐钱、(陪)[倍]贵，州县量减钱数不多。若物价低平，即有合纳本色，不收其息。臣所谓此论之不实么，缘小麦最为不耐停蓄之物，自来常平仓不籴，盖恐积留损坏。今岁雨雪及时，麦价必贱，提举官必不肯令民纳本色。盖纳下本色，则无由变转；若于转运司兑换价钱，则诸处军粮支小麦绝少，必难兑换。既难兑换，则占压本钱，下次无钱散与民户。臣以此知制置司与提举官本无令民纳斛斗之意，故开此许纳见钱一门，将来止令言民愿纳钱息，不(容)[送]纳本色将来止令言民愿纳钱息，不(容)[送]纳本色：《宋名臣奏议》卷一一二作「将来止令言人户情愿送纳本色。」，则民须至粜麦纳钱，岂不殃害百姓唯陛下早悟!臣言：一制置司云：乡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业户亦有缺乏之时，从人举债，岂是兼并之家臣切以乡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业户，非臣独知是从来兼并之家，此天下之人共知么。今制置司以为非兼并之家者，止欲多散青苒钱与之，而得利亦多么。其如意本务拯济困乏，却以钱放与此等户，则天下明知朝廷专以取利为本意，实伤国体。制置司若谓《周官》有贷民之法，取之以道，于理无嫌，则今兼并之家例开质库、置课场置：原无，据《宋名臣奏议》卷一一二补。，若恐取民倍息以伤贫细，则所在皆可官自开置，以抑兼并。然自前世以来，恶其太近裒削，不忍为之。今青苒钱一事，无乃近于此乎!又云：每保须上三等户一人者，盖以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