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

唐蔑死于垂沙，庄蹻起，楚分为五。」（《荀子》云，「楚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庄蹻起，楚为三四」蔑即《史记》之唐昧；垂沙即重丘也，楚于是衰弱。其明年，秦取襄城。又明年，怀王入朝于秦，遂不反。又明年，顷襄王立，秦取楚十六城。至顷襄王十九年（前二八０），秦取楚汉北及上庸地。其明年，「秦拔鄢、西陵。」又明年（前二七八），秦「拔郢，烧夷陵。」顷襄王兵散，「王亡走陈。」（并《六国表》文。）夷陵入秦，巫虽为楚守，盐道断，楚人惶乱，故楚兵散走。故苏代曰「楚得枳而亡」也。其明年（前二七七），秦蜀郡太守张若遂取巫及江南地，为黔中郡。（《六国表》云「秦拔我巫、黔中」。）别以鄢、郢地为南郡。白起以拔鄢郢功封武安君，楚国已亡矣。顷襄王只身亡走于陈，乃忽能于其次年「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楚世家》文）者，盖庄蹻等五分割据之民间武力，不甘服秦，且苦秦之扼其盐食，故求得楚王于陈而共拥戴之，合力以夺沿江产盐之地以反控秦。十五邑人民咸响应之。故《六国表》曰：「秦所拔我江南反秦。」谓上文黔中郡地为江南也。是故顷襄王仅失巴东盐泉一年，又复得之。于时，秦方东争三晋，楚得复国。张若亦无力再争巴东。张若后，李冰为蜀守，迫于自开盐井以求盐矣。

　　按此情势推之，《史记》言「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之时间，当在顷襄王二十三年以后，或即是二十四年时。此时楚乘锐图取巴蜀，以固盐泉后方；拓展行盐之地，因以盐利控制其人民，故使庄蹻率军溯江西进。蹻军似已占有江州，由于秦人固守上游诸要隘，不能攻下，故转向夜郎。盖亦闻「夜郎有精兵十万」，欲因行盐之利以诱结之，与同取蜀。此其道自必出于溯江，而断不可能出于溯沅为甚明矣。

　　疑蹻已曾攻取江州（今重庆）者，「略地」即必攻城。循江自巴东向西略地，既已得枳，必当首攻江州。再，《楚世家》考烈王元年（前二六二）「纳州于秦以平。是时楚益弱」。此州字，《集解》用徐广说，定为南郡州陵。考州陵故城在今湖北监利县东。楚复国后，仍都郢，州陵在其东南，不可能纳于秦。此外地连秦界而名为州者，只江州一地，是取四面环水之义，得单称为州。疑考烈王所献于秦之州即江州，是庄蹻所略取也。然江州山城险固，非戈矛所能取；地绾巴、蜀两郡水运枢纽，秦人亦必不轻易放失。蹻似未克攻占其县城，或只占有城外东南沿江之地，抚有其民，别立县于「江关」（今江北唐家沱）或「畜沮」（今广阳坝）处，单称为州。恃给盐无乏以固其民心，秦亦不能并之。至此时乃纳与秦平，事理有可能也。若然，则庄蹻之舟未曾过江州，其赴夜郎，则必转由枳，溯乌江（涪陵河）以至鄨邑。故遵义人传庄蹻遗迹为多，甚至有指鄨北娄山关外之夜郎坝为古夜郎国者（如郑珍《遵义府志》）。

　　自枳（今涪陵县）溯乌江，至武隆之白马坝，转溯芙蓉江，至涪口（一作浩口，在贵州道真与四川武隆界上）登陆，四百里至鄨，路颇平易。鄨为楚国旧邑，黔中各民族市易中心。蜀王开明氏即自此邑逃罪入蜀，为兴水利而夺蜀国者也（说详《蜀志》２章）。周慎靓王七年，秦「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亦即从鄨进军（说在《蜀志》５章）。汉武帝初置犍为郡，亦以鄨为郡治。可知鄨在周秦汉世，历为南中剧邑。（可能原是殷周间民族部落之都邑。由受楚国商业影响，役属于楚。故称楚国「商于之地」。后遂灭于楚，为楚之一县。）庄蹻阨于江州，故更绕至鄨，欲从后方袭取江州。因屡阻于江水，不得入蜀，乃往夜郎求助也。

　　蹻本亦如柳跖，组合武装，为大盗于官府力所难及之地。其道颇得当时受压迫者之支持，故能存在于山野居民之间，为官府贵族所憎而莫如之何。兹更挟巴东盐利以诱结地方民族首领，故能久滞南夷不败。可以设想：当其自枳向鄨时，载有大量食盐以为招诱资本。故各地方民族首领，皆乐于与之结纳，支持其军食。由是得滞留南夷中甚久。其盐，系自芙蓉江之涪口（浩口）转陆，由其军士负运至鄨储存。蹻亦曾从夜郎坝、巴符关、江阳、新乐（并详《江阳郡》各注）、南广等处攻向蜀地，皆扼于大江，未能得逞。最后乃自平夷转入夜郎，至于滇池，「以兵威定属楚。」未能入蜀，只以收抚诸部落为楚属地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此所谓「秦击夺楚巴、黔中郡」。明非楚顷襄王复国以前事。楚国初不置郡，秦夺其地置南郡、黔中郡后，楚既收复亦因而置巫郡与黔中郡。庄蹻从巫、黔中来，此时道塞，故不能复还。设如《范史》云溯沅水来，则当时秦尚未灭楚，夜郎与且兰为同姓，素通往来如一国，地不属秦，蹻自可以仍从且兰沅水还楚，何得为道闭哉？

　　楚自顷襄王二十三年复国于郢，又十三年（前二六三）顷襄王卒，考烈王立。考烈王元年，「秦取我州。黄歇为相，于时楚尚能救赵，灭鲁。然郢之凌逼于秦已甚，故考烈王十年，徙都巨阳。二十二年，又东徙寿春。二十五年考烈王死，楚幽王立，楚益不振。幽王立十年死（前二二八）。王负刍立五年，灭于秦。史迁谓「秦击夺楚巴、黔中」之时间，盖即考烈王元年「秦取我州」后不久。秦既全有江州，击夺江路郡县与黔中郡更易。春申君（黄歇）为政，恶蹻，不惜弃之。加以秦势张甚，三晋危殆，楚之郢都已不可守，况巫山以外之江南地乎？其为秦所夺占，势之必然也。

　　今设庄蹻助楚襄复国时，年三十，又十五年至考烈王元年，为四十五岁，正是年富力强，敢于远征时间。道塞不返遂王滇池时，已当近五十岁。其死，不能出考烈王之世。秦之亡（前二０七），非蹻所能见。《史记》谓「十余岁秦灭」者，谓秦于南夷「尝破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之后十余年而秦亡，非谓庄蹻王滇后十余年也。

　　附二
　　　蜀枸酱入番禺考

　　　　　　（一）

　　《史记?西南夷传》：「建元六年，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此为蜀地枸酱经夜郎行销至番禺最原始的资料。《汉书》用之，颇误解其文意，「牂牁」下衍江字。又其下夺牂牁二字。而「枸酱」二字不变。六朝以下书记此事者，乃作「蒟酱」字。《蜀都赋》与《华阳国志》本作「枸酱」，唐、宋以来写、镌者亦皆改作蒟。此大误也，首当正之。

　　许慎与班固约略同时，所撰《说文?木部》云：「枸，木也；可为酱，出蜀；从木，句声。」《草部》云：「蒟，果也；从草，竘声。」在秦、汉时，句声之枸字，有二音：《诗?小雅》：「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枸读如俱，即枳椇，与楰同属上平虞韵。《尔雅?释木》：「枸●」，注「枸杞也。」枸读如苟，在有韵。蒟果，即蒟蒻之块根，俗谓「魔芋」（鬼芋），读如矩，在麌韵。后世虞与麌通韵，故枸与蒟自晋末叶起，混为一音。今传《佩文诗韵》一书，俗谓本出沈约，据顾炎武说，为陆德明撰，要可代表六朝时代文人发音。既于上平「七虞」收枸、楰字，又于去声七麌收入之。是为六朝时「枸」音变同于蒟之验。若汉魏世，无论中原或江左，枸、蒟二字音义各别，固未相混。汉末刘德（北海人）注《汉书》枸酱云：「枸树如桑，其椹长二三寸，味酢。取其实以为酱，美，蜀人以为珍味。」三国韦昭（即韦曜），吴人也，《史记集解》引其《汉书音义》，谓「枸木似谷树，其叶如桑叶。用其果（旧传写讹作叶）作酱，酢美，蜀人以为珍味」。陆玑亦吴人也，在东晋时，撰《诗草木虫鱼疏》云：「
枸树高大如白杨，子长数寸，噉之甘美如饴，蜀人以为酱。」所言皆谓枳椇树，并皆各自见其实物，故三人所志「如桑」，「似谷」（构树），「如白杨」各不同；而蜀人以其实为酱则同。是非相抄袭以为文可知矣。其所云「实长二三寸」或「数寸」，味「酢」而「甘美」，皆明明说是今俗所呼之「●枣。」细长拳曲之浆果也。味甘而涩，腌藏久，则所含单宁质化为糖。古代无蔗糖，而蜀中大奴隶主矜尚滋味，于蜜与饴外，更腌此物以为酱。其味有似今之果酱，故能成为商品，市于夜郎，更远流味至番禺也。

　　其腌法：取●枣捏碎，布滤去籽，纳瓦瓮中，布蒙其口，加厚泥密封之，如黄酒贮藏法，贮藏之。久则所含水分透泥逸去，而外物不犯其质，渐稠浓成甘美之酱；贮时愈久愈佳；是为「蜀枸酱」。凡浆果皆可腌藏为酱。枸酱由单宁转化之糖分，味尤甘美。桃梨等富果酸，不宜腌藏，惟可用蜜渍之，亦但能甜，不能如枸酱之甘美也。枸杞亦可为酱，其法着于《群芳谱》，未详何时所创。疑即因古枸酱法为之，故曰枸杞酱。杞亦见于《诗?小雅》，字亦作「●」（《三家诗》），《尔雅》云「枸●」。疑汉时已有枸杞酱法，（《尔雅》为汉儒纂辑九经文字成书。）但其字读「苟」。蜀中亦遍地生枸杞，虽木本，其茎细长偃地。根长数倍于其茎，能深入远及。其实小如鼠心，丹赤，叶味亦美，根、茎、实皆入药，果酱滋补。未知蜀枸酱究是椇酱抑是枸杞酱，要皆蜀中特产之果酱，与蒟字无关。

　　蒟字，在汉魏时，只为鬼芋（魔芋）之专称。入晋以后，由于枸酱音近于蒟，间有讹作「蒟酱」字者，通人则犹未也。左思撰《三都赋》，深得仕游在蜀之张孟阳（载）助。其《蜀都赋》既云「其圃则有蒟蒻、茱萸……」，又曰「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枸酱流味于番禺之乡」。而《吴都赋》云「草则藿●、豆蔻……东风、扶留」，分别蒟蒻、枸酱、扶留为三物。刘逵亦分别为注。其注「流味番禺」云：「《南越传》曰：使唐蒙风晓南越，食蒙以枸酱，……故《汉书》曰，『感枸酱、竹杖则开牂牁、越嶲』也。」此明明用《史》、《汉》故事，其字固必作枸。后世钞刻《文选》者，悉依后世浅俗之说，改枸为蒟字，其迹殊显然矣。后世浅俗之说，谓蒟酱即扶留。刘逵注扶留，则未言其是蒟酱。其注蒟蒻，今本分为蒟与蒻言之。其文云：「
蒟，蒟酱也，缘树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时正青，长二三寸，以蜜藏而食之。辛香温，调五脏。蒻，草也，其根名蒻头，大者如斗，其肌正白，可以灰汁煮，可以苦酒淹食之。蜀人珍焉。」其「蒟酱」以下三十二字，太半用刘德说。但窜入「缘树而生」，「熟时正青」与「
辛香温调五脏」句，而混于扶留之形态。窃疑是后人如李善等所窜入，非渊林原注所有。原注只当云「蒟蒻，草也」云云。夫左思原赋，蒟蒻与茱萸，皆非可以割裂之文义。从来亦无单称蒟蒻为蒻者。东晋世蜀人，如常璩《巴志》，云「蔓有辛蒟」，已称扶留为蒟矣，亦必加辛字以明其为借字。另于《蜀志?犍为郡》僰道县则云「有荔支、姜、蒟。」其蒟字仍指蒟蒻。其《南中志》叙唐蒙事，今本作「蒟酱」，亦后人传写、雕刻者妄改之耳。

　　《齐民要术》引《蜀记》曰：「扶留木，根大如箸，视之似柳棍。又有蛤，名古贲，生水中，用烧以为灰，曰牡犡粉，先以槟榔着口中，又取扶留藤长一寸，古贲灰少许，同嚼之，除胸中恶气。」《隋书?经籍志》作《蜀志》，云「东京武平太守常宽撰」。宽，蜀郡江原人，常璩《后贤志序》称「族祖武平府君」者也。避李特之乱入湘州，又避杜弢之乱入交州。晋元帝嘉其德行，拜武平太守，卒于官。其遗着由其族人赍还蜀，尽为常璩所得。故璩书恒以辛蒟与蒟蒻、枸酱区别。其时蜀人尚未知食槟榔法，故尚无「蒟酱」之名，但知有枸酱而已。则西晋之张载、刘逵，安可能从蜀人得知蒟酱为嚼槟榔之扶留哉。其为李善等以后世浅俗之说窜入刘注，并改「流味番禺」之「
枸酱」为「蒟酱」，可无疑矣。

　　自后汉、三国至晋宋约四百年中，志南方异物，见于经籍所引者，尚有杨孚《异物志》（汉和帝时人），张勃《吴录》，郭义恭《广志》，万震《南州异物志》，朱应《扶南异物志》，谯周《异物志》，薛珝《异物志》，薛莹《荆扬巴南异物志》，续咸《异物志》，黄恭《交州记》（一作黄羲仲《交州记》），刘欣期《交州记》、王隐《交广记》，裴渊《广州记》，顾微《广州记》等书，每有言扶留、槟榔者，皆不与唐蒙故事相缀，亦不云是蒟酱。惟嵇含《南方草木状》乃云：「蒟酱，荜茇也。生于番国（指扶南诸国）者，大而紫，谓之荜茇。生于番禺者小而青，谓之蒟焉。可以调食，谓之酱焉。」称扶留为蒟酱，盖始于含。《文献通考》谓《南方草木状》乃「永兴元年十一月振威将军、襄城太守嵇含撰」，永兴，惠帝年号。则成书在西晋也。（或疑含本传云拜广州刺史，未发遇害。又其乞力伽一条云：「刘涓子取以作煎。」涓子晋末人。则此书非含撰，后人伪托于含也。窃以为写书传钞时代，每有杂取他书窜乱事。非含即无此书。上举诸人，未入广、交者亦多。不能谓含即无此文。）然含只一家私说，迨其书流行，而后遵用者多。入齐梁后，乃无不说嚼槟榔之扶留为「蒟酱」矣。此名物变化发展之时间性不可不辨者，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