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

　　　　　　（二）

　　扶留与荜茇，皆生长于热带气候之胡椒科植物，接触摄氏五度以下之低温即枯死。南洋诸岛与印度支那半岛，几于家家种之。其花与茎叶皆具辛芬，供嚼食槟榔及调味用。扶留比荜茇能耐低温。我国岭南与滇南、海南亦有之。今海南岛有野生者，土人呼之为grum，见胡先骕等着之《广东植物图志》。grum音近于蒌，亦具枸（茍）之发声，此殆嵇含所云「谓之蒟焉」之所据欤？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曰『枸，一作蒟，音寠』。」徐广，晋末宋初人。于《史记》文，存其本字，而随俗作蒟，读为寠音。寠，扶留之促读也。内地曰扶留，粤人呼为蒌也。此枸酱随音转变为蒟酱，说为扶留，渐成浅俗习称之验也。然尚未得成为定论，由刘德、韦昭等汉书注本已通行故也。至唐、颜师古注《汉书》，始斥刘德，专用浅俗之说。其言曰：「刘说非也，子形如赤椹耳。缘木而生，非树也。子又不长二三寸。味尤辛，不酢。今宕渠则有之。」唐时，巴东诸郡、涪陵、宕渠皆种扶留，故师古见其物，狃于嵇含之说，遂谬作肯定。此后《汉书》颜注单行，唐、宋而后所撰书志，如司马贞《史记索隐》，杜佑《通典》，苏恭《唐本草》，宋祁《益部方物赞》，郑樵《通志》，唐知微《证类本草》，李时珍《本草纲目》，以及一切方志，地书，韵书，汇书，直至近世之字典、词典，皆无不谓扶留为蒟酱，而以为唐蒙所食于南越者。宋以来雕版书，自《史》、《汉》外亦皆改易枸酱字为蒟酱。众咻失傅，相与从谬，可胜叹哉！

　　夫唐蒙所食南越之枸酱，若果为嚼槟榔之扶留，则番禺所固有矣，何能远从数千里外之蜀中，越牂柯以运来，而称为「蜀枸酱」哉？此理之易辨者也。而唐宋以来执谬不悟者何哉？推其原因，约有三端：

　　１　六朝以来文士，举凡经籍史籍中有关名物之字，一切惟「先儒之说」是据，不知证验实物。凡其目所不经见之物名，往往依据世俗音称，以与「先儒」遗文相合，无分析判断之力。而后来者又复以为「先儒」之言而遵信之。展转盲从，脱离实际者，无虑数百、千条，固不仅如此枸、蒟之误而已。（陆玑《诗疏》、郭璞《山海经》与《尔雅》注、郝懿行《尔雅义疏》、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及若干研究本草之书，为独能验证实物之言，然亦各有疵谬。近撰《周诗新诠》与校注《华阳国志》所发见者，已数百条。）

　　２　汉武以来，交趾、日南成为中国郡县者数百年，汉人官吏商旅客居其地者渐多，亦渐习于嚼槟榔之俗，并渐传其俗入于乡土。在汉魏时，岭南似已深染此俗，六朝时则已盛行于长江流域，至于朝廷以槟榔作赏赐，戚友以槟榔、扶留相馈遗，死者以必供此二物为遗嘱。（分见宋《江夏王义恭传》，梁王僧孺《谢赐于陀利所献槟榔启》，与庾肩吾《谢赉槟榔启》。）足知其风靡之概矣。嵇含「蒟酱」之说，正创于此时。嚼槟榔风至隋唐时已经风靡于全中国。史文反少及之者，盖亦如布帛菽粟，既成生活寻常事物，则文士不记。仅可于州郡土贡与专记食货之文得之。（唐宋土贡今有明文，商品则无专书，但可从野史、文集中知其一二。）元明以后，似曾遭到政府法禁，其风渐衰。近世，则全国不见此俗。然道咸间流传之戏文，犹有「饱吃槟榔饿吃烟」句。吃槟榔即必同吃扶留、蛤灰。足见清末其风乃绝。颜师古时习嚼「蒟酱」，又知宕渠有扶留土贡，故亦从俗谬定为「蜀枸酱」也。

　　３　扶留、槟榔，俱随食用引种入于内地，槟榔不能生。扶留能生于岭南，不能生于江河流域有霜雪之地。惟独巴蜀之长江河谷内，冬无霜雪，故能引种荔支、龙眼、香蕉、槟兰等热带植物。当长江流域已有嚼槟榔习，因引种扶留失败，而需要商品扶留时，巴地农民引种独得成功，自必精心培养之以为商品。故常璩《巴志》云「蔓有辛蒟」。辛蒟，即扶留也。《蜀都赋》所未及而《常志》言之者，引种成功之时间在西晋末也。巴蜀长江河谷无霜地亦不多。尤以北来寒潮侵入时，室内温度亦每降到摄氏五度以下，故「辛蒟」只能成为园艺作物，冬季需加蔽覆，管理颇为麻烦。苟非国人习嚼槟榔，需此商品，农人亦必不种。是故由巴蜀河谷栽培扶留之盛衰，亦可以推断国人嚼槟榔风之盛衰。唐时，则不惟巴蜀长江河谷种之，且又推广至于宕渠河谷，如颜师古所云。足知此种商品需要量之大与其价值之高。（
宕渠河谷海拔虽较巴江为高，然其北有大巴山横阻寒潮，冬季气候比较安定。故亦能种扶留。）迨入明世，李时珍已未能见扶留实物，故其《本草纲目》虽说扶留为「蒟酱」而述其形态不真实。其辨订「蒌叶」、「蒟子」，一片混乱俱由未见实物也。唐初颜师古见其实物于宕渠，而不知其引种之历史，遂以为蜀地所产先于番禺，并以为唐蒙所食之枸酱也。

　　　　　　（三）

　　以下论述「蜀枸酱」流入番禺之途径。

　　「蜀枸酱」（枳椇酱或枸杞酱）早已成为秦汉间商品，行销中原各地。故唐蒙至越南，一见即能识之。从而测知蜀与番禺之间有一秘密之商道。按《史记》文：蒙见设蜀枸酱，惊异，询设食者以「此物从何处来」？设食者漫指西北方曰「自牂牁来」。蒙不知牂牁为何地。但知番禺城外大河名「牂牁江」。因念「江水必自牂牁流来，故有此名。其源必近蜀，故蜀枸酱浮船此水运达也。」既回长安汇报使命，因遍访蜀贾人以枸酱运入牂牁江之路。蜀贾人畏担「奸出物」之罪，不敢备述其商道。惟曾遵关税制出夜郎者知夜郎即是牂牁，且知其城外行船之水有牂牁江称，隐示唐蒙以线索。所言固真实，可以按验，亦必与蒙有交谊者乃肯言，故蒙亦深信之，而建浮船牂牁以伐越之计也。蜀贾人固未曾以「奸出物」之全面途径告之，蒙亦未知夜郎牂牁江行船不能直达番禺，徒私度其能达而已。迨武帝已采蒙议，命其抚定夜郎与其旁诸小邑，当年置犍为郡。并以蒙为都尉，发巴、蜀吏卒从僰道开路向夜郎，阅二十三年为元鼎五年，夜郎驿道始通而南越反，于时乃发觉牂牁江浮船不能直达番禺。故汉武帝仍兼从豫章，长沙，桂阳，零陵与牂牁五路出兵，会攻番禺。结果是：南越已平，牂牁一路尚未能入越境，则唐蒙本计与地理实际并不适合故也。

　　据《史记?南越传》：「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驰义侯所发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西南夷传》则云：「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恐远行……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汉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会越已破，汉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头兰，常隔滇道者也。头兰已破，遂平南夷，为牂牁郡。」参合分析，驰义侯于夜郎道通以后，应不过旬日可达夜郎。又既已「发夜郎兵」，则当浮船下牂牂江矣。胡为「未下」而「南越已破」？疑由于夜郎人固知牂牁江浮船不能直达番禺。驰义侯亦探知其如此，因重功令，畏后期，（汉法：出军后期当斩。盖曾与所领八校尉，分途觅路指求可再浮船之牂牁江道。自必各募有夜郎人为之向导。）自夜郎（今云南沾益县之黑桥镇）通番禺之水道，就古今地理形势言，有四线：

　一　自夜郎浮船向陆良，改陆行经师宗、广南，至剥隘，约七百里。再浮船右江，经百色、南宁至桂平，入于牂牁江正流，又过梧州、肇庆至番禺。此为四线中水程最长且平便者。然在四线最西南，汉军将必嫌其纡远，七百里陆道又难知，故必更求于其东方。夜郎人亦必有以导之者。

　二　自师宗东向罗平、兴义、册亨、罗甸（三县今属贵州），至天峨（属广西），陆行八百余里，皆距牂牁江（南盘江）北岸不远。然此段河谷郁热而多滩险，不可行船。自天峨以下，虽可行船，礁险甚多。直至来宾以下始平稳。实际水程甚短。在汉时尤多恶瘴，为时人所畏。汉军亦当疑而不取。

　三　自夜郎直东，经普安，镇宁，安顺，惠水，独山，至荔波，浮船下金城江，过柳州，合牂牁江正流。陆道最长，水程最短。然水陆俱较安便。当时亦必有夜郎人引导之。

　四　自鄨县（今遵义）陆行至且兰（今黄平县）。又南经凯里、丹寨，至三角屯（今三都县），浮船都柳江，入广西之融江。过柳州，入于牂牁正流（自独山亦可循此水道入广西）。此线最东，水道开辟最早。然去夜郎最远。其地面全属且兰国。当时犍为郡治鄨，故当驰义侯至夜郎，知牂牁江不能直航番禺后，正倚夜郎向导分途觅路时，又饬犍为太守发且兰兵分一校尉下周水指番禺。传云「上使」，实驰义侯从夜郎人议为之，出多途以求必达也。诏敕初未征且兰兵，而太守催之苛急，故遂反矣。且兰反时，豫章、桂阳两路军已至番禺。驰义侯知终不可能至番禺，故合八校尉分路前进之军专击且兰，灭之。其时则南越已平，故「不下」而还击头兰。「遂平南夷，为牂牁郡。」传云「发巴蜀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且兰。夫八校尉所领，皆驰义侯兵，本是「巴蜀罪人」，见《南越传》。南越只此次反，一击而灭。此前并无击南越者。八校尉既在伏波、楼船两将军合攻番禺战斗极紧张时击灭且兰，则其非自「击南越」战斗中调来又可知矣。而云「尝击南越者」（《汉书》字亦作尝），初疑尝应读如当。嗣念自夜郎行军向南越，虽未至，亦未与战斗，固亦当称为「击南越者」。兹改从击且兰，故曰「尝」也。南越军事，自出军至平定，为时一年。其于牂牁郡内一年之过程，大抵如此。

　　于是可定：蜀枸酱入番禺路，为剥隘、右江一路，不可能是其他三路。从而可定唐蒙所言之牂牁江，即今之南盘江与西江之称。虽然，此亦但究唐蒙所言考订之耳。实则当时蜀枸酱行销甚广。蜀贾人不必只自夜郎输出此物于岭南，亦当有自且兰浮周水以入牂柯江者。自巴入鄨以至且兰，其道更较自僰道通夜郎易。而浮周水至番禺亦较浮右江为近。则巴贾人岂遂不能致蜀枸酱于番禺乎？窃疑唐蒙所食之枸酱，实自且兰来。但蒙至长安所访之贾人，只是蜀贾人耳。设其能访及巴贾人，则汉用二十三年精力以经营之「制越一奇」，应已成熟。直浮融江出番禺，与出零陵之军合力，唐蒙之功斯全美矣。

　　汉世，自司马迁记牂柯江外，学人入南夷者少，续言牂牁江者只桑钦《水经》。《水经》言：「牂牁水东至郁林广郁县为郁水，南流入交址。」末句已错误。宁州陷没后，历隋、唐、宋、元，无能考牂牁江为何水者。明、清世，云南、贵州建省，方志家开始加以考订。其下游为广东之西江；在广西者称为郁江，大体一致。上游是何水，则言人人殊。虽皆依据《史记》「夜郎临牂牁江」一语，而订夜郎位置不同，所指牂牁江亦异。

　　郑珍《遵义府志》定夜郎于綦江县夜郎坝，则指綦江水为牂牁江。田雯《黔书》，定夜郎在桐梓县，则指乌江为牂牁江。莫与俦《牂牁考》，萦回于此二说间，明知其水道不通番禺，亦缘订夜郎于遵义附近，而强为之说。此则当弃者也。

　　郭子章《黔记》，指蒙江（罗甸河）为牂牁江。郑旻《牂牁江解》，定北盘江为牂牁江。意谓夜郎在今黔西南盘江之北。汪士铎《汉书地理志稽疑》主之，而定夜郎为「郎岱」。依西江干流立说，有可取，亦有难通处。

　　《明一统志》、《都匀府志》，定夜郎于荔波。以金城江为牂柯江。黄宗羲《今水经》改为大韦河（惠水）。俱由贵州建省后，贵阳附近地理渐明，竞为新说。惜于水道言之有据，只夜郎位置未合耳。洪亮吉《贵州水道考》，定夜郎于三角屯（今三都县），以都柳江为牂牁江。吴振棫《黔语》遵之。较盘江说与荔波说有进步。洪氏为贵州学使，得遍历各县，故其见解较高一筹。惜其未得为云南学使，不知夜郎在贵州外矣。

　　陈澧《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定夜郎为今广西凌云县。始肯定广西之盘江（红水河）为牂牁江。

　　程封《牂牁考》，始定夜郎于云南罗平县，而以南盘江为牂牁江。屈大钧《广东新语》，曹树翘《滇南杂志》从之。皆干嘉以后人，始留心于滇中求夜郎者也。

　　童振藻《牂牁江考》（载《岭南学报》一卷四期），始推夜郎在云南之沾益、曲靖间。唐钺《水经存、温、?水条文举疑》（载《东方杂志三十九卷九期》），定其位置在沾益。此皆近世学人，由地理实际作出判断。故能远胜前人也。

　　此外，尚多有徒据书本，昧于地理实际，及只片面的地理考察而昧于古史文义之妄推，即无庸列举矣。

　　最后考订牂牁与夜郎之名义，说明牂牁与夜郎在含义上的区别。

　　牂牁之名，最先见于《管子?小匡篇》：「桓公曰：余乘车之会三，兵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牂柯、●、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今按：《小匡篇》多记管仲死后事。此称「桓公」，亦可知桓公死后文。盖管仲信徒所撰，最早不能过战国，晚可能出于秦汉间之方士，与《山海经》作者同时；所言与史实不合，然所举九国则皆实有，如雕题、黑齿，皆南夷部落习俗，为方士远探者所曾见（●，疑是辰字，辰水区产汞，方士所至。不庾音丕，即大庾。山越之古国也，大庾岭困以为名），非虚构。牂柯叙列于巴、●之间，足知其位置。当时自吴、越、巴、荆外，其中五国实尚未能建成国家。「牂柯」，只当是氏族之称，如神农氏、轩辕氏、有虞氏之类。《常志》谓夜郎王族「氏以竹」。竹，夷语译音，其声本为「牂牁」，促读之则为竹也。《小匡》所记，是常璩之前四百年南夷语，时无「夜郎」之称也。《常志》所传，是四百年后，已建成夜郎国时之南夷语，固当微有不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