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会要辑稿

《文献通考》：时上书者言：「四年一贡举，四方士子客京师以待试者六七千人，一有喧噪，其徒众多，势莫之禁。且中下之士，往往废学数年，才学之士不幸有故，一不应诏，沦沉十数年，或累举滞留，遂至困穷老且死者甚众。以此毁行冒法干进者，不可胜数。宜间岁一贡举，中分旧数而荐之。」
王洙侍迩英阁，讲《周礼》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赞乡大夫废兴」，帝曰：「古者选士如此。今率四五岁一下诏，故士有抑而不得进者。为今之计，孰若裁其数而屡举也。」下有司议，而议者乃合奏曰：「臣等谓易以间岁之法，无害而有利，不足疑也。使举子不幸有疾病丧服之故者不致久沉，且程文偶不中选，旋亦遇贡举，则无滞才之叹。而天下所荐举数既减半，礼部主司易以详较，得士必精矣。近年挟书、代笔、传义者多，因使权贵富豪之子得以滥进。盖由人众，有司无繇察。若人少，则诸伪滥势自不容，使寒苦艺学之人得其涂而进。」于是诏间岁贡举，进士、诸科悉解旧额之半，增设明经试法。凡明两经或三经五经，各问大义十条，两经通八、三经通六、五经通五为合格，兼以《论语》、《孝经》策时务三条，出身与进士等，而罢说书举。其还乡里而寓户他州以应选者，严其法。每秋赋，自县令佐察行义保任之，上于州。州长二复审察得实，然后上本道使者。类试已保任，而后有缺行，则州县皆坐罪。若省试而文理纰缪，坐元考官。
时以科

举既数，则高第之人倍众，其擢任恩典，宜损于故。
容斋洪氏《随笔》曰：本朝自太平兴国以来，以科举罗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吕文穆公蒙正、张文定公齐贤之徒是也。及嘉佑以前，亦指日在清显。东坡《送张子平序》以谓，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数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盖为士者知其身必达，故自爱重，而不肯为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贵期之，故相与爱惜成就，以待其用。至嘉佑四年之制，前三名始不为通判，第一人才得评事、签判，代还升通判，又任满始除馆职。王安石为政，又杀其法。恩数既削，得人衰矣。观天圣初榜，宋郑公郊、叶清臣、郑文肃公戬、高文庄公若讷、曾鲁公公亮五人连名，二宰相，二执政，一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公尧臣、韩魏公琦、赵康靖公连名。第三榜，王宣徽拱辰、刘相沆、孙文懿公抃连名。阳寘榜，寘不幸即死，王岐公珪、韩康公绛、王荆公安石连名。刘辉榜，辉不显，胡右丞宗愈、安门下焘、刘忠肃公挚、章申公惇连名，其盛如此。治平以后，第一人作侍从，盖可数矣。
沈氏《笔谈》曰：旧制，天下贡举人到阙，悉皆入对，数不下三千人，谓之群见。远方士皆未知朝廷仪范，班列分《梦溪笔谈》卷九作「纷」。错，有司不能绳勒。见之日，先设禁闱于着位之前，举人皆拜于禁闱之外，盖欲限其前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黼坐者。有司患之，近岁遂止令解头入见，然尚不减数百人。嘉佑中，予忝在解头，别为一班，最在前列，目见班中唯从前一两行稍应拜起之节，自余亦终不成班缀而罢，每为阁门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齐者，唯有三色，谓举人、蕃人、骆驼。
又曰：礼部贡院试进士，设香案于阶前，主司与举人对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设位供张甚盛，有司具茶汤饮浆。至试学究，则悉彻帐幕毡席之类，亦无茶汤，渴取饮砚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毡席及供应人私传所试经义原作「义经」，据《梦溪笔谈》卷一乙。，盖常有败者，故事为之防。欧文忠有诗：「焚香礼进士，彻幕侍经生。」以为礼数重轻如此，其实自有谓也。
按，沈公所记典故，皆源于唐时，宋朝因之，至嘉佑时犹然。后来天下所解进士，非中选礼部侍对亲策之日，不得觐清光。而礼部试士之时，虽无所谓五经学究，然其所以待进士者，礼亦杀于祖宗之时矣。
三年三月十一日，礼部贡院言：「奉诏再详定科场条制，应天下进士、诸科解额各减半，明经别试，而系诸科解名，无诸科处详解一人。开封府进士二百一十人，诸科一百六十人；国子监进士一百人，诸科一十五人。明经各一十

人，并为定额。礼部奏名进士二百人，明经诸科不得过进士之数。别头试每路百人解十五人，五人以上解一人，不及五人送邻路试。明经试大经、中经、小经，试墨义大义各二十道，贴小经十道，试二三道，共为八场，仍不理场第。御试明经大义十道，大经四，中经、小经各三。凡户贯及七年者，若无田舍而有祖父坟者，并听。」从之。
七月二十九日，诏：「应明经举者，内三礼、三传科兼习中、小二经。」
闰十二月十一日，诏曰：「朕惟国之取士，士之待举，皆不可旷久，亦不可以泛冗。泛冗则课校不审，旷久则贤隽或至滞留。是用立间岁之期，以励其学；约贡举之数，以精其选。着为定法，申有司。而高第之人，往尝不次而用，告犹例进，终致溢员。故增其任以养其才，发其进以图其效，此天下之士所同欲，而朕果于必行也。若夫高才异行，施于有政，忠谋善猷，具诸行事，已试之状，为众所推，必有非常之恩，以示至公之道。咨尔多士，体朕意焉。自今制科入三等，进士第一人及第，并除大理评事签书两使幕职官厅公事或知县，代还升通判，再任满，与试馆职。制科入四等，进士第二、第三人，并除两使幕职官，代还改次第京官，送审官院。制科入四等次，进士第四、第五人，并除试衔知县，任满送流内铨，与两使职官厅人比类取旨。」
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诏礼部贡院：「进士曾经御试五举，诸科六举，进士经省

试六举，诸科七举，年五十已上者，具名以闻。」
八年三月五日，诏：「进士七举，诸科八举，曾经御试，年四十以上；进士五举，诸科六举，曾经御试，及进士六举，诸科七举，曾经省试，年五十以上，河北、河东、陕西举人，仍递减一举，令礼部贡院特以名闻。」

英宗治平二年正月二十七日，诏贡院：「如南省发榜故事，合格者以名闻。俟下仍发榜。」
二月七日，诏贡院：「经殿试进士五举，诸科六举，经省试进士六举，诸科七举，今不合格而年五十以上者，第其所试为三等以闻。昨来免解进士趁省试不及者，将来与免解。」以进士孙京等七人试将作监主簿，余三十八人为诸州长史、司马、文学。
三年十月六日，诏曰：「国家承祖宗之休，功成治定，而贡举之法，烦而未安。永惟致治之方，盖本得材之盛。先帝深诏执事，询求其故，诚以士久不贡则学废于闲肆，时旷难逢则人嗟于留滞。故易四载之旧，始为间岁之举。粤自更制，寖闻非便，乃以为里选之牒仍故，而郡国之取减半，计偕之籍屡上，而道途之劳良苦。朕甚闵焉。载图事制之中，俾从更定之令，今后宜每三年一开科场。应天下所解进士、诸科，并以本处旧额四分三分。内开封府、国子监以皇佑四年所解进士、诸科数各四分中以三分为额。所有礼部奏名进士，以三百人为额，明经诸科不得过进士之数。(凭)限年取才，虽为法之末，力学从仕，乃服儒之常。毋专文辞而忘操履之修，毋矜帖对而昧义理之当，服我明训，务祗乃心，庶几得贤，无愧于古。诏示中外，咸体朕怀。恩典不增，其贡举

期缓，士得休息，官以不烦矣。」
《文献通考》：知谏院司马光上言，请贡院逐路取人，其略曰：「朝廷每次科场所差试官，率皆两制三馆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风俗。在京举人，追趍时好，易知体面，渊源渐染，文采自工。使僻远孤陋之人与之为敌，混同封弥，考较长短，势不侔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言虽微陋之处必有贤才，不可诬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国户口多少为率，或以德行，或以才能，随其所长，各有所取。近自族姻，远及夷狄，无小无大，不可遗也。今或数路中全无一人及第，则所遗多矣。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学士皆弃背乡里，违去二亲，老于京师，不复更归。其间亦有身负过恶，或隐忧匿服，不敢于乡里取解者，往往和买监牒，妄冒户贯，于京师取解。自间岁开场以来，远方举人惮于往还，只于京师寄应者比旧尤多。国家虽重为科禁，至于不用荫赎，然冒犯之人，岁岁滋甚。所以然者，盖由每科场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之人，则人之常情，谁肯去此而就彼哉。夫设美官厚利、进取之涂以诱人于前，而以苛法空文禁之于后，是犹决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势必不行矣。」参知政事欧阳修上言：「窈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盖累圣留心，讲求曲尽，以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才是择。又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厚薄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传》曰：『无作聪明乱旧章。』又曰：『利不百者不变法。』今言(世)[事]之臣，偶见一端，即议更改，此臣所以区区欲为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谓偶见一端者，盖言事之人但见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而西北进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进士尔。殊不知天下至广，四方风俗异宜，而人性各有利钝。东南之俗好文，故进士多而经学少；西北之人尚质，故进士少而经学多。所以科场取士，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经学者，各因其材性所长，而各随其多少取之。今以进士、经学合而较之，则其数均。若必论进士，则多少不等。此臣所谓偏见之一端谓：原作「以」，据《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一三改。，其不可者一也。国家方以官滥为患，取士数必难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则却须多减东南之数。今东南州军进士取解者，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取一人，盖已痛裁折之矣。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千余人而所：原作「所而」，据《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一三乙。，是十人取一人，比之东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减东南而增西北，则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

之，此其不可者二也。东南之士，于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选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试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学业不及东南，发解时又十倍优假之，盖其初选已滥矣，故至南省，所试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则东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于他路，理不可齐，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须充足十一之数，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舍颠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专以较艺取人，而使有艺者屈落，无艺者滥得，不问缪滥，只要诸路数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诸路土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则寄应者争趍而往，今开封府寄应之弊可验矣。此所谓法出而奸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广南东、西路进士，例各绝无举业，诸州但据数解发。其人亦自知无艺，只来一就省试而归，冀作摄官尔。朝廷以岭外烟瘴，北人不便，须藉摄官，亦许其如此。今若一例与诸路十人取一人，此为缪滥，又非西北之(北)[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尔。若旧法一坏，新议必行，则弊滥随生，何可胜数。故臣谓且遵旧制，但务择人，惟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选，人自无言，此乃当今可行之法尔。若谓士习浮华，当先考行，就如新议，亦须只考程试，安能必取行实之人议者又谓西北近虏，士要牢笼，此甚不然之论也。使不逞之人不能为患则已，苟可为则何方无之前世贼乱之臣，起于东南者甚众，其大者如须羽、萧铣之徒是已。至如黄巢、王仙芝之辈，又皆起乱中州者尔。不逞之人，岂专西北矧贡举所设，本待材贤，牢笼不逞，当别有术，不在科场也。惟事久不能无弊，有当留意者，然不须更改法制，止在振举纲条尔。近年以来，举人盛行怀挟，排门大噪，免冠突入，亏损士风，伤败善类。此由举人既多，而君子小人杂聚，所司力不能制。虽朝廷素有禁约，条制甚严，而上下因循，不复申举。惟此一事为科场大患，而言事者独不及之。愿下有司议革其弊，此当今科场之患也。」
马端临曰：按，分路取人之说，司马、欧阳二公之论不同。司马公之意主于均额以息奔竞之风，欧阳公之意主于核实以免缪滥之弊。要之，朝廷既以文艺取人，则欧阳之说为是。盖士既求以用世，则奔名逐利，所不能免，不必深訾。至于弃亲匿服，身负过恶者，皆素无行检之人。此曹虽使之长生都城，早游馆学，超取名第，亦未必能为君子。若以为远方举人，文词不能如游学京师者之工，易以见遗，则如欧、曾、二苏公以文章名世，诏今传后，然亦出自穷乡下国，未尝渐染馆阁，习为时尚科举之文也，而皆占高第。然则必须游京师而后工文艺者，皆剽窃蹈袭之人，非颖异挺特之士也。
四年正月二十二日，礼部贡院

言：「看详欲将贡举条制内解额，自后不得增添者，即用为旧额，依今施行。若曾经增添者，将新添人数并在贡举条制元额内，通计为数，然后于四分中解三分，永为定额。」又：「勘会逐州军解额人数不等，其间有二人、三人、五人、六人、七人者，虽折分数，今欲乞应请旧额四分中解三分，不满一人者并解一人。假设旧额十人，今四分中解三分，合解七人外，更有余分，即许解八人之类。每岁贡举，于三月一日起请。今既指定三年一开，欲乞除合开科场之岁依旧三月一日起请外，其余二年更不申请。」并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