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催铺百子帐，待障七香车
——“发展型”的杂俗婚礼详解
（礼服、妆饰、礼器、礼物、仪程等）
平心而论，华夏婚礼的构架几千年来几乎没有大的变化，但风貌则迥异于昔。我们今天最熟悉的汉族婚礼礼服恐怕就是彩绣龙凤的大红吉服、大红盖头、凤冠霞帔加上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了。其实，中国的“大红婚礼”有明确定制的时候已经到了明代。漫漫三千多年，玄黑色的婚礼服一直是主打，尤其是品官以上始终严格恪守周制的舆服和定制；而士庶的婚礼则逐渐有所损益；先是在汉代开始有了婚宴的先例，六朝时一度出现过白色的婚礼服，到了唐代，由于正婚礼可以在舆服上越级的原因，准士庶着绛纱袍亲迎，这大概就是红色婚服的起源，但红衣新婿牵巾的另一端，他的新娘则一袭青碧，“青质花钗连裳”。
颜色是心态的反应，即使婚服的基本形制依然延续汉服的礼服复制，但婚礼的风貌却经历了一个从庄严到喜庆，从理想到世俗的过程。
【婚服】
“发展型”的婚礼，自然少不了“发展型”的婚服。这里的扩展主要针对中下层士庶百姓而言，因为品官以上的婚制还是基本严格遵循周制。纵观历代士庶婚服，深色系的还是占主流，也许是由于距离最近的历史留下的印象最深，“传统婚服＝大红礼服”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在这里我将发展型的婚礼服分成两种服制（唐宋制和明制）来分别述说。
按照礼制，亲迎时舆服规格可向上越级，士庶亲迎穿低品官服。
魏晋南北朝：有白色的婚礼服。《东宫旧事》记：“太子纳妃，有白毂，白纱，白绢衫，并紫结缨。” 白衫不仅用做常服，也可当做礼服。魏晋时期如此大规模地崇尚白色，且使用范围之广，与当时玄学盛行的“以无为本，反璞归真、追求清新淡雅”的风尚有关。
唐：士假绛公服亲迎，有人认为这是红色婚服的起源；女服“花钗青质连裳，青衣革带韈履（同裳色。夫有官者则从其夫之品服）”，即青色的深衣。头上的佩饰为金银饰以琉璃等的钿钗，钿钗有着品级的含义。大胆的色配冲撞，不愧是绚丽的大唐气象，同时也造就了“红男绿女”这个成语。
汉族女子礼服多为深衣制，隐喻女子“德贵专一”，如唐代士女的嫁衣“青质连裳”指的是青色的深衣。然而盛唐时襦裙大盛，到底有没有襦裙制的礼服呢？这种争端主要在于对“钿钗礼衣”的争论。唐代的正规礼书，如《通典》《会要》《旧唐书·舆服制》《新唐书·车服制》《开元礼》等中记录到：“钿钗礼衣者，内命妇常参、外命妇朝参、辞见、礼会之服也。制同翟衣，加双佩、一品九钿，二品八钿，三品七钿，四品六钿，五品五钿。”，既然“制同翟衣”，那么钿钗礼衣也应该是深衣制；而认为钗钿礼衣是一种襦裙式的礼服的观点，论据最早来自中国服装史泰斗沈从文先生的《中国服装史》，书中他指出了盛唐至五代敦煌供养人所着的，搭配钿钗的层层叠叠的规整礼服正是钿钗礼衣，如莫高窟103窟壁画“乐廷瑰夫人行香图”中的盛装贵妇，但他并未解释如何考证得到。这样的服制并非特例，许多如“于阗王后曹氏供养像”等大量敦煌壁画中发现了这种层层叠叠的规整襦裙服，及人物发髻上象征级别的钗钿，都具有某种制度的特征。鉴于沈从文先生一向严谨的研究态度，所以轻易按照那些口径一致，且多撰写于中唐以前的礼书而推翻这种观点也有失严谨。
对于“钿钗礼衣”的考证的确是个难题，因为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仅仅出现在唐代的史书和礼书中，又鲜有实物传世。另外有一种现象不能不注意：唐代杂俗琳琅，中国历史上许多礼制的更易正是起自唐代，颇有深意的是，对于古制旧礼，皇家却一直奉若圭皋，比如，看唐代的礼书会发现，十分严格遵循周礼，也许是三百多年华夏衣冠礼仪离乱的痛苦引发了对华夏先祖经典的深深向往使然。比如唐将婚姻六礼仪程写进了唐律。然而，理想与现实、庄重与喜庆之间始终巧妙而有趣地充盈着绮丽的巅峰盛世。即使上层极力推崇正规的礼制版本，从底层民众发起的杂礼异服还是大领风骚，最后一点点侵蚀到了高层。
天宝前与中唐乃至盛唐，衣冠风尚则有如天壤。总之，钿钗礼衣究竟是什么模样？它同敦煌壁画中的盛唐至五代供养人的钿钗“制服”有什么关系？它是否存在着服制上的变异？诸多内容依然待考。
图示：敦煌壁画中的晚唐至五代供养人，服似有统一制式的襦裙式钿钗礼服。
 图示：唐制婚服风貌示意图
宋：三舍生及品官子孙可假穿九品幞头公服，其余庶人着皂衫衣、折上巾；新妇从风可假凤冠霞帔，婚服大约是青色。
明：士婚，若穿深衣，妇则对应地服真红褙子、红罗裙，假鬓花钿；婿也可假穿九品官服（明朝九品官服是青绿色，文官补子为鹌鹑，武官补子为海马。注：是海中的马，不是我们熟悉的海洋小动物海马。），妇则着凤冠霞帔或花钗，真红大袖衣或圆领女蟒服（同夫级别）、大红褶裙。
 图：明制士婚服
【婚仪】
古礼婚姻六礼一向被恪守严格，还被写入《唐律》，而随着时代推移，异域风尚的影响，婚礼的构架虽大致不变，但在环节上多有增减。除此外，还有随社会习俗、观念改变而调整的，如问名于卜，后世改为合八字。
婚仪增补环节多是在六礼框架之内加了诸多杂俗仪节，唐代婚礼仪节至为繁富，其中有承袭先秦古礼者，如纳采、纳征、亲迎等，有兴于胡俗者，如催妆、下婿、撒帐等，这类婚俗杂俗的兴起主要在士庶阶层，在品官以上基本恪守规整的周制；婚仪简并之风兴于宋。盖唐末五代之战乱，使得婚姻礼俗变异较大，特别是南渡后，江淮闽蜀习尚多濡染士庶之家，故北宋末南宋初的庄绰曾感叹“礼文亡阙，无若近时，而婚丧尤为乖舛。”由于士庶中难行完整的六礼，在官修礼书时也多参照时势。司马光所撰《司马氏书仪》所定婚仪虽仍沿用古六礼，但根据时俗进行了删改和厘订。朱熹以《书仪》为基础，参考程颐的《婚礼》一篇，撰成《家礼》一书，其中婚仪订为“纳采”“纳币”“亲迎”三目，遂为定制，成为后世奉行的“简化版”婚仪的规范。
婚礼的简化：宋代将繁复的“六礼”简并为“三仪”——纳采（议婚）；纳币（定聘、定期）；亲迎（完婚）。
婚礼的增补：主要是些婚仪杂俗添补于六礼构架中，如下：
纳采 环节 从汉代起，纳釆礼就已经不仅限于雁了。当然，雁还是最重要的一种。奢靡之风渐兴，纳采礼依身份的不同而异。百官纳釆礼有三十种，且都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如羊、香草、鹿，取其吉祥，以寓祝颂之意；而以胶、漆、合欢铃、鸳鸯、凤凰等用来象征夫妇好合之意；或取各物的优点美德以激励劝勉夫妇，如蒲苇、卷柏、舍利兽、受福兽、鱼、雁、九子妇等。
隋唐曾规定聘礼的定制，自皇子王以下至于九品皆同，标准为：雁一只。羔羊一只，酒黍稷稻米面各一斛。
问名 环节 后世这一环节中渐渐消去了占卜的成分，发展到后世，改为“合八字”，或称“换龙凤帖”，即换庚帖。这一过程也相当于订婚。俗称“小定”。
纳吉 环节 “归卜于庙”渐渐化成了“合八字”。若二人生辰八字相和则为吉兆，以定婚期。
纳征 环节 得吉兆后由男方择期纳征，正式地定聘书，大事才算落定。这也是男方正式送彩礼的环节。周制婚礼“纳币”，币，原意为彩色丝，后世所谓的“彩礼”正源于此，只是周礼重的是象征意义，而后世就发展成了实际的财物。贫寒人家往往疲于应酬，贵胄世家又乐在炫耀。历代也时有命令的规定，如，《通典》记大唐显庆四年十月诏：“天下嫁女受财，三品以上之家，不得过绢三百匹，四品五品不得过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过一百匹，八品以下不得过五十匹。皆充所嫁女资装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门之财。”
请期 环节 在这一环节里后世发展出了“催妆”“送妆”“铺床”等副仪节。
催妆——男家往往向女家送去一些脂粉首饰类的小礼物，意在“提示”女家尽快履行婚约，实际也是双方增进感情的一种方式。催妆有两次，下一次多是在新娘上车（轿）前。
送妆——亲迎前数日，女家派人将嫁妆送至男家的仪节。
铺床——女家派人至男家铺设新房的仪节，有时和送妆同时进行。女家会派几位有福气的年长女性前来帮助布置新房，包括被褥、帐幔、房内器皿等，并要在床上撒上红枣、桂圆、荔枝干、红绿豆等各式喜果。
亲迎 环节
妇家成礼——汉人乃父系社会，婚礼原无在女家举行之理。游牧民族则因有劳役婚之习俗，婚礼或在女家举行。《北史·高车传》载其婚俗云：“迎妇之日，男女相将，持马酪熟肉节解。主人延宾，亦无行位，穹庐前丛坐，饮宴终日，复留其宿。明日，将妇归。”六朝以来社会既染胡风，且仕子往往游食四方，因而就妇家成礼之例慢慢就承袭了下来，见于唐人传奇者比比皆是。 既在女家成礼，则与传统亲迎之礼抵触，于是二者遂产生巧妙之融合，即先以车自女家迎妇出门，在附近稍事绕行后，再入女家成礼。
催妆、下婿——先秦时人们更重“克己复礼”，嫁女之家无论父母还是女儿没有不伤心的，但新娘并不在这个时候哭泣，最多只会在踏上马车的时候流连地回望阶上的父母，然而自此，女家三日不熄火烛，以寄思女之情；后世的人们开始习惯于感情的率性流露，当新郎亲迎来到女家时，新娘哭哭啼啼不肯上轿最终发展成为一种小小的仪节。从而，催促新娘上轿也相应出现，谓之“催妆”。催妆也源自胡俗。新娘的亲友则要当众试才——有雅兴的，请新郎赋诗，叫作“催妆诗”，质朴的则是五花八门的一番刁难。催妆之后，新娘终于肯出来上轿。上轿前，女家先使一妇人手持灯或镜子向轿中照一下，谓之“照轿”，认为这样可以压邪。并由女童手持铜镜照在新郎新娘身上，以求幸福圆满。
“下婿”也叫“障车”。后世婚礼受胡风的影响，发展出了刁难新郎的习俗，称之为“下婿”。“下婿”有俗有雅，雅的有文人士子中较为流行的催妆诗、却扇诗等。新郎在当场吟诵了“催妆诗”后，新娘方始起身上轿。
花轿——至于花轿的起源，普遍的说法是在宋代，大约是宋代重文轻武，马匹越来越少之故。花轿在迎归男家的路上，吹吹打打，呈现出一派喜庆景象。在传统的婚姻礼俗中，一顶花轿是最不可或缺的道具，由此衍生出来的上轿、起轿、喝轿、宿亲、翻镜、压街（颠轿）、落轿等一系列讲究，把整个送嫁迎娶活动的喜庆气氛推向高潮。
撒谷豆——到了男方家附近，邻人乡亲还要索取吉利钱，就是“拦门”。送亲者以铜钱向空中扬撒，儿童争着去抢，叫做“撒满天星”，另有一个手执花斗，将所盛之谷物、豆子以及金钱、果子等物望门而撒——据说是用以禳避阻挡新妇进门的煞神——称为“撒谷豆”。相传在汉代已经流行，本意在压避青羊、乌鸡、青牛三煞神，但豆与谷都是多子的植物，所以也寓意多子多福。
跨鞍——先秦婚礼时，婿升堂再拜奠雁，女方父母交代其女完毕，婿即引妇出门登车，并无其它仪节。唐时，奠雁之前，则有乘鞍之礼，敦煌所出唐代《张敖书仪》云：“（婿）升堂奠雁，令女坐马鞍上，以坐障瞒之。”此俗应该出自北方胡人，但这种谐音的诠释显然是汉人善于捕捉巧合的智慧——“鞍“谐平安的“安”。也有跨火以压邪的——这一习俗来源于满族。
婿骑马绕妇三匝——先秦婚礼，妇既登车，婿为御（御车人），轮三转后下车，另车先行，俟妇于门。唐代时则有婿骑马绕妇车三匝的婚俗，学者吕一飞认为：北方游牧民族典礼多有骑马绕物之俗，此其风俗所染。此俗影响所及，后世遂无婿为妇御车之礼，而开后世亲迎婿骑马、妇乘轿之先声。
传代——花轿迎至男家，还要经过“拦门”等阻截。新娘要下轿了，但双脚不能履地，只能履青布条、毡席或麻袋。演变至今，已成为娘家小舅子抱新娘上轿、下轿的了。
拜堂 环节 周制昏礼当晚新娘是不见公婆的，第二天早上有正式的见舅姑仪式。从汉魏到唐代，逐渐把拜堂这一仪式改在新婚之夜进行。新郎迎请新娘进门后，二人牵巾并立在高烧大红龙凤喜烛的堂前拜堂成亲。新娘有蒙面红巾、韬穗或遮面团扇。
牵巾——新娘到男方家后，由新郎家女眷亲自打开轿门请下新娘，再由男方家一位有福气的女性长辈将一打成同心结的红绳带交给新郎新娘，二人之间互牵着红绳走进礼堂——这叫作牵巾。牵巾是地道的汉族仪节。
百子帐——汉末渐染胡风，北方多设青庐于门内外迎妇。所谓“青庐”即游牧民族的穹庐，汉人称为“百子帐”，穹庐本是游牧民族的居室，而汉人只在婚礼时专用于交拜。而且多在南北朝时胡族繁多的北朝盛行，南朝罕有。而到了唐，此俗已普及，《酉阳杂俎》同卷云：“今士大夫家昏礼，露施帐，谓之入帐，新妇乘鞍，悉北朝余风也。”甚至此风已经渐染进规整的大夫皇家婚礼。唐陆畅《云安公主下降奉诏作催妆诗》云：“催铺百子帐，待障七香车。”
拜堂成亲——宋代交拜之礼已经流行。司马光《书仪》：“古无婿妇交拜之仪，今世俗始见交拜，拜致恭亦事理之宜，不可废也。” 但拜天地则见于元代，应该来源于蒙古族的天地崇拜风俗。元代拜堂，于夫妇交拜外，尚有同拜天地之礼，即先拜天地，再拜婿之父母，最后夫妇交拜。这就是后世最流行的“三拜”。
合卺 环节 合卺礼中增加了贺客，贺客多了后发展了婚宴；合卺后来也称为“交杯酒”——在唐代即有这一名称，宋代以后得到发扬。《东京梦华录·娶妇》记载：新人“用两盏以彩结连之，互饮一盏，谓之交杯。”需要强调一点，“交杯酒”我们今天普遍理解有点问题，它和“交擘酒”是不同的。“交擘酒”则是我们今天熟悉的“夫妻各执一杯酒，手擘相交互饮”的仪式。
洞房 环节 先秦婚礼在夫妇合卺同牢之后众人便退去，新人们携手入洞房，新婿为新妇解下自订婚日就系在发间的缨，然后就安寝了。而后世婚礼在这一环节中却发展了诸多仪节。
撒帐——在婚筵后，当新郎将新娘迎入新房后，两人一起在婚床帐中女左男右对坐，随后由前来参加婚礼的女宾或司仪边唱边向帐中抛洒金钱彩果，即所谓“撒帐”。据《戊辰杂抄》载，李夫人初至，武帝迎入帐中共坐，饮合卺酒，令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帝与夫人以衣裾接之，云得果多得子多。也许这就是后世“撒帐”的渊源。
结发——侍者将一些预先从新郎头上取下的头发交给新娘，让她和自己的头发梳结在一起，称为“结发”。结发是汉族的原创仪式。
却扇——却扇礼指的是去新娘障面的仪节。自汉代以后，婚礼渐有欢庆的气氛，新娘的障面成为必要。障面最初是团扇，后来多为大红盖头，或者凤冠上的绦穗。新娘以团扇遮面的习俗在汉代已有，并托言源自女娲与伏羲成婚。而盖头的来历有人认为源自先秦新妇所穿的御尘的“幜”，也有人考证为胡俗，盖因胡地多风沙之故，有可能源于唐时的帷帽。
开始，在众人的催促下新娘才却扇，后来则将盖头一直罩到进洞房坐帐后，才由新郎自己动手挑去的。新娘将那一份神秘留给众人，将急切和忐忑留给夫婿。唐代诗风鼎盛，新婿往往赋诗数首才能获得佳人却扇。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嫁娶”载，这一习俗在宋代已十分流行。还有《红楼梦》中那个盖头“掉包儿”之计深深渲染了宝黛的悲剧。挑盖头在后世成为婚礼的固有程序，也是传统婚礼的亮点。
挑盖头用的喜秤一只。至于新娘的“盖头”何以要用秤杆来挑，也有讲究：据说秤杆上标明斤两的星星，由天干地支配合而成，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再加上福、禄、寿三星，恰合十六之数（旧制十六两为一斤），用以挑盖头则大吉大利。
闹房——孔子在《礼记·曾子问》中描述当时的嫁娶情景时说：“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烛，思相也；娶归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端庄的先秦婚礼没有喧嚷纷闹大操大办的场面，在神圣中流露出淡淡的哀伤；而后世新婚之夜，亲戚朋友围坐房中，对新娘百般戏谑，称之为闹房，即古所谓“戏妇”和“戏婿”。明代学者杨慎曾提出闹新房源于晋代，依据见晋人葛洪《抱朴子·疾谬篇》：“俗有戏新妇之法，于稠众之中，亲属之前，问以丑言，责以谩对。甚为鄙黩，不可忍论。” 但是近世学者杨树达先生则提出，闹新房之俗汉代已有，他引证汉末仲长统的《昌言》：“今嫁娶会，捶杖以督之戏谑醴以趣之情欲，宣淫佚于广众之中，显阴私于新族之间，污风诡俗，生淫长奸，莫此之甚，不可不断之也。”可知，闹房从其出现伊始，就被视为一种陋俗恶习。
纵观“发展型”杂俗婚礼，不论是增是减基本都发于民间，几乎是民生世情、兴衰荣辱的映像。官方一开始总是比较排斥，但又逐渐在排斥中不知不觉地移风易俗。比如《通典》载太极元年十一月，左司郎中唐绍上表反对当时不合礼制的婚礼：“士庶亲迎之礼……往者下俚庸鄙，时有障车，邀其酒食，以为戏乐。近日此风转盛，上及王公，乃广奏音乐，多集徒侣，遮拥道路，留滞淹时，邀致财物，动逾万计。遂使障车礼贶，过于聘财，歌舞喧哗，殊非助感，既亏名教，又蠹风猷。请一切禁断。”这正是物质极为丰富的大唐盛世带来的繁荣景象；而两宋间，民众流离，局势动荡，故此简并之风始兴，最后影响到官修礼书中的定制，婚礼从古制“六礼”转为《家礼》“三仪”正是这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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