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尚书·尧典》载，在尧帝时，“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以观测鸟、火、虚、昴四颗恒星在黄昏时正处于南中天的日子，来定出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作为划分一年四季的标准。《尚书考灵曜》曰：“冬至日，五纬俱起，牵牛初，日月若悬壁，五星若编珠。”冬至最早的天文历法意义非常明确，也很有意义。只是时日遥远，我们已经不清楚具体的至日活动了。

　　殷商的历法是阴阳历，殷历的岁首新年在夏至日，但冬至日依然是个很有意义的日子。至少，在发现的甲骨文中得到了有关于日南至（冬至日）于寰丘上祭祀的记载。当时，“至日”“日南”或“南日”，指的都是冬至日。

　　周历的正月是如今夏历的十一月，冬至日正是周历的新年，“冬至”成为一年之岁首。因此，周代拜岁和贺冬其实是合一的。周代礼仪大盛，极重祭祀。《周礼》曰：“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注曰：“冬至日，祀五方帝及日月星辰于郊坛。”）“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于北郊”，一岁之中，至日祭天是很隆重的。

　　秦汉至魏晋，是我国天文历法系统成熟的时期。汉武帝元封七年，重新测算制定了新历法，即太初历。其中，元旦已和冬至分开。该历在西汉末年经天文学家刘歆改造而成三统历，成为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具有蓝本意义的历法。冬至日依然作为历法测算的关键点。

　　尽管新的历法中冬至早已和岁首新年分开，但“冬至”作为重要的节气，在汉代已依然被列为令节，而且相当隆重。《汉书》载：“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四民月令》云：冬至“进酒肴，及渴贺君师耆老，如正旦。”《后汉书》记载：“冬至前后，君子安身静体，百官绝事，不听政，择吉辰而后省事。”这天朝庭上下要放假休息，军队待命，边塞闭关，商旅停业，亲朋各以美食相赠，相互拜访，欢乐地过一个“安身静体”的节日。过“冬节”是自汉代才有的。在冬至前后，从皇帝到百官都停止办公，全部休假来庆贺这个节日。虽然仅剩冬节，但似乎还保留有周代元旦日的年节气氛。可谓“冬至大如年”，这种说法流传至今。

　　《晋书》记载，除了天子祀天于寰丘，还有“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贺，因小会，其仪亚于岁朝。”在那个时候，冬至日在人民心中的分量应该是相当重的，《梁书》和《南史》中都提到一个颇有意思的故事：冬至的时候，一个叫作岐的县官将死囚放回家过节，并严肃地告诉他：“某若负信，县令当坐。”这位大人的苦心没有被辜负，那位讲信义的死囚最后“竟如期而反”。

　　唐宋是中国节日文化大发展时期，“冬至”依然与“岁首”并重，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农、备办饮食，享祀先祖……一如年节。”特别是还放假七天以庆贺。按古代的休假制度，一般是十天休沐一次，放假的频度没有我们今天高，但可以在冬至放假七天，可见其受重视的程度，就算不比正旦，也相当我们今天的五一、十一黄金周了。

　　明清时代，冬至袭古俗，有“肥冬瘦年”之说，冬至日祭祠堂之风大盛。刘侗、于奕正合撰的《帝京景物略》有“百官贺冬毕，吉服三日，具红笺互拜，朱衣交于衢，一如元旦”的记载，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也有“长至……为国大典……预日为冬夜，祀祖羹饭之外，以细肉馅包角儿（馄饨）奉献，谚所谓‘冬至馄饨夏至面’之遗意也。”

　　鉴于历史沿革和民众“冬至大如年”的心理影响，辛亥革命后为顺应民心，曾一度在冬至日设定“冬节”。

　　纵观冬至节的流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本来，在漫漫的岁月流转中，岁时节日但凡失去原有的作用后，大多走向式微、消失的命运，比如寒食节、上巳节。而周代的岁首冬至节，早在汉代就已经明确与元旦分离，为何这份“冬节大如年”的情愫却蔓延至今呢？在过去，没有中央空调没有集中供暖，建筑业也不发达，一般人家还时不时地漏雨夹风。漫漫的严寒已经够折磨人了，还要加上让人绝望的，更加漫漫的长夜。诗人们早就总结出：那黑夜给予的黑色的眼睛，是用来寻找光明的，想想我们条件艰苦的祖先，在寒冷寂寞漫漫长夜中，是怎么望眼欲穿地盼着光明和温暖。不能体会到这点，恐怕不能领略到“冬至一阳生”那种感动。阳气能使万物滋生繁衍，冬至日的阳气始生，真有点风雨如晦中既见君子的惊喜。这一天的到来，带给了大家继续熬冬的希望。更何况，冬至日还可以作为正式年节的演习和序幕。于是，后来人们还给冬至日起了一些喜气的名字，如“亚岁”、“如正”（新正）、“履长节”等。有时候冬至前夜也被隆重起来，称为“冬至夜”。有些地方有冬至夜里家家例宴饮、并享祖先，还有吃汤圆、食印糕等风俗。

　　随着时代的变革，在诸多因素下，冬至节习俗同大多数传统佳节一样迅速地萎缩、变异和淡化了。大多数人心中，对冬至里日头状况的关心还不及一盘饺子，似乎在大多数人心里都有着这样的公式：冬至＝饺子。至于那些有趣的“土炭”“葭灰”“履长”“消寒”“干净冬至邋遢年”、“晴到冬至落到年”……又有几人还记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