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民族传统节日罗列起来,大大小小的约五十五个,可谓佳节连珠、精彩纷呈。但论起压轴戏,非新年莫属。我们的祖先特别重视每一年的开端,因为这一天有“三元”之殊。元,是第一或开始的意思。正月一日,是日之元、月之元和岁之元,这个独一无二的日子可谓全年的黄金日,再加上漫漫历史中数不清的人文积淀,让它成为我们心目中分量最重的那个节日。新的起点,新的气象,新的心愿,全都会在那个时段绽放。
对新年的庆祝在各个文化中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但相似的欢庆背后会藏着不同的民族心态和文化历史。关于传统节日总有各种民间故事传说,其中不乏大量的主观臆断和附会变异——大概人们对于趣味性的东西大概更在意吧;但严谨地探索真正的历史流变路线,同样值得注意。先看看附会出来的通俗传说,相信大家耳熟能详:
相传在古时候,有一种怪兽名字叫“年”,凶猛无比。它不但捕食百兽,而且到了天寒地冻的冬天,因山上不易捕食,便出山进村猎食人和家禽家畜,搞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人们和“年”这种怪兽长期周旋之后,发现了它一些弱点,比如“年”害怕红颜色、火光和响声,因此想出了一些对策:待冬天“年”将要出山害人之际,家家户户门上挂红色的桃木板,门口燃着篝火,再燃放爆竹、锣鼓喧天,“年”一进村来就落荒而逃。待到天亮后,人人兴高采烈,相互道贺,还张灯结彩,杀鸡宰羊,设宴欢庆。年复一年,习惯继承下来,形成一个欢乐的节日,叫“过年”。
这个传说是如今有关新年起源最为流行的版本了,它没有任何时代特征,一看就是附会的模样,但的确是个很可爱的故事。传说毕竟是传说,只能算是心愿美好的杜撰。走出传说的趣味性,站在另一种思路的出发点上溯源,得到的答案就会真实许多。细细咀嚼那个广为流传的新年传说,可隐隐品出一些隐藏的真相,比如,传说中将“年”看成一种怪兽,有着上古岁首蜡祭前一日的“驱傩”的影子;而新年的拜贺宴请,会不会也是上古“庆丰”习俗的孑遗呢?
华夏民族很早就懂得顺应四时之变,在岁时更替的时候总要进行除疫避恶的活动,比如新年前的“扫尘”“洗浴”、元旦前一天的“除日”、应景节物的爆竹、桃符、五辛盘、椒柏酒等。除了“驱邪”还有“庆丰”,也是典型的农耕民族文化形态。许慎《说文解字》有:“年,谷熟也。从禾,千声。”由此可见年的本源和农事收成有关。我们创造了华夏文明的祖先生活在黄河及其支流流域地区,那里的气候土壤下生长的田禾多是一年一熟的类型。一个稼穑的周期是一个收获的历程,这样就称为一年。当一年的辛苦劳作带来丰收的喜悦后,便是尽情的欢庆和慰劳,但更重要的是要感谢祖先和上天的恩赐,祈求明年有同样的丰收;至于驱邪,主要出于远古时期人们对天地的敬畏。那时的生活是何等不易,依赖稼穑果腹的人们除了将希望寄托于对天地先祖的祈求外,同时也“笨拙”地依赖起了自己的力量,比如用巫术来禳除灾祸病晦。因此,每个丰收期的祭祀中,祓除禳解驱邪也逐渐成为固定的节俗活动。
* 蜡祭:原始的新年庆丰仪式
蜡祭是我们这个农业民族的年终祭祀,其主要内容是感谢百神上一年的赐予,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同时伴随一些驱疫避灾的祭祀活动——这就是后世新年祭祀习俗的原始形态。
所谓“蜡祭”,据《通典》,意在“合聚万物而索享之”“万物有功加于人者,祭之以报”。《礼记·郊特牲》有:“伊耆氏始为蜡”,同时记载了一段挺有意思的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可见这蜡祭明显与农业生产有关。
伊耆氏到底是谁,历来说法不一,主要认为是帝尧或者神农。郑玄注《礼记》:“伊耆氏,古天子号也。”孔颖达疏曰:“神农也。以其初为田事,故为蜡祭,以报天也。”注意到《礼记·郊特牲》中一句:“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意思是在蜡祭中以“先啬”为主祀,“司啬”从祭。先啬即神农炎帝,司啬即农官后稷。如果伊耆氏是指神农的话,哪有自己祭自己的道理?孔颖达疏《礼记正义》中也反问道:“神农即为始蜡,岂自祭其身以为先啬乎?”当然,对这个矛盾还是有解释的,皇氏有云:“神农伊耆,一代总号,其子孙为天子者,始为蜡祭,祭其先祖造田者,故有先啬也”。就是说,神农伊耆大概是一个可世袭的称号,并不专属于哪一个人,蜡祭便是后代的神农祭祀先前神农的礼仪了。
蜡祭在夏后氏更名为“嘉平”。嘉,善也。平,成也。仍然是“以岁终万物成就而报其功”。
到了殷商,蜡祭更名为“清祀”。意为“清洁而祭祀也。”
周代恢复本名“蜡”,天子诸侯皆祭,天子之蜡称“大蜡”。周代的蜡祭取“万物”之义而祭之。《礼记》曰:“天子大蜡八”,所祭与农耕有关的八神,依次是:先啬一,司啬二,农三,邮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先啬及司啬是农业神,主管收获。种曰稼,敛曰啬(穑);而农邮猫虫等有“助啬之功”也要感谢祭拜,故云“祭百种,以报啬也。啬所树蓺之功,使尽飨之”。
到了秦汉时,“蜡”开始称为“腊”,并赋予了新的内容,《风俗通义》称,“腊者猎也,田猎取禽兽以祭先祖也”。还有新的解释:“腊,接也。新故交接,伏腊大祭而报功也。”这时的腊祭内容是,“言祭宗庙,旁祭五祀”。至于腊祭的对象,据《礼记·月令》:“天子……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也”。五祀指的是门、户、中溜 、行等神职。
直到历法确定以后,腊的种种祭祀才逐渐被分散并融入后来新年的各种习俗中,尽管隋唐时期蜡祭依然隆重,但蜡祭本身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因而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孑遗在了“腊八”,但其核心思想则融入了岁首的新年。
* 端午粽:忘却的新年祭品
据近年商史学者对甲骨卜辞的研究,殷人是以“大火”星昏见南中为岁首,那么岁末岁首的交接便是在夏季,相当于夏历的五月。这与当时的农耕习惯有关,因为殷历的岁首一月是种黍和收麦之月,新年之日为夏至日。据甲骨文,夏至之日,新麦成,种新黍,所以新年也是一个“食麦日”和“尝黍日”。西周以后,历法的改变,新年移到了夏历的十一月,但殷商新年的庆丰尝黍之日却没有消失,而是演变为后世的端午。黍是古代五谷之一,所谓黍,乃稷之粘者,就是粘性的小米,如今俗称糜子。古时有将黍米用菰叶包裹煮熟并祭献神灵祖先的习俗,包好的黍米成牛角形,故谓之角黍,后来发展成为粽子。这便是端午节食粽的起源。随着历法的变化,殷商的岁首节庆一再“降级”,先是从新年到夏至日,后来夏至不再是五月初五,这一节俗便专属了端午日。岁月之中,那当初的隆重岁首已经难辨其初始的容颜了,每到端午节剥开粽子的时候,除了三闾大夫,你是否还会联想起模糊的、毫不相干的新年?
* 祭祖:庆丰仪式的主要内容
祭祖仪式作为新年庆丰的主要内容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宗法观念下华夏民族对先祖神灵格外虔敬,中国民间的祭祀祷祝活动,在传统的“四时八节”中十分频繁,而最隆重的岁首日往往有最重大的祭祖仪式。
《太平御览》引《尚书·舜典》:“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这里的正月上日、正月朔旦、月正元日,指的都是正月初一这一天,而文祖、神宗都是指帝尧。这里追述了舜继承尧位、登基治国是在元旦,这天舜到尧的庙中祭告。沿袭这一传统,历代的天子都会在元日里祭祖和祭天;对于历代普通人家,同样有着一系列祭祀活动,祭祀的对象一是祖先,一是神灵,规模和次数也都不少,《四民月令》记:“正月之旦,是谓正日,躬率妻孥,挈祀祖祢。前期三日,家长及执事者皆致齐(斋)焉。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家室尊卑无小无大以次列坐于先祖之前,子妇孙曾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又以上亥祠先穑以祈丰年。”
总之,以新收的黍稷飨食和告慰祖先,同时祈求祖先的福荫和庇护,是传统民族心态的体现。
* 驱傩:原始的新年驱邪仪式
新旧年的交接之际,世界各国都有“除旧布新”的习惯。历史上中国的传统习惯是举行一个象征性的驱邪仪式,使它来年不再危害人世,这便是带有浓重巫风的“傩”仪。
腊祭和大傩都是岁末重要的祀典,因此《论语·乡党》篇记载孔子在“乡人傩”时,以“朝服而立阼阶”。晦庵注云:“傩所以逐疫。《周礼》方相氏掌之。傩虽古礼而近于戏,亦必朝服而临之者,无所不用其诚敬也。或曰:恐其惊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对于傩仪的作用,《论语疏》记:“傩,逐疫鬼也。为阴阳之气不节,疠鬼随而作祸,故天子使方相氏黄金为四目,熊皮为帽,作‘傩傩’之声,以驱疫鬼,一年三遍为之。”傩仪在汉朝盛行,在《汉书·礼仪志》中也有记载:“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
从原始的虔诚祈求到后来的驱邪禳灾,可以看出人们在天地中生存方式的转化,是一个从逆来顺受到开始抗争的过程。除了驱傩,新年中还有各种各样的驱邪节俗,如挂桃符、燃爆竹等等。但随着人们对天地间规律的掌握,对各种天灾病晦的了解,这些原始的禳解驱邪习俗又逐渐演化成缤纷多彩的游艺和娱乐项目。比如,傩仪逐渐变成了有趣的面具戏,桃符演化成了春联,爆竹则成了鞭炮和烟花……原始新年的紧张气氛消失殆尽。
日月流转,流传至今的各种节俗往往都难辨其初始的容颜了,但从根本上说,汉民族传统的新年来自于两件大事,一是庆丰,一是驱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