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

　　附甲骨文的三种羌字。

　　　　（据１９３４年哈佛燕京社出版的《甲骨文编》）
　　●●●●　　（表示的一般羌人）
　　●●●●　　（表示卖石器〔玉器〕的羌人）
　　●●●●　　（表示卖丝的羌人〔氐人〕）

　　羌人善养马牛羊。既居河谷，不利于养牛羊，行动咸需于马，故氐族皆有宜于山道之良马及驴行销内地，是谓「莋马」。蚕丝与马，为殷、周间氐人与内地商人市易之两大商品。故秦、汉恒以蚕与马为类。《荀子?蚕赋》谓蚕神「马首」。郑玄注经，谓：「蚕与马同气，故蚕月禁杀马。」《甘石星经》谓房四星其一为「天马」，一为「
天驷」。《协律辨方书》谓：「天马为丛神，为掌蚕之命神。」《唐月令注》谓「先蚕为天驷星」（并据《辞海》引）。而隋唐时以马明王为蚕神。马明王塑像，额上多一纵目，乘白马，此盖表示其神为纵目人，属白马氐类，隐指蚕丛也。宋王钦若驳天蚕为天驷之说（详《
宋史》卷五十五本传），于是朝廷祀典称「先蚕」。废其燔柴，但瘗埋以祭。神亦另作翁媪持茧像，拟嫘祖。人民不愿从钦若说者，乃因马头娘故事，塑女子披马皮者为蚕神。或私祀马明王如故，但改称其庙为白马庙而已。马头娘故事者，唐人所造。谓高辛氏时，蜀人为贼掠去。其女誓于众曰：能使父还者嫁之。家有马，绝?逸去，乘其父归，父不肯以女嫁马。马咆哮嘶啼。其父怒，射杀之，曝其皮于庭。女过其处，皮蹶然起，卷女飞去，栖于桑上。女化为蚕，食桑成茧（
节《太平广记》）。此明是迷信蚕马同气者所造。仍称「蜀人」。远托于「高辛氏」时，其意犹指蜀山氏也。明清人又谓蚕神为「青衣神」（徐光启《农政全书》），谓「蚕丛氏衣青衣」。青衣，白马，皆氐族支别之称。要皆足以说明养蚕为蜀地氐人所创。是为结论之四。

　　近世，有西人传教士着书，谓中国蚕丝业始于山东。其人不知蜀地有蚕丛，有原蚕，但缘山东有柞蚕，有黄丝（较原始的丝色），遂言之。夫若先无天然自生之野蚕以启发远古劳动人民，即不可能有养蚕的创造。四川自岷江河谷入四川盆地，今犹多有野蚕，亦其证也。
　１９７６年任乃强再稿。

　　附二
　　　成都七桥考

　　常璩《华阳国志》云：「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其上文专章记李冰事，未言造桥。此虽补述，犹曰「长老传言」，固疑之也。

　　今按，李冰既穿二江「双过郡下」，即不能不跨江造桥，以通行旅。二江者，郫江，自沱江（毗河）分水，至张仪、张若所造成都城西北，绕少城西，折向东流，过城南之市桥与江桥，至合江亭，与检江合。自灌田外，兼具护卫城防与漕转汶山地区竹木财物之用。是为二江之北江。其故迹，验于今地，则为自郫县三道堰，经成都市区之洞子口、九里堤，与今城内之王家塘、洗马池一带低地，出外东莲花池，至望江楼附近合检江。秦城在此江之北，面积不过今城九分之一、二。其商业繁盛区在市桥附近（属秦少城石牛门外）。其下有石犀渊，相当宽深。汉世展拓秦城，合大城、少城作十八郭，此市与渊均仍在市桥门郭外，当时汉民与少数民族市易，不乐在城内受官吏拘束故也。自隋、唐、宋、明，屡徙城址。明、清两代修建砖城时，则王家塘、洗马池一带已包入砖城之内，而别凿护城河以泛竹木（今云油子河）。城内郫江旧迹次第填平，变成街道，每大雨，街水漫流时，此旧河迹部分恒成泽国，有淹没屋基一、二尺深者，其明验也。

　　李冰二江之检江，远自都江堰内江之宝瓶口外分水，长百余里。即今之走马河，灌、温江、郫、崇庆、双流、新津诸县和成都广大田野之干流。秦时系自今百花潭、十二桥循金河一线，至合江亭，与郫江合。明代筑砖城包金河后，乃更于南门外开护城河，即今南门大桥下河，清代同。城内金河，初亦行船，后渐为沿岸民居侵夺，乃更开拓南门外渠为正流。今则金河渐堙灭矣。冲积平原开河易，可以随时依人意改变河道，其都市土城，亦屡圮，屡筑，移徙不定，故执今地形以求古地名位置者，每每致谬。先瞭解秦李冰二江旧迹与大城、少城之位置，乃可以考订秦之七桥。

　　兹先汇录七桥资料，以便审证：

　　１　常璩《华阳国志》（依新校本）：「西南两江有七桥。直西郫江上曰冲里桥，西南石牛门曰市桥，……大城南门曰江桥，南渡流（江）曰万里桥。西上曰夷里桥。上曰笮桥。又从冲里桥西北折曰长升桥。郫江上西有永平桥。」

　　２　《水经注》卷三十三：「西南两江有七桥：直西门郫江上曰冲治桥。（一本无上曰二字，治作里。）西南石牛门曰市桥。吴汉入蜀，至广都，令轻骑先往焚之。……大城南门曰江桥。桥南曰万里桥。西上曰夷星桥（一本作「夷里桥」）。下（校作亦）曰笮桥。南岸道东有文学……道西城，故锦官也……又从冲治桥北折曰长升桥。城北十里曰升僊桥，有送客观，……李冰沿水造桥，上应七宿。故世祖谓吴汉曰：安军宜在七桥连星间。」（此则明是引据《常志》而以笮桥为夷里桥之别称，以升仙桥入七数。无永平桥。）

　　３　《初学记》卷七《桥总序》云：「蜀有七桥：一，冲里；二，市桥；三，江桥；四，万里桥；五，夷里桥；六，笮桥；七，长升桥。」（此亦明是依据《常志》，未似《郦注》之参杂他书，不用升仙桥。）

　　４　《一统志》引李膺《益州记》云：「一，长星桥，今名万里。二，员星桥，今名安乐。三，玑星桥，今名建昌。四，夷星桥，今名笮桥。五，尾星桥，今名禅尼。六，冲星桥，今名永平。七，曲星桥，今名升仙。」（附原注：「按《益州记》与《华阳国志》多不同。《华阳国志》升仙桥亦不在七星之数。」）

　　今按：李膺从桓温伐蜀，留蜀中颇久，盖与常璩为同时人。而所记李冰七桥与常氏异者，常氏记「故老」传说，李膺记当时星纬家言，《郦注》折衷二家为文。《初学记》则恪遵《常志》也。兹先依《
常志》次第，考订各桥名称，位置如下：

　　冲治桥　　《初学记》作冲里。《水经注》官本作治，朱本、赵本作里。赵一清《水经注释》云：「是唐时写本避高宗讳耳。」今按：秦汉制，县域区划，有乡、亭、里。「乡置有秩三老、游徼。」「
亭有亭长，以禁盗贼。」「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引《后汉?百官志》。）《常志》亦云：「故蜀立里多以桥为名。」编户之法，大十户左右为甲。十甲左右为里。地有兴衰，户有增减。增减度过大时，亦每有分并。先有桥，则里因桥为名，先有里，则桥因里为名，此其大较也。秦已建桥，汉始分里，故可推断冲里桥者，原始当单名冲桥。冲即冲途、冲繁之冲字。秦时成都西侧当羌氐、筰、邛出入之冲，（当时临邛入郡自西门。僰自南门，賨自东门，秦自北门。）故正西之郫江桥曰冲。汉立里，因曰冲里。后遂转为冲里桥。宋人刻书者与传写《常志》者，每因唐避治作里，而误会理、里字为唐人避改，遂妄还为冲治桥。犹俗本《史记》、《汉书》，改元元为玄元，说为黑头之义。亦谓古本为避讳改也。

　　市桥　　秦少城正南为石牛门。门外跨郫江有桥，为市桥，为当时各族人民市易处。汉建益州，称为「州市」，谓一州最大市也。《
寰宇记》卷七十二云：「市桥，在州西四里。」又引李膺《益州记》云：「汉旧州市在桥南，《华阳国志》云，后汉大司马吴汉征公孙述，述妹婿延岑伪遣鼓角麾帜渡市桥挑战，汉兵争观，延岑纵兵出汉军后袭击，大破之。（在《公孙述志》）即此桥也，七星桥之五。」郑樵《通志》谓古市桥「今曰金花桥」。考石犀渊当即今之王家塘。石牛门当在今宁夏街东武担山与文殊院之间，去金花街、五福桥不远。宋代犹能知其处，今难确定何点矣。

　　江桥　　在大城南门外，尝估其桥址当在今城东北方正街、贵州馆街之间。《寰宇记》云：「南江桥亦曰安乐桥，在城南二十五步（
按此谓唐宋之府城）。宋孝武以桥名安乐，寺改名安乐寺。」今安乐寺为人民市场，在盐市口附近，祀蜀后主安乐公刘禅，非古之桥神庙也。

　　万里桥　　在郫、检二江合流处之西跨检江。成都舟运，始畅于此。《元和志》云：「在县南八里。蜀使费祎聘吴，诸葛亮祖之（于此），祎叹曰：『万里之行，始于此桥。』因以为名。」又「明皇幸蜀过此（《寰宇记》作「适此桥」，义较佳），问桥名。左右以对。明皇叹曰：『开元末，僧一行谓，更二十年，朕当远游万里外，此其验也。』」范成大《吴船录》云：「在合江亭西。」考合江亭，当在今望江公园附近。万里桥当在今九眼桥附近。检江，亦即锦江，一名流江，《元和志》曰「大江」，云「万里桥架大江水」也。舟行者自此始，故祖饯者恒于此处。费祎所叹，谓使程之远，正如此桥名，非因有此叹而名此桥也，万里之名，当秦已定，取长江万里为义。《寰宇记》云：「在州南二里。亦名笃泉桥。桥之南有笃泉也。……七星桥之二。」今按「二里」上疑脱十字。或二为八之讹。所举费祎、玄宗两故事与《元和志》同，则道里不能远异。宋之州城距此，亦不能是二里。所言「笃泉」，疑即今之「薛涛井」，本名「笃泉」，清人傅会为薛涛故井也。成都郊区皆饮江水，渠水，不作井泉，惟此有一井泉，故知其为笃泉也。万亦为姓氏字，亦可疑「万里」是里名。

　　夷里桥　　故址当在今盐市口南，跨金河（检江）。本曰夷桥，汉立夷里，遂称夷里桥也。夷字本义训大，训平易，又为姓，齐大夫有夷仲年，又与彝通，不必即为「蛮夷」义。

　　笮桥　　常氏夹叙在七星桥之间。《益州记》、《水经注》，皆以为即夷里桥。《寰宇记》云：「笮桥，去州西四里，一名夷里桥，又名笮桥，以竹索为之。」今按：李冰七桥皆木制之板桥，可行车马。惟此附郭七桥外，乃仍旧为竹索桥，夷里桥决非竹索为之。李冰于成都通临邛道上各渡口皆作笮桥，明着《常志》。其出少城赴临邛之第一笮桥，正跨检江，当在夷里桥上方赴临邛方向，疑是今草堂寺外龙爪堰处，虽李冰作，不在七木桥内。吴汉入蜀，蜀人坚守夷里、万里二桥，军不得渡。故上趋笮桥。延岑乃以鼓角、旗帜，大出市桥，趋夷里，若欲击其后者，汉军争东向夷里御之，延岑乃以奇兵向笮桥击其后方，故大败之，汉堕水，援马尾得出。其时笮桥亦已易木桥，而市桥江桥皆易为石桥矣。今成都南郊四十里，有地名簇桥，亦非秦之笮桥，秦笮桥当跨检江。

　　长升桥　　按《常志》，当在少城西北，跨郫江，约在今洞子口附近。

　　永平桥　　按《常志》文，当在郫江更上游，今踏水桥附近。旧地书于此两桥无所称述。兹订为如此位置者，如此乃合「上应七星」语。北斗七星特明朗。其四星排列略成四方（微作梯形），是为斗勺。其三星排列微弧，接于勺，为斗柄。李冰七桥，市、江两桥跨郫江，万、夷两桥跨检江，亦略成四方形，似斗勺。冲里以西北三桥，皆跨郫江上游，配合恰似斗柄状。如此乃与「七星」形位相应，否则不为「相应」。此应字，只能是相类似之义。北斗七星，斗勺之前端二星为天枢，其间作直线引长更约七倍距离处为北极星（北辰），正当天心，亘古对地面位置不变。北斗七星与其他星群则每昼夜对地面旋转一次（实即地球自转所见的天象），每月之同一时间，斗柄所指的方位又不相同。每一周年，斗柄回指一定方位（实即地球公转所产生的天象）。上古人类，便依据它转向的方位，定出年、月、日、时的历法来。李冰所造七桥，形位与斗宿七星相似，惟不能旋转如斗，每日仅瞬刻与之相应。李冰当时随地理形便造桥，恰有形似北斗之排列。后人遂饰为「上应七星」，传播于蜀人之口，常璩从而采入于书耳。笮桥位置与七星排列不相应，而与万、夷两桥同在检江上，故夹述及之。

　　升仙桥　　即今之「驷马桥」，本汉城咸阳门外护城河桥。张仪筑时应已有木桥，非李冰造。唯郫、检二江上木桥，工程较大，或是李冰造耳。此桥既非跨郫检江，又不与七星排列位置相应，即不当在七桥之内。（《水经注》误入于七星桥。缘《益州记》误。）

　　李膺《益州记》久失传。唐宋人每多引之，文不尽同。如《寰宇记》谓南江桥为「七星桥之一」，万里桥为「七星桥之二」。市桥为「七星桥之五」，余四桥无名次，但有「夷里桥又名笮桥」，不言七星桥次，而与《一统志》所传《益州记》「四，夷星桥又名笮桥」之文正同。故知其出于《益州记》也。然《一统志》所传《益州记》之桥次为一万里桥；二安乐桥（按《寰宇记》，安乐桥即江桥）；三建昌桥，谓即长升桥，其下突然跃越至斗柄中，显有未合，疑原是夷里桥；其四为笮桥，而五为市桥（禅尼桥），顺序乃合，然则李膺本语固以笮桥入于七星与《水经注》同也；其六为「冲星桥」，沿市桥溯郫江而上，次叙合。其七为升仙桥，又不合如上所述。可疑所云「李膺《益州记》」，亦只是后人所妄托。即如长、员、玑、夷、尾、冲、曲等星名，亦非天文诸书所固有，不得为李膺实地考察之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