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

典郡书佐，每郡国各一人，汉制也。各主一郡文书，以郡吏补，岁满一更。
祭酒从事史，汉、魏以来置。宋世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事。自江左扬州无祭酒，而以主簿治事。
中正，陈胜为楚王，以朱房为中正，而不言职事。两汉无闻。魏司空陈群以天台选用不尽人才，择州之才优有昭鉴者除为中正，自拔人才，铨定九品，州郡皆置。吴有大公平，亦其任也（吴习温为荆州大公平，大公平即州都也。後潘秘为尚书仆射，代温为公平，甚得州里之称）。晋宣帝加置大中正，故有大、小中正，其用人甚重（晋刘毅字仲雄，年七十已告老，後举为青州大中正。尚书以毅悬车致仕，不宜劳以碎务，孙尹表曰：“司徒魏舒、司隶严询，与毅年齿相近，管四十万户州，兼董司百僚，总摄机要，议者不以为剧。毅志气聪明，一州品第，不足劳其思虑。”毅遂为州都，铨正人流，清浊区别。其所弹贬，自亲贵始。又干宝称晋宣帝除九品，置大中正。《晋令》曰：“大、小中正为内官者，听月三会议上於东门外，设幔陈席。”又刘毅上表：“刺史初临州，大中正选州里才业高者兼主簿从事，迎刺史。若吏部选用，犹下中正问人事所在、父祖位状。”又《晋起居注》曰：“仆射诸葛恢启称：州都大中正为吏部尚书及郎，司徒左长史掾属皆为中正。臣令领吏部，请解大中正。以为都中正职局司理，不宜兼也。”）。齐、梁亦重焉（梁沈约迁侍中、光禄大夫，领太子詹事、扬州大中正，开尚书八条事）。後魏有之（孝文云：“中正之任，必须得才业兼资者。”太武帝时，崔浩为冀州中正）。北齐郡县皆有，其本州中正以京官为之（乾明中，邢劭为中书监，同郡许与劭竞本州中正，遂凭附宋钦道，出劭为刺史）。隋有州都，其任亦重（晋王广为雍州牧，司空扬雄、太仆高，并为州都）。唐无。
容斋洪氏《随笔》曰：“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从诸藩府辟置为重。观韩文公送石洪、温造二处士赴河阳幕序，可见礼节。然其职甚劳苦，故亦或不屑为之。杜子美从剑南节度严武辟为参谋，作诗二十韵呈严公云：”胡为来幕下，只合在舟中。束缚酬知已，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简遂匆匆。晓入朱扉启，昏归画角终。不成寻别业，未敢息微躬。会希全物色，时放倚梧桐。而其题曰《遣闷》，可知矣。韩文公从徐州张建封辟为推官，有书上张公云：‘受牒之明日，使院小吏持故事节目十馀事来，其中不可者，自九月至二月，皆晨入夜归，非有疾病事故，辄不许出。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若宽假之，使不失其性，寅而入，尽辰而退，申而入，终酉而退，率以为常，亦不废事。苟如此，则死於执事之门无悔。’杜、韩之旨，大略相似云。”
又曰：“唐世，节度、观察诸使，辟置僚佐以至州郡差掾属，牒语皆用四六，大略如诰词。李商隐《樊南甲乙集》、顾《编》、罗隐《湘南杂》皆有之。故韩文公送《石洪赴河阳幕府序》云：‘撰书辞，具马币。’李肇《国史补》载崖州差故相韦执谊摄军事衙推，亦有其文，非若今时只以吏牍行遣也。”
签判。唐制节度、观察判官。
宋有两使、防、团、军事推判官，皆以选人充。太平兴国中，以赞善大夫十五员充诸州节度判官，以王化基、韦、武元颖等为之。盖太宗以诸州戎幕缺官，选朝士补之，俾分理事，且试其才，此签判所由始也。盖选人则为判官，京官则为签判。掌裨赞郡政，总理诸案文移，斟酌可否，以白於其长而罢行之。凡员数多寡，视郡小大及职务之繁简。初，政和改签书判官厅公事为司录，建炎初复旧。凡节度推、判官从军额，察推及支使从州、府名。凡诸州减罢通判处，则升判官为签判以兼之。小郡推、判官不并置，或以判官兼司法，或以推官兼支使，亦有并判官窠阙省罢，则令、录、参兼管。凡要郡签判及推官皆掌除，余吏部使阙，二广许监司辟差（绍熙元年，臣僚言：“广西奏拟签判，多恩科荫老，乞行下转运司，不许差年六十以上昏毛之人。”嘉定二年，臣僚言：“监司有官，州郡有职官，以供签厅之职，或非才不胜任，则按刺易置可也。今乃差兼签厅者，动辄三两员或四五员，其为冗费，与添差何异？乞将诸州郡所差兼签厅官并行住罢。”从之）。
书记、支使，自魏以来有其名（魏太祖以陈琳、阮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宋江夏王恭取邱巨源为掌书记）。陈有文房书记之任（《南史》赵知礼、蔡景历属陈武帝经论之日）。唐景龙中，元帅府置掌书记一人，节度使亦置焉。掌朝觐、聘问、慰荐、祭祀、祈祝之文，与号令升纳之事。後唐长兴中有书记、支使。
宋朝乾德二年，诏历两任有文学者，许两使留後奏充掌书记（诏曰：“管记之任，资序颇优，自前藩镇荐人，多自初官除授。自今历职两任以上有文学，即许节度使、观察使留後奏充。”）。太平兴国六年，诏：“诸节度州依旧置观察支使一员（资考奉科并同掌书记，自今吏部除拟，以经学及诸色人任无出身人充）。凡书记、支使不得并置。”有出身曰书记，无出身曰支使，位在判官之下，推官之上。
推、判官。唐天宝後有判官之名（未见品秩）。後唐长兴二年诏有两使判官、防团推官、军事判官等，是时判官多本州自辟举，清泰中始择朝士为之。
宋朝沿五代之制，两使置判官、推官各一人，馀州置推、判官各一人（《元令》，京府判官至军监判官为幕职官，皆从八品），政和初，自判官至诸曹，改为士、户、议、兵、刑、工曹掾，建炎复旧制焉。
按：州之名起於虞十有二州，後世刺史之所治是也。郡之名起於秦三十六郡，後世太守之所治是也。隋废郡，以州统县。然郡卒不可废也，至唐而复之。然唐太守俱称刺史、使持节，盖所治者太守之事，而所称则州牧之官矣。故所谓治中、别驾之属，其在历代，本州之佐官也；唐郡守称刺史，而遂以治中、别驾为郡官属矣。然唐州牧之官为节度、观察诸使，而其属官则有推官、判官、书记、支使之属。至宋而节度、观察特为贵官之虚名，初不预方岳之事。而州牧之任则自有阃帅、漕、宪等官，而各台又自有掾属。若唐节度、观察之属官，则反为列郡之元僚。盖虽冒以节度推官，观察推官、判官、书记、支使等名，而实则郡僚耳。故叙其职於州佐之後，而不并之於户曹理掾之流，存其旧也。
●卷六十三职官考十七
○京尹（三辅　河南尹）
周官有内史，秦因之，掌治京师。汉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内史为京兆尹（绝高曰京，十亿曰兆。大众所聚，故曰京兆），更名左内史为左冯翊（冯，辅；翊，佐也）。初，秦官有主爵中尉，掌列侯；汉景帝中元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风（扶，助；风，化也），与左冯翊、京兆尹是为三辅，治长安城中（《三辅黄图》曰：“长安以东为京兆，长陵以北为左冯翊，渭城以西为右扶风。”皆治在城中。故赵广汉叹曰：“乱吾治者，三辅也。诚得兼之，直差异耳。”）。银章青绶，进贤两梁冠，绛朝服，佩水苍玉。秩异凡州，所监郡为京师，置尹一人、丞一人（王尊、王章、王骏并为京尹，皆有名。京师称曰：“前有赵、张，後有三王。”）。汉初，三辅治长安。後汉都雒阳，置河南尹，以三辅陵庙所在，不改其号，但减其秩与太守同（後汉延笃、宇叔固，及边凤皆为京兆尹，并有雄名。语曰：“前有赵、张，後有边、延。”赵、张谓赵广汉及张敞）。後汉左冯翊、右扶风属司隶，寻省。魏、晋为京兆太守。至後周都关中，又为京兆郡。隋京兆郡置尹并佐吏，合二百四十四人。唐京兆府本为雍州，置牧一人，以亲王为之。太宗为秦王、中宗为英王、睿宗为相王时，并居其任，多以长史理人。开元元年，改雍州为京兆府，置牧如故。掌宣风导俗，肃清所部。或以亲王居ト而遥领焉。初，雍州置别驾以贰牧之事。永徽中，改别驾为长史。开元初，改雍州长史为京兆尹，总理众务。凡前代帝王所都，皆曰尹（南朝曰丹阳尹，後魏初曰代尹，东魏曰魏尹，齐曰清都尹）。
河南尹，其地在周为王城。成王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曰：“尹兹东夏（盖唐河南牧之任，亦留守之始）。”秦兼天下，置三川守（三川，河、洛、伊也。秦末，李由为三川守）。汉兴，更名三川为河南，後增守为太守。王莽改太守为大尹，改河南大尹为保忠信卿。光武中兴，徙都洛阳，改太守为尹，章绶服秩与京兆同，主京都，特奉朝请（李膺为河南尹）。魏、晋皆为河南尹。後魏太和中，迁都洛阳，又置河南尹。东魏置洛州刺史。後周置洛州总管，寻罢之。隋初为洛州刺史，复为河南内史，至大业初为荆河州刺史，又为河南太守，寻为河南尹，与京兆同。唐武德四年，置洛州都督；贞观十七年，改为刺史；显庆二年，置东郡，改刺史为长史。而洛州本置牧一人，以亲王为之，中宗为周王时及卫王重俊实居其任，多以长史理人。至开元元年，改洛州为河南府，改长史为尹，其牧尹之制一如京兆（诸曹僚佐亦如之）。各有少尹二员，通判府事（京兆少尹，魏、晋以来治中之任。隋文帝改为司马，炀帝又改为赞治，後又改为丞。武德初，复为治中。永徽元年，以太皇帝讳，改为司马。本一员，太极元年，雍、洛二州各加司马一员，分为左、右。开元元年，并改为少尹）。开元以後，增置太原府为北京，官属制置悉同两京（初，武太后长寿元年，以并州后之故里，改为北都，神龙初废。开元十一年，又以并州高祖起义之始，复置太原府，号曰北京。初，开元元年正月，於蒲州置中都，改州为河中府，至六月而罢。後上元元年，复置岐州为凤翔府，又以益州为成都府）。五代都汴，为开封尹。
宋朝牧、尹不常置，太宗、真宗皆尝尹京，後亲王无继者。权知府一人，以待制以上充。掌正畿甸之事。中都之狱讼皆受而听焉，小事则裁决，大事则禀奏，若承旨已断者，刑部、御史台无辄纠察。典司毂下，建隆以来为要剧之任。崇宁三年，蔡京乞罢权知府，置牧、尹各一员，专总府事，牧以皇子领，尹以文臣充（《四朝志》：“尹以亲王为之，号判南衙。凡命知府，必带‘权’字，以翰林为之。翰林学士及杂学士若待制，则权发遣而已。以河南府为西京，应天府为南京，大名府为北京，皆置留守。崇宁中，蔡京奏京畿四辅置辅郡，屏卫京师，以颍昌府为南辅，襄邑县升为拱州，为东辅，郑州为西辅，澶州为北辅。知州兼都总，依三路帅臣法）。中兴驻毕杭州，建炎三年改杭州为临安府，守臣带浙西安抚，多卿监、从臣兼。绍兴三年，诏临安府有奏禀事，许不隔班上殿。乾道七年，皇太子领临安府尹，就东宫为廨，废临安府通判、签判职官，置少尹、判官、推官。少尹依淳化判官例，差侍从以上；判官依《天圣令》，用郎官以上，馀曹掾依旧。府官庭参仍拜。小事少尹裁决，徒流以上悉按判。准表奏则系皇太子衔申中书，以下文移则少尹签书。九年，皇太子辞免临安府尹，其知、通、签判、推判官并复置。
○留守
留守，周之君陈似其任也，此後无闻。後汉和帝南巡，祠园庙，张禹以太尉兼卫尉留守。晋张方劫惠帝幸长安，仆射荀藩等与其遗官在洛阳为留台，承制行事，号为东西台。至安帝时，刘裕置留台，具百官。後魏孝文南伐，以太尉元丕、广陵王羽留守京师，并加使持节。唐太宗贞观十七年亲征辽东，置京城留守，以房元龄充，萧为副。其後，车驾不在京都则置留守，以右金吾大将军为副。咸亨二年，高宗幸洛阳，以雍州长史李晦为西京留守。其後车驾发京都则置留守，以右金吾大将军为副留守。太原府亦置尹及少尹，以尹为留守，少尹为副留守。谓之三都留守。
宋制，天子巡狩、亲征，则命亲王或大臣总留守事。建隆元年，亲征泽、潞，以枢密使吴延祚为东京留守。其西、南、北京留守各一人，以知府事兼之（西京河南、南京应天、北京大名，《分记》）。留守司掌宫钥，及京城守卫、修葺、弹压之事，畿内钱、兵民之政。建炎初，京城有副留守（以检校少傅、宁武军节度使范讷充留守，以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遂安军承宣使郭仲荀副之），又有西京留守，并系执政、从臣充，兼节制军马。其後武林、建业并建行宫，武林视汴都，而建业视三都焉。绍兴四年，参知政事孟庾为行宫留守，从权措置百司事务。六年，有行宫同留守（以左通奉大夫孟庾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充），诏二留守并权赴尚书省治事（是年八月，三省已降指挥，三省、枢密院常程事务并听行宫留守司与决，诏秦桧、孟庾并权赴尚书省治事）。
○都厢
宋朝大中祥符元年，置京新城外八厢。真宗以都门之外居民颇多，旧例惟赤县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厢吏，命京府统之。天禧五年，增置九厢。熙宁三年五月，诏以京朝官曾历通判、知县者四人，分治京城四厢（其先差使臣并罢）。凡民有斗讼事，轻者得以决遣（从知开封韩维之请）。九月，诏许留後使臣一员分左右厢管句。十一月，臣僚言逐厢一月之内断决事件不多，欲止令京朝官二员分领二厢决断所（旧来四厢使仍旧存留，以备诸般差使）。元四年，知开封谢景温请於新城内外左右置二厢，通为四厢。四年罢，绍圣元年复置。绍兴中，临安府先依开封例，於城外南北厢置主管公事，近又於城内左右厢添置官二员，分减在城词讼。其後臣僚言将在城左右厢废罢，其厢官二员移往城南北厢（绍兴二十六年六月，侍御史周方崇言：“临安府先依开封府例，於城外南北厢置主管公事，近又於城内左右厢添置官二员，欲令减在城词讼。本府每日词讼十有七八并判送二厢，逐厢公吏徇情曲法，非理追人，并不系公行遣送下。词讼既多，有非厢官所能行者，一切不决。州府既不与决，两厢又不行遣，人户怨嗟。缘临安府与昔日开封府繁简不同，本府长官置吏不少。见今城南北厢官全阙，欲乞将在城左右厢废罢，其厢官二员移往城北厢所。有城内词诉，令本府依前自行理决。”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