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会要辑稿

十五年二月十二日，礼部言：「秘书郎何淡奏，祖宗之制，诸科举人问大义十道，能以本经注疏对，加以文辞润色发明者为上，或不指明义理，但引注疏备者次之，若引注疏及六分者为粗。其不识本义，或连引他经，文意乖戾，章句断绝者为下。夫经本注疏则学有源流，文先义理则士有器识。世之所谓时文者，亦非不知注疏之

当考，义理之当精，然束于命题之短长，沮于立说之关(健)[键]，穿凿为奇，牵合为工，反以经旨为难拘，先儒为难从。为主司者，但见循习之文多，可命之题少，于是强裂句读，出其所不拟，专务断章，试其所难通。在我已先离绝旨意，破碎经文，何以责其尽合于大义。无怪乎举所得类多新进，坐失老成之才也。乞及科诏之将颁，预下有司，命题不许断章，许出关题，惟意所择，不必尽拘每举句之多寡，求其字之对类，惟务明纲领而识体要，则学有本原，文不浮靡。至于诗赋命题，不拘经传子史，惟体要之当先，毋怪僻以求异同。论策参考理致兼通，以道义淑人心，器识取人才，则士习美而风俗厚矣。」后批送部看详。既而礼部送国子监，据国子博士锺震等聚议：「所陈考校命题事，其取士不为无补。但经义关题一节，庆元四年指挥许于本经摘两段合为一题，又令尽出全题，或三篇之中欲合一题，听从有司之便。后缘外州场屋命题，多是牵合字面求对，更不考究经旨。如以『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合『七旬有苗格』之类，但合七字，更无义理，岂不有碍经旨所以关题自嘉泰元年后不曾再出。今来奏请以全题有限，自后场屋若间题关题，理亦可行。」从之。
《文献通考》：新进士旧有期集，渡江后置局于贡院，特旨赐之餐钱，集英殿赐第之三日赴焉。上三人得自择同升之彦，分职有差。朝谢后拜黄甲，其仪设褥于堂上，东西相向，皆再拜已，择榜中年长者一人，状元拜之，复择最少者一人拜状元，所以侈宠灵，重好〔会〕，明长少也。又数日赴国子监，谒谢先圣先师，用释奠礼，遂赐闻喜宴。侍从已上及知举官、馆职皆(愿)[预]焉。
《文献通考》文武杂试：高宗建炎元年，追复祖宗故事，于科举之外，有文武杰特者试而官之。时郡国荐士四人，适至，命中书省各试策一道。何烈对策，依廷试礼称臣，上以其寒远，一体推恩。既而有言其者，于是降充末名，补下州文学。考官汪藻等皆坐黜，而军中便宜借补者众。诏内有武勇之人，委诸道提刑、安抚司依弓马所格法比试，合格人赴御营使司审试，拟定名目上大省部，给进

武、进义校尉两等文帖换授。既而上言者云，立功之人色目不一，或输家财助国，或赍蜡弹冒险阻，或以进以献策，今率试以弓马，而旧补授至升朝官大使臣者例得校尉，未为允惬，宜令借补文臣试兵书战策以为殿最，余并验实，免试注官。
东莱吕氏曰：取士科目，自夏商以前不见于经，其可见者至周始有。自周后数千载，凡其间废置沿革轻重，就所偏者看，皆自可考。然而考论须见得所以废置因革轻重之所以然，以大略观之，大抵向前重，向后愈轻。且如《周礼》以乡三物教民，谓之宾兴。只看宾之一字，当时盖甚尊事。详考前一段，他时一个本度未数，精详具备，固不必说。只看他宾兴之三年大比，献贤能之书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如此其重。及至后世，如饮墨水，如夺席脱容力，如棘围，如糊名，若防奸盗然，为士者须深思其故。何故古如此重，后世如此轻须当深究之。三代之时，士一进修之至，惟上之人自求之，故如此重。又须看当时之于士，待之甚重，而考之则甚详。后世待之既轻，考之又略。且如《王制》论乡秀士升于司徒曰选士，《司徒》又论其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然后方免其徭役，《大乐正》又论造士之秀者升诸司马曰进士，这里方可受爵禄。司马政官也，以其可使从政也。凡经四级，然后始可从政，然犹未也。司马又辨论官材，论其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而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待其位定，始与之以禄。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前，凡经四级，已入仕之后，凡经三级，经七级然后始得禄，其考之之详如此。成周之时，见得官爵皆天位天禄，不敢轻授。至后世与之甚遽，全以文字高下为进退，盖有以一日之长而决取中身之富贵者。当时考之甚详如此，然论其大略，汉、唐以来，大抵自重而渐轻，自缓而渐速。由汉以来，虽不能如三代拜受之礼，然犹州长身劝为之驾，虽以当时号为谄(敢)[谀]如公孙洪者，犹是乡人劝勉而来，未尝自进。到得后来，唐始令投牒自进，而士始渐轻，此所谓自重而渐轻。自汉至唐，进士登第者尚未释褐，或是为人所论荐，或再应皆中，或藩方辟举，然后始得释褐。至本朝，始放进士及第即放释褐，此所谓自缓而渐速。科目虽多，其间历代常行自有数，自汉至隋以前，惟孝廉与秀才常行。自隋、唐至本朝，惟进士、明经常行。至熙宁后，王荆公用事，改取士之法，自是进士独存，明经始废，熙宁四年，明经科废罢。此其大略可见。其次便是制科，制科却历代常行不废。汉则因事而举，六朝亦间举，至唐及本朝亦未常废。到得熙宁间，王荆公得政，孔文仲对策议新法，制科始罢。至元佑初又再复，得两三举。至绍圣初章惇为相，欲行荆公法，又再罢。景德四年，帝曰：「比设此科，欲求才识。若但考文义，苟有济时之用，安得知今

策问宜用经义，参之时务。」熙宁二年，贤良孔文仲考入第三等，诏毁薄时政，不足收录，告示发付本任。天圣八年，茂才富弼。景佑二年，体用吴育。景佑六年，贤良苏辙、苏轼。大抵三代之时，不专是语言文章，至汉以来，则有所谓射策对策，是时已成科举之习。虽然，尚理会经义，又与时议。到隋炀帝之时，风俗浮华，始有进士之科，方有律赋。自唐以来，孝廉秀士之科尚在，但只是明经、进士二科盛，而秀、孝衰。是时有记问者则得(者则得)明经，有辞藻者则得进士。当时南北未分，两边各自设科。既分之后，后周进士未设，尚自理会秀孝二科。是时南人高南师，北人高北师，各守家法，莫之能定。当时主司有欲优劣之者，反为所难。隋炀帝时，风俗浮华，进士科始立。至唐初间，进士、明经都重。及至中叶以后，则进士重而明经轻。盖当唐之时，文华之士多了，故如此。到得本朝，待遇不同。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至明经之科，不过为学究之类。当时之人为之语曰：焚香取进士，嗔目待明经。才设进士试时，便设香案，有拜跪之礼；才到明经试时，则设棘监守，惟恐他传义。当时进士却有帖经之制，他文士都不屑去记这传义，于是有赎帖。才是进士科试帖经，不知是或作一篇文，或作一赋，便可赎帖经。及至熙宁间，荆公罢词赋，帖经墨义并归进士一科。齐鲁河朔之士，往往守先儒训诂，质厚不能为文辞。所以自进士科一并之后，榜出多是南人预选，北人预者极少。自哲庙以后，立齐鲁河朔五路之制，凡是北人皆别考，然后取人南北始均。庆历中，范文正公、富公、韩魏公执政，欲先试论策，使工文辞者言古今治乱，简其程序，使得以逞，问以大义，使不专记诵，自是古文渐复。一年而三公皆罢政，此制遂停。王文正公为相，南省试进士，当仁不让于师论。时边让、李迪皆有名场屋，及榜出，二人不与。试官取其文观之，李以落韵，边以师为众，与注疏(论)[异]，特奏令御试。王文公以为落韵者不审尔，若舍注疏而立说，不可许，遂取李(出)[黜]边。前辈之守注疏如此严。至王荆公始以注疏不可用，作《三经说》，令天下非从三经者不预选。罢词赋，又以《春秋》有三传难通，罢之。至元佑间，始复词赋，增《春秋》。又至绍圣，章惇执政，欲复介甫法，遂复罢词赋，去《春秋》。后来至钦宗，又始复元佑制。
大抵须是有乡举里选底风俗，然后方行得乡举里选之制。所以杨绾复乡举里选，未几停罢，缘是未有这风俗。今已为士，须思所以为风俗者何由又须深察三代之所以(后)[厚]而后世之所以薄者何故则亦庶乎复古。二十二日，礼部言：「直秘阁知潼川府魏了翁申：据潼川府学教授费洸状，窃见学校课试士人程文，内有

犯祧庙讳字，先准嘉定十年指挥，祖宗祧庙之讳，试闱多用命题，甚知恭事祖宗之意。乞降旨，凡试官出题，并不许犯。若举子程文，只依旧法。已行遵守外，照得祧庙讳字收入《韵略》，公私行用日久，朝廷用之制诰，臣僚用之章奏，士大夫用之名字，考官用之题目，举人用之程文，相承已(孰)[熟]。今来上项指挥止是不得出题，若举子程文只依旧法，举人为见不得出题，故亦私相避忌，亦有更不回避。考官往往过于谨畏，以为不可出题，故亦不敢取放，或舍长取短，不称朝廷取士之意。(乞意)乞备坐旧法及新颁指挥，行下本学，晓谕士人，得以遵守。科举在近，仍备牒试院，分明晓谕，庶免疑惑。本府照得州县间委有此弊，缘元降指挥，考官不得出题，举人只依旧法。考官举人元是一体，今来避就之间，似有抵牾。兼旧法二字，举人或有不能遍知。若止从本府举行，终是未允众论。乞下国子监看详，明降指挥，于四川解试前行下，以凭晓谕。庶几考官举人议论归一，不致互有疑惑，枉被黜落。」送礼部看详。既而礼部送国子监看详：「据国子博士锺震等聚议，检照《礼部韵略》文书式内，该载名讳，如顺祖、翼祖祧讳，即不合回避，各于《韵略》内收入讫。后因本监申审僖、宣二庙祧讳合与不合除去，礼部行下，照应昨来翼祖祧庙体例，寻即于上声筱字韵并平声登欣字韵收入讫。后因臣僚奏祧庙之讳不许试官出题，若举子程文只依旧法。其所谓旧法者，即文书式内该载不合回避之文。且本监申审之后，已于韵内收入，则举子临文不须回避分明。只缘外州试官惑于不许出题一句，是以举人亦被黜落，致令潼川府有前项申请。今看详合照元降指挥，其祧庙之讳，举子不须回避，却照新制试官不许出题行

下遵守。仍乞礼部符下诸路贡举司，一体遵照，庶几今岁科举有司不致疑惑，实为利便。本部今欲从国子监看详到事理施行。」从之。
三月十七日，臣僚言：「设科取士，务在得人。乡举学校之外，有漕牒以网其遗；大比登名之余，有免举以振其滞。法久而弊，冒滥百出。比年以来，禁防益周。尝论其故，互有得失。嘉定九年，奏请免举赴省试，有游学在京，许就礼部陈乞，召朝士一员委保赴试。近者礼部乃以免举冒名难于防检，欲使今后必经本贯及元得解处给据前来收试，曲为之防，诚未为过。然事体有不同，人情有不通，而限以一切，不权可否，因噎废餐，所失多矣。彼论秀于乡，名著桑梓，其存亡可举籍而知，是否可稽貌而定，使从本州岛请据，理顺势便，夫复何疑惟诸路漕试与此不同，若随侍子弟东西南北猬集，一时已难尽考，况至免举，事久日深，乃复使就元得解处经理公凭，道里阻修，岁月浸久，吏牍不无散落，声迹岂复相闻臣往年从官外方，目击其弊，类皆以贫乏孤寒，不能自致，甘心(东)[束]手于不得试者多矣。苟其力足以(轻)[经]营，贿赂以求必，是则将以捄弊，适以启奸。夫使请于礼部，要当稽之至严，责之搢绅以保任之至重也。舍此不取，而取信于外方之吏文，此何为哉乞下礼部，除诸州乡举免解人就本贯保明给据外，其诸路转运司免解人，须与稽考当来漕司所申省试卷子，辨验委非伪冒，许

依元游学在京指挥，就部陈乞，召朝士委保给据赴省。」从之。
四月十五日，臣僚言：「闽、浙数郡，每一大比，终场之数加多于前，而元立解额甚少，士病进身之艰，故冒贯以求漕牒，伪亲以规胄试，买帖以赴监补。躁进诚若可厌，然多士之乡，每数百人纔预一荐，亦可念矣。臣闻救弊之法，有当宽者，有当严者。议臣尝患待补买帖之欺，欲放乡举里选之遗意。继以待补法久，未欲轻废，姑使解试每百人取三人为待补。窃闻买帖就试者多是解额窄少，数郡之士，向也百人取六犹为不足，兹损其半，弊将愈甚。若江、湖、淮、襄，纵待补预名，其来试百不一二。至二广，则阖郡无就补者。比者胄监请申严乡郡保官，方许参学，所谓救弊有当宽者此也。国子解补，取人实优，图牒伪滥，甚以货取。前岁怀不自安者，既首陈驳放矣，顽然无耻者亦多幸免。照得国子牒试年分，本监移文牒官非不详备，而监丞权轻，牒官保官例不批上印纸，及中选然后批，所谓救弊有当严者此也。孝皇在御，科目取士，开导之方，防闲之道，两尽其至。解试每百人以六为待补，淳熙十年之制也。国子试牒官保官，必用批书印纸，淳熙累行申严之制也。乞仰酌祖道，下臣此章，令礼部导用旧制。如其欺伪，犯者必罚。」诏令礼部看详。既而礼部国子监言：「据国子博士葛从龙等聚议，臣僚乞复待补六人之额，皆是见行条制，委实可行。今蒙再下看详，未应已降指挥。契勘待补百人取三人，系熙宁四年初行之法。方行两举，至十年，遂以百人

取六人。目今行之，四十余年。近来伪冒者众，乞更待补之法为乡举里选之制，欲变其法，未损其数，亦百人取六人。拖照逐补常有二百四十人额，若百人取三人，所取未常加损。若百人取六人，所取未常加增。已降指挥取三人，今乞复六名，皆淳熙已行之法，本监难已指定，乞从礼部契勘事理，申省候指挥施行。」都省照得：「国子监牒试，牒官批书印纸，系是淳熙累行申严之制。及(太)太学待补生每百人取三人，系是淳熙四年所行之法。兼有嘉定十四年五月指挥。今来科举在目，自合遵守。」诏令礼部照应已降指挥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