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会要辑稿

定。」又，礼部言乞置《春秋》博士及进士专为一经。又，侍御史刘挚言乞贡举进士添试赋，复置贤良茂才科，新科明法添兼经大义及减人数。诏礼部与两省、学士、待制、御史台、国子监司业集议闻奏，所有将来科场，且依旧法施行。
《文献通考》：侍御史刘挚奏：「国朝取士，试赋论策更百余年，号为得人。熙宁初，以章句破碎大道，乃罢诗赋而改试以经，可谓知本。然今之治经，大与古异，专诵熙宁所颁《新经》、《字说》，佐以庄、(别)[列]、释氏之书，试者累辈百千，用一律。其中虽有真知圣人本指，该通先儒旧说，与时尚不合，一切捐弃。且诗赋、经义均之以言取人，贤否邪正未可遽判，第从有司去取较之。诗赋有声律法度，故工拙易见，所从命题者广，故寡重复。经义命题，不出此书，既可夙具，稍更数试，题多重出。既格律不严，难以一见判其高下，或时得窃他人之文以为己作。此于取弃难易之间，科第当否，由之以分。愿复诗(复)[赋]，与经义兼行。其解经通用先儒传注及自己之说，禁用《字解》、释典，以救文弊，亦使学者兼通他书，稍至博洽。」尚书省又言：「近制，明法举人试律令、大义及断案，谓之新科明法。中其选者，吏部即注司法，叙明在进士及第人之上。古者治本礼义，而刑法仅以助之。旧制，刑法最为下科。然必责之兼经，则犹古者先德后刑之意也。今新科罢兼经，专试刑书，又所取比旧猥多，调拟之法，失其次序。欲加试《论语》、《孝经》大义，仍裁半额注官，并依科目次序。」诏近臣集议以闻。左仆射司马光言：「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采。神宗罢赋诗及诸科，专用经义、论策，此乃复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令天下学官讲解及科场程试，同己者取，异己者黜，使圣人坦明之言转陷于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入于异端。若己论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学者不弃彼而从此何必以利害诱胁如此其急也。至于律令式，皆当官者所须，何必置明法一科，使为士者豫习之。夫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习锻炼文致之事，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
四月十二日，诏进士经义并兼用注疏及诸家之说或己见，仍罢律义。
六月十二日，诏自今科场程试，毋得引用《字说》。从殿中侍御史林

旦言也。
八月二十一日，礼部言：「元丰贡举，令诸进士于《易》、《诗》、《书》、《周礼》、《礼记》各专一经。今太学已置《春秋》博士，乞于上条内『礼记』字下，添入『春秋』二字。」从之。
二年正月十五日，诏：「自今举人程试，并许用古今诸儒之说或己见，勿引申、韩、释氏之书。考试官于经义、论策通定去留，毋于老、列、庄子出题。」
十一月十二日，诏礼部立诗赋格式以闻。既而礼部修立考校条令，《礼部韵》中备载，见遵用。
三年九月九日，礼部言：「勘会诸科举人，自熙宁四年，将曾应本科人许依旧取应，新人许令改应进士及新科明法。至今已十六年，有年三十岁已下六十人。契勘当时即无年十五岁人取应诸科，显有伪冒。缘本贯州县即无勘验关防之法，礼部亦无诸科专籍。今欲乞将旧曾应诸科举人，每三人作一保，具乡贯年甲赴所属自陈。仍检元投下文字，照验置籍，具结罪保明，送礼部类聚。置籍内不见元投下文字之人，即将干照文字勘会诣实，并召本乡得解举人二人委保入籍。如遇科场年分，将得解到省人照验，有伪冒之人，并保人并依冒应法施行。合干官司，依贡举非其人法，知情者不以赦原。后有推恩事故之人，仰州县及礼部逐〔旋〕注籍开落。天头原批：「『逐』，《大典》作『逐旋』。」今据补。」从之。
四年四月十八日，礼部言：「经义兼诗赋进士听习一经，第一场试本经义二道，《论语》或《孟子》义一道，第二场赋及律诗一首，第三场论一首，第四场子

史时务策二道。经义进士并习两经，以《诗》、《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周易》、《公羊》、《谷梁》、《仪礼》为中经。愿习二大经者听，即不得偏占两中经。其治《左氏春秋》者，不得以《公羊》、《谷梁》为中经。第一场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第二场本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余如前。并以四场通定高下去留，不以人数多寡，各取五分，即零分及元额解一人者，听取辞理优长之人。其省试奏名额准此。」并从之。
五月十九日，礼部言：「勘会经义已得旨，许兼用注疏及诸家之说或己见。缘《诗》、《书》、《周礼》三经，旧注疏与新义不同，其音释亦有别处。虑考试官各随好恶，取舍不一。今考校辞赋程文，乞只用旧来注疏及音义。」又言：「勘会试习《春秋》进士，缘只于正经内出题不多，今以《左氏春秋》为大经，自合兼出题目。近添《公羊》、《谷梁》二中经，亦出题不多，合于经传注文兼出题。又恐二传难以称经，乞以《公羊》、《谷梁》并为一中经，止于经传内出题。其先令治《左氏春秋》者不得以《公羊》、《谷梁》为中经，乞勿行。」并从之。
(三)[二]十八日天头原批：「『三十八日』，疑『三月八日』。」，诏：「经义进士并习两经，《左氏春秋》兼《公羊》、《谷梁》或《书》，《周礼》兼《仪礼》或《周易》，《礼记》兼《书》或《毛诗》。」
六月八日，详定重修令所言：「兼诗赋进士，若将《公羊》、《谷梁》、《仪礼》为本经专治，缘卷数不多，即比其余六经未至均当。所有兼诗赋进士，自合依元条，于《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内各习一经。」从之。
同日，详定重修

令所言：「近降为进士将来兼用诗赋，不专经义，遂更不分经去取。今经义进士又添治一中经，亦乞更不分经去取。」从之。
《文献通考》：元佑四年，知杭州苏轼状奏：「据本州岛进士汪溉等一百四十人诣臣陈状称，准元佑四年四月十九日，诗赋、经义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谓学者久传经义，一旦添改诗赋，习者尚少，遂以五分立法。是欲优待诗赋，勉进词学之人。然天下学者寅夜竞习诗赋，举业率皆成就。虽降平分取人之法，缘业已习熟，不愿再有改更。兼学者亦以朝廷追复祖宗取士故事，以词学为优，故士人皆以不能诗赋为耻。比来专习经义者，十无二三。见今本土及州学生员，数从诗赋，他郡亦然。若平分解名，委是有亏诗赋进士，难使(稍)[捐]已习之诗赋，抑令就经义之科。或习经义多少，各以分数发解，乞据状敷奏者。臣曩者备员侍从，实见朝廷更用诗赋本末，盖谓经义取人以来，学者争尚虚浮文字，止用一律，程试之日，工拙无辨，既去取高下不厌外论，而已得之后，所学文词不施于用，以故更用祖宗故事，兼取诗赋。而横议之人，欲收姑息之誉，争言天下学者不乐诗赋。朝廷重失士心，故为改法，各取五分。然臣在都下，见太学生习诗赋者十人而七。臣本蜀人，闻蜀中进士习诗赋者十人而九。及出守东南，亲历十郡，及多见江湖福建士人皆争作诗赋，其间工者已自追继前人，专习经义，士以为耻。以此知前言天下学者不乐诗赋，皆妄也。惟河北、河东进士，初改声律，恐未甚工。然其经义文词，亦自比他路为拙，非独诗赋也。朝廷于五路进士，自许礼部贡院分数取人，必无偏遗一路士人之理。今臣所据前件进士汪溉等状，不敢不奏，亦料诸处似此申明者非一。欲乞朝廷参详(参)[众]意，特许将来一举随诗赋、经义人数多少，各纽分数发解。如经义零分不及一人，许并入诗赋额中，仍除将来一举外，今后并只许应诗赋进士举。所贵学者不至疑惑，专一从学。谨录奏闻，伏候旨。」【贴黄】诗赋亦自兼经，非废经义也。
又，诏举经明行修科，分路立额，共六十一人，州县保任，上之监司。监司考察以闻，各用其州县额，无其人则缺之。
王觌言：「人情进取相妨则相(指)[挤]挤：原作「指」，据《文献通考》卷三一改。，若经明行修科侵用其州解额，虽名实孚应，众必合意诋之。此科本以厚风俗，恐俗未及厚，而反败之也。乞创额以消争进。」
权知贡举苏轼言：「今名器爵禄出之太易，每一遇科场，进士、诸科及特奏名约八九百人。祖宗旧制，礼部奏名至御试而黜者甚多，至嘉佑末年，始尽赐出身。近岁杂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又进士升甲，本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特升之，皆出一时圣断。今礼部

十人以上，别试国子、开封解试、武举第一人，经明行修进士及自该特奏而预正奏者，皆定着于令，递升一甲。法在有司，恩不归于人主，甚无谓也。」
轼又言：「比得命案例，具今举该特奏者，约已及四百五十人。今又许例外递减一举，则当复增数百人。此曹垂老，无他进望，布在州县，惟务黩货以为归计。前后恩科命官几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奋厉，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以此知其无益有损。议者不过谓初政宜广恩泽，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而所至州县，举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也!愿断自圣意，止用前命，仍诏考官量取一二十人，诚有学问，即许出官，其余皆补文学、长史之类，不理选限，免使积币之极，增重不已。」
五年七月八日，太学博士孙谔等言：「贡举条诗赋格式有所未尽，如韵有一字一义而两音者，若『廷』字『防』字『寿』字之类，不敢辄指一声；押用字有合用，而相私传为当避者，如分寸尺丈引之『引』、杼袖其空之『杼』之类；又有韵合押，而《礼部韵》或不收者，如傅说之『说』及『』字『瀇』字之类，并自合收用。」从之。
十一月二日，右正言刘唐老言：「请治经举人以大义定去留，词赋而兼经义者以诗赋定去留，并以论策定高下，仍依旧分经考校。」从之。
十二月十八日，殿中侍御史岑象求言：「近岁南省考试，分卷取人，又五路别立额，奏名颇滥。」诏礼部详定以闻。五路立额数目，检会未见。
六年六月十四日，给事中范祖禹言：「左谏议大夫郑雍奏贡举条程文，经义每道不得过五百字，策不得过七百字，如过二分，虽合格并降一等。今辞理优长者，往往过数，欲用旧制，不以过数为限，广收闳博之儒。令礼部详定闻奏。窃谓对策字数不当立限，众所共知，其理不疑，不必更令礼部

详定，乞并用旧制。」诏从之。
八年三月十三日，礼部言：「检准元丰礼部令，诸开科场，每三年于季春月朔日取裁。本部勘会，昨元佑五年发解，至今已及三年。」诏所有今岁科场，依例施行。
五月二十七日，礼部尚书苏轼言：「伏见《元佑贡举》，诸诗、赋、论题，于子史书出，如于经书出，而不犯见试举人所治之经者听。臣今相度，欲乞诗、赋、论题，许于九经、《孝经》、《论语》、子史并九经《论语》注中杂出，更不避见试举人所治之经，但须于所给印纸题目下备录上下全文，并注疏不得漏落，则本经与非本经，与举人所记均一，更无可避。兼足以示朝廷待士之意，本只为工拙，为去取，不以不全之文掩其所不知以为进退，于忠厚之风，不为无补。」诏从之。今来一次科场，未得出制度题目。
十二月二十四日，翰林学士范祖禹言：「窃见祖宗时，知贡举官止以出题较艺为职，专意抡选天下之士，间得奇伟绝异之才，由其用心精一也。承平日久，举人寖多，比岁以来，法令益密，知举官受接词状，兼治杂事，日力常苦不给，为之者无不告劳，非复曩之优裕也。夫承平之世，政事所宜从容。况选贤取士，朝廷必重，择其人付以文柄，今乃疲弊于吏事如此，恐非设贡举之意也。臣愚欲乞每遇贡举，别差礼部郎中一员专治杂事，凡词状之类，委知举官判送检法施行，庶使知举官专意于考校，以副陛下求贤之意。」又奏：「考

试刑法举人，准例差官十四人，员数过多，亦妨本等治事。臣等询问，可以减半。据今举就试人数，只合差官七人。乞今后减半差官。若就试人增减数多，即所差官亦随数增减。其专治牒亲戚官，止令考试刑法官一员兼领，并乞下礼部施行。」
绍圣元年五月四日，诏：「进士罢试诗赋，专治经术，各专大经一、中经一，愿专二大经者听。第一场试大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第二场试中经义三道、《孟子》义一道，第三场试论一首，第四场试子史时务策二道。」
六月十五日，太学博士詹文言：「《元佑贡举令》进士不得引用王安石《字说》，乞除其禁。」从之。
《文献通考》：绍圣元年，礼部已定御试三题条约，至三月诏仍试策，又诏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仍除去《字说》之禁。
七月二十七日，礼部国子监言：「议定到举人将中经各随大经分定，《春秋》兼《书》，《周礼》兼《易》，《礼记》兼《诗》。所有愿治两大经指挥，乞不行。」诏：「将来科场，权且试一经，后次即依礼部所定。其所试《春秋》，许于三传解经处出题。虽缘经生文，而不系解经旨处，不许出题。仍并试策三道。」
九月十一日，考试所言：「《元丰贡举敕条》分经取人，昨元佑间兼用诗赋，即不得分经。今既专用经义，未知止取文理优长者为合格，或分经通融分数去取。」诏依旧条，分经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