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初，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布了第七七八号作战命令，这份命令的内容很少有人知道，但这份命令的一个附件，却对后来的东北抗日联军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异常活跃的抗联部队进入了最艰难困苦的岁月。这个附件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虽然倾尽全力剿灭东北抗日武装，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反而越发强大起来。为了彻底扑灭东北大地上的抗日烽火，日本关东军制定并实施了《满洲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第七七八号作战命令的附件。

　　在这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中，第一年度重点针对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抗联，进行肃正试点；第二年度在东北全面推行“肃正计划”；第三年度对东北抗日联军的剩余力量进行“彻底肃清”。《“满洲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的制订，表明日本关东军已经承认“九·一八”事变的六年来，他们“讨伐”东北抗日力量遭到了失败，并准备为剿灭东北抗日联军付出更大的代价。而对于抗联将士来说，这一计划则标志着一个更加残酷的斗争时期即将来临。

　　这一计划的出台与一个叫佐佐木到一的日本军人有着直接的关系。

	抗联战士

　　日本陆军少将佐佐木到一，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早年曾在中国的华北和华南地区从事谍报活动。1927年3月在南京出任日本与国民政府的联络官。五年后由日本第九师团参谋长升任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并一手主持策划了《“满洲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随着这个计划的实施，东北抗日联军一个最阴险的对手从幕后走到了前台。

　　1936年4月，佐佐木到一从东北全境抽调两万七千人的机动部队，共六个旅加三个团，并亲自担任这次独立大讨伐的总指挥。佐佐木到一与东北抗日联军的交手就此拉开了序幕。

　　在以往的抗日游击战中，东北抗日联军经常采取的战术就是突袭伏击，时聚时散，并利用深山密林为依托，能打就打，不能打就隐入山林，一直让擅长于正规作战的日本关东军束手无策。然而，在日军的这次讨伐中，抗联部队很快就发现，日军战术发生了新的变化。日军采用的新战术名叫“蓖梳山林”。蓖，是指女人梳头用的篦子，篦齿之间缝隙十分严密。“蓖梳山林”战术顾名思义，就是要像用篦子梳头一样将讨伐地区梳理一遍，从而把活动于深山密林中的抗联部队“梳理”出来，一网打尽。

　　针对日军的“蓖梳山林”战术，东北抗日联军在战斗中将部队化整为零，并且迎着日军拉网的方向穿插。由于日军兵力所限，不可能做到人挨人肩并肩，小股分队之间必然留有缝隙，所以，抗联部队各战斗小组往往能够从讨伐日军的缝隙中穿插出去。

　　虽然日本关东军制定的新战术，没有完全达到预想目的，但还是给抗联部队的活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在军事上采用新战术的同时，日本关东军还在东北全境收缴民间武器，严格禁止火药的生产和流通，并在东北抗日联军经常活动的山区修筑“战备道”。

　　这是我们今天拍摄到的“战备道”遗迹，这些在东北山区中蜿蜒交错的战备道路，将大片丘陵地带分割成小块区域，使抗联部队的活动空间进一步缩小。同时，他们还开始沿战备道铺设电话线路。

　　1936年，日本关东军《满洲国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开始实施，东北抗日联军官兵虽然凭着机智和顽强，与日本关东军的军事讨伐和经济封锁进行斗争，但他们已越来越明显地感到，战斗空间在大大压缩，生存处境更加艰难。然而，他们不知道，佐佐木到一又一个更加残酷、血腥的计划，此时已经成熟，并即将在东北全境推开。这一计划的实施将彻底隔断东北抗日联军与东北民众之间的联系，导致抗联将士步入了历史上最为艰难困苦的岁月。

　　在今天的东北农村，人们还能看到像这样布局方正的村庄，村庄的周围依稀可见深壕和围墙的痕迹。60多年前，这种由日本关东军专门组织建造的村落遍布东北农村的广大区域。它当年的名字叫做“集团部落”，老百姓又叫它“大屯”。

　　那么，日军为什么要修建“集团部落”呢？它当年的规模又有多大呢？它又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建造起来的呢？

　　在吉林省档案馆里，保存着“伪满洲国”时期的大批秘密档案，我们从这里查到了最早的有关建设“集团部落”的文件。

　　1934年12月3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下达的《集团部落建设计划》的秘密档案中对修建“集团部落”的目的表述得十分清晰：“为了确立治安，使民匪分离，断绝其对匪团的粮道和武器弹药补给途径，（使匪贼）欲穿无衣，欲食无粮，欲住无屋，绝其活动之根源，使其穷困达于极点，俾陷于自行歼灭之境。”

　　这份日本关东军档案中提到的“匪贼”、“匪团”，都是专指东北抗日联军。那么，这份档案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呢？

　　当时的东北由于地广人稀，三三两两的农户和猎户遍布田野山川，而他们往往成为抗联部队活动和生存的支点。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全境实行“集团部落”政策，就是要把这些农民和猎户全部集中到一个特别建造的“大屯子”里，对东北抗日联军实行坚壁清野。

　　那么，这样的“大屯子”究竟是怎样建造的呢？它又有什么样的标准和规模呢？

	抗联最初的武器

　　从当年日本关东军在空中拍摄的“集团部落”照片上可以看到，集团部落实际上就是一个缩小的城堡。它长200米，宽200米，外有土墙、壕沟和铁丝网，四角有炮楼，城内十字形道路把居住的人口分成四个区域共100户，屯子中央设有警察所和警备队。

　　对于东北老百姓来说，修建“集团部落”却是一个极端残酷的政策。日本关东军强迫他们离开自己世代居住和生活的家园，就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路。

　　黑龙江省汤原县的太平川，原来是一个有着500户人家的大镇子，它也是抗联第三军和第六军的活动基地。日本关东军为了在这里强行修建“集团部落”，先是把镇子西边300余户人家的民房全部烧毁，然后又把镇子东边的民房全部扒掉,仅留中间的十余户,作为“集团部落”的修建点。同时，日军还将附近的12个自然屯约140多户人家，强迫并入太平川“集团部落”。对反抗者，日军一律实行集体抓捕和枪杀。

　　这就是日军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下建立起来的“集团部落”，这种“集团部落”遍布东北全境。

　　那么，在“集团部落”内部，为了防止老百姓援助抗联部队，日军在“集团部落”内部实行极其严格的保甲制度和十家连坐法，即一家援助抗联，十家同时论罪。除此之外，他们还制定了专门防止老百姓支援抗联部队的具体规定，比如，外出或来客必须到警察所报告，经批准后才能外出或留宿客人；“集团部落”中12岁以上的住户必须随身携带身份证明书，出入都要严格检查；为了防止老百姓给抗联部队送粮，“集团部落”不仅实行严格的粮食定量，平时外出下地干活也只准带一顿饭的干粮.

　　到1939年时，全东北共建成“集团部落”12565个，有5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被强行迁入了实行残暴统治的大屯子里。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此时的佐佐木到一认为，纵然老百姓有援助抗联之心，也难伸出援助之手了。

　　佐佐木到一根本没有想到，就在如此严密的封锁下，老百姓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地为抗联官兵送衣送粮。

　　而老百姓拼着性命送出的粮食毕竟有限，艰难岁月中的东北抗日联军只能依靠秘密营地的储备来坚持斗争。尽管在频繁转战中，兵员得不到补充，部队人数锐减；尽管有的秘密营地在长期得不到补给后已经弹尽粮绝。但是饥寒交迫的抗联将士依然表现出了惊人的乐观和对胜利的信心。

　　1938年下半年，一直活动在吉东深山密林中的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在日记中记述了一个极其困难的秋冬之际，他在9月20、21日这两天的日记中写到：“是晚之时在小溪谷露营，乘马饿毙者十余匹；昨今两日无食，冻饿交加。”

　　11月16日他又在日记中记述：“战斗员足鞋破烂，衣裤单薄，不但不足以御冬寒，甚至不能步履；封锁严厉，群众隔绝，补充之困难不能无所焦急也。”

	满洲省委三任军委书记

　　在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的苦斗中，几乎每天都有人倒下。为了生存下去，为了继续战斗，在日本关东军实施军事讨伐与经济封锁并举的三年里，东北抗联的三路大军在不同的时间采取过同一个战略动作：向西突围，跳出包围圈去寻求新的转机。

　　这就是东北抗日联军具有战略意义的西征，它同时也掀开了东北抗联历史上最为惨烈、最为悲壮的一页。

　　从当年抗联三路大军西征的战略构想上，我们可以看出：杨靖宇的第一路军派出了最强的两个主力师；周保中的第二路军派出的是所属四个军中最能征善战的四军和五军；赵尚志、李兆麟的第三路军也派出了自己的主力第三军和第六军。他们将分别从南满、吉东和北满抗日根据地出发，奔赴千里之外的辽河、大兴安岭和松嫩平原。

　　那么，东北抗联的三路大军为什么要舍弃已经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不约而同的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西征呢？在这次跨越四年、蜿蜒数千里的西征途中，这些抗联的精锐部队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辽宁本溪的和尚帽子山，是东北抗日联军西征最早的出发地。1936年6月，抗联第一军在这里召开了动员大会，拉开了整个抗联部队西征的序幕。而此时最早谋划第一路军西征的总司令杨靖宇，对此次西征还有更深一层的战略预想。

　　此时东征抗日的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已经到达长城以北的热河，而热河距离南满并不遥远，杨靖宇认为，从战略发展态势上看，如果抗联第一路军的西征能够打到热河与中央红军会师，那么，不仅可以改变眼前孤立无援的艰难局面，甚至可能造成东北抗日联军协同中央红军对日本关东军构成战略上的两面夹击。

　　正是为了在寻求转机的同时打开新的抗日局面，杨靖宇在第一路军的西征中，毅然决然地投入了最强的两个主力师！杨靖宇十分清楚这样的抉择意味着什么……。

　　摩天岭战斗是抗联第一路军西征途中打的第一仗。摩天岭，位于本溪、海城、岫岩之间，1936年7月15日，西征部队参谋长李敏焕率领保卫连与日军守备队在这里遭遇。李敏焕先敌进入伏击阵地，乘敌不备突然发起攻击，日军大尉今田当即被击毙，其余四十八人全部被歼。

　　西征部队虽然首战告捷，但由于东北平原十分有利于机械化部队机动，闻讯赶来堵截的日本关东军越来越多，仗也越打越艰难，西征行动的突然性完全丧失，为避免西征部队被日军合围，抗联的指挥员决定停止第一次西征。

　　第一次西征的失利，并没有使杨靖宇丧失西进的信心，他随即组织了第二次西征。针对平原地区日军行动快的特点，杨靖宇决定集中抗联第一路军全部战马，把第二次西征部队改为骑兵，加快行动速度。同时，他还重新选择了一条新的西征路线：避开日军重兵屯集地区，跨过辽河，挺进热河。1936年11月底，第一路军第二次西征的骑兵部队踏上了征战之路。然而，当他们出其不意的越过南满铁路，顺利到达辽河岸边时，西征将士们却大吃一惊。

　　寒冬季节，往年早已结冰的辽河竟然没有封冻，几百名西征将士只能眼望辽西，对河兴叹。此时日本关东军追兵已到，在辽河边抗联西征部队又开始了一次殊死搏杀……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的两次西征虽然先后失利，但却从战略上动摇了日本关东军对南满根据地的大讨伐，并在西征途中打击了日军，扩大了东北抗联的声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东北抗联三路大军先后发动的西征，不论胜败与否，都蕴藏着战略上的主动，蕴藏着苦斗中的光荣。

　　1938年6月，周保中领导的抗联第二路军，从吉东根据地开始西征。他们西征的目的地是黑龙江省五常县的九十五顶子山。与杨靖宇第一路军西征不同的是，那里已经有抗联第十军在坚持战斗，只要到达九十五顶子山，与第十军汇合，抗联第二路军的西征就能取得成功。但日军已经在他们西征的必经之路上布下重兵，等待着第二路军西征将士的将是一场接一场的恶战。

　　8月15日，英勇善战的抗联第四军连续突破日军二十多道封锁线，杀到了黑龙江省五常县的拉林河畔，此时的第四军已是伤亡惨重，弹尽粮绝，部队从出发时的一千二百人锐减到一百余人。这时，只要他们渡过河流，就能到达西征的目的地九十五顶子山。然而，等待着他们的是由日军精锐部队组成的又一道死亡封锁线。第四军将士没有半点的犹豫，于当天午夜发起了突破最后一道封锁线的冲锋。因为缺少子弹，许多战士用刺刀与日军拼死搏杀。当军长李延平、副军长王光宇率先冲到拉林河边时，身边只剩下十几名杀红了眼的战士，其余近百名官兵在不足几十米的冲锋中倒在了血泊里。军长李延平带领剩下的十几名战士，与四处搜捕他们的日军在拉林河畔周旋，仍然准备寻机渡河，完成西征的最后使命。但在几天后的一次遭遇战中，军长李延平不幸中弹，血洒拉林河畔。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1938年冬天，当副军长王光宇带领西征第四军最后的四名战士，终于渡河到达九十五顶子山时，却再次与日军突然遭遇，在短暂而激烈的一场战斗后，第四军仅存的五名勇士全部英勇牺牲。

　　拉林河畔的枪声停息下来，第四军1200名将士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下抗联西征历史上最为壮烈的一笔。

　　正当抗联第四军在拉林河畔浴血苦战的同时，1938年8月，抗联第三路军从北满根据地又开始了以黑龙江省松嫩平原为目的地的西征。这一次西征选择的是穿越小兴安岭人迹罕见的原始森林。抗联部队在高山密林中战斗和生存的能力虽然要比日本关东军强，但是，抗联第三路军西征的艰难不仅仅来自于与日军的作战，他们从踏上西征之路的第一天起，就始终面对另一种艰难。

　　此时的西征将士已经不但为消灭日军而战，还要为生存而战。为了生存，他们吃过草根，吃过树皮，吃过身边一切可以吃的东西。因为只有先生存下来，才能完成西征的光荣使命，才能更好的打击日军。

　　然而，和饥饿相比，小兴安岭冬天零下40多度的寒冷，对于缺衣少穿的抗联第三路军西征部队来说是最致命的困难。

　　在这种饥寒交迫的情况下，饿了可以吃草吞雪充饥，但寒冷却不同，就是冻僵了也绝不能烤火——因为一有烟火，就可能被敌人的观察哨或飞机发现，导致部队行踪暴露，甚至陷入重围。

　　1938年10月初，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率领最后一支西征部队，乘着夜色突破日军松花江封锁线，踏上了征战之路。在经历了两个多月艰苦卓绝的跋涉之后，他们终于穿过小兴安岭的千里林海，与抗联第三路军先前到达的两支西征部队胜利会师。就在这次西征途中，一首“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激昂军歌在露营的篝火旁诞生了，这就是东北抗日联军历史上著名的《露营之歌》。

　　尽管抗联第一、二、三路军的西征，只有第三路军800多人最终到达了西征目的地，但是，三路大军昂然西进的苦战和血战，最终粉碎了日本关东军集中十几万重兵一举剿灭抗联部队的罪恶企图。

　　1938年12月，天空飘下了东北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东北抗日联军在经历了西征的艰难岁月之后，部队由3万多人锐减到了2000多人。在漫天大雪的深山密林中，等待抗联战士的将是又一个寒冷而漫长的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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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陈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