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日本关东军1931年在中国沈阳设立的司令部。“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关东军司令部机关从大连旅顺迁到了这栋三层建筑中。1931年11月中旬的一天，这里的特务机关正在密谋一次特别大搜捕。

	保护赵尚志头颅的炎虚长老

　　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向北，不足三华里的这座普通民宅，就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机关所在地，当时的中共满洲省委主要领导都在这里办公。

　　日本关东军的搜捕目标就是这里。

　　然而，正在积极筹划抗日活动的省委工作人员却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步步逼近。

	东北抗联官兵

　　凌晨时分，日本关东军特别行动队突然包围了这所小院。

　　这张当时的《盛京时报》清楚地记载了中共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的情况。

　　在这次日军的大搜捕中，包括省委书记在内的中共满洲省委大部分领导被捕，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领导机关随即陷入瘫痪。

　　日军搜捕名单上的一个重要成员却意外脱险，他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派驻满洲省委代表罗登贤。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没有想到，正是这位侥幸躲过大搜捕的中共党员，几天后临危受命，被中共中央紧急任命为新的满洲省委书记。就是他，后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很短的时间内派出了周保中、赵尚志、杨靖宇等一大批抗日将领奔赴东北各地，播散了日后创建东北抗日联军的第一批火种。

　　中国东北，清朝时被称为满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党员人数只有2000人左右，因此党中央在东北三省只成立了一个省委，机关办公地设在了沈阳，统一领导东北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关东军秘密档案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十几万东北军节节败退。总数只有一万零五百人的日本关东军仅用了4个多月时间，就占领了中国东北的大部分地区。

　　当时只有2000名党员的中共满洲省委面对的却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斗争局面。“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独占东北，进而灭亡中国的图谋，连续增兵中国东北，短短几个月，日本关东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十万余人。而作为刚刚接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罗登贤此时又该如何面对呢？

　　1932年1月，罗登贤走出了哈尔滨火车站，面对满眼冰雪的这座城市，他的心也格外的苍凉、沉重。

　　随着罗登贤来到哈尔滨，新的中共满洲省委当天就建立起来。

　　罗登贤，原名罗举，1905年出生于广东南海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过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先后担任过中共江苏省委和广东省委书记，是中共六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中央派驻东北的代表。尽管只有26岁，但罗登贤已经具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

　　此时此刻，哈尔滨的形势已经十分严峻。

　　继沈阳失守之后，日本关东军相继占领了东北三省的长春、安东、齐齐哈尔、锦州等50多个大中城市。1931年12月28日，日本关东军已经完成了对哈尔滨的战役合围。

　　半个月之后的1月15日，在松花江的一个江中小岛上，罗登贤主持召开了新组建的中共满洲省委第一次正式会议。

　　就在这次以打麻将为掩护的中共满洲省委会议上，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确定了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派遣大批党员到农村去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很快将省委的这一决议向中央做了报告，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根据罗登贤的请求，陆续向东北派来了一批军事骨干。与此同时，临近东北的中共北平市委和河北省委也先后派出李兆麟、魏拯民、张甲洲等一批党、团骨干奔赴东北。

　　周保中，就是第一个向罗登贤报到的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这个身材高大的云南人，为什么会首先被中共中央选中派往东北主抓军事工作呢？他又有着怎样与众不同的军事经历呢？

　　29岁的周保中早年参加云南护国军，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在北伐战争中，曾任团长、少将副师长。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被党派往苏联学习军事。

　　中共中央派来的周保中，正是东北抗日战场急需的军事指挥人才。

　　而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对这位军委书记的任用却另有一番打算。他的目光早就盯上了吉东地区的两支抗日武装。

　　这两支抗日武装都有上千人的队伍，活动在今天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他们都是原东北军的旧部，“九·一八”事变后，这些爱国官兵不甘当亡国奴，拉起队伍举旗抗日。

　　自从军事才干出众的周保中出任前线指挥部参谋长之后，这两支抗日武装协同作战，很快打开了吉东地区的抗日局面，三年后周保中在吉东创建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

　　而接替周保中担任军委书记的就是一代抗日名将赵尚志。

　　赵尚志，1908年出生于辽宁省朝阳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进入黄埔军校。后因从事革命活动，他两次被奉系军阀逮捕，“九·一八”事变后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就在赵尚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两个月后，省委书记罗登贤又根据东北抗日大局的需要，把赵尚志派往北满地区的巴彦游击队。

　　这张照片中间手握马鞭的小个子，就是已经当了巴彦游击队参谋长的赵尚志。

　　巴彦游击队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最早创建的抗日武装之一，一直活跃在东北的北满地区。

　　1932年8月一个漆黑雨夜，在参谋长赵尚志直接指挥下，巴彦游击队出人意料地进行了一次攻坚战，一举攻克巴彦县城。这一仗，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壮大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的声威。

　　在攻占巴彦县城后，游击队主要领导拍下了这张合影。由于赵尚志出众的指挥才能，在拍这张照片时，大家把他推到了中间位置，站在他身后的是游击队长张甲洲。这位24岁的参谋长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

　　就在为吉东和北满地区的抗日大局运筹帷幄的同时，罗登贤这位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目光还关注着东北的南满地区。

　　南满，也就是今天长春以南，包括吉林和辽宁两省的广大地区。这里资源丰富，交通发达，被日本关东军视为生命线，因此统治尤其严密。

　　1932年11月，一个皮货商人从哈尔滨出发，奔赴南满。他就是身负中共满洲省委特殊使命的又一任军委书记张贯一。比起周保中和赵尚志，张贯一的南满之行注定更富传奇，也更具风险。

　　张贯一，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县人，1927年曾经组织领导了确山农民暴动；1929年党中央派他来东北工作时化名张贯一，曾三次被捕又三次传奇般地从监狱中逃脱；他这次奔赴南满时使用的化名，就是后来载入中国抗战史册的英雄名字——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

　　就在中共满洲省委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向东北各地派出大批党员骨干的同时，1932年8月，新任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也来到东北。就是从这时起，东北抗日联军和日本关东军的正面交锋开始了。在东北的黑土地上，由中国共产党播撒的抗日火种很快引燃起14年经久不息的抗日烽火。

　　1932年底，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离开了东北，被中央调回上海。第二年3月，由于叛徒出卖，罗登贤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33年8月29日，这位为创建东北抗日联军播撒了第一批抗日火种的中共党员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27岁。

　　1933年1月，中共中央向满洲省委发出了一封重要指示信。由于当时东北全境已经沦陷,这封指示信只能通过特殊的秘密渠道,经过苏联远东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传向中国东北。

　　符拉迪沃斯托克，毗邻太平洋，陆路与中国和朝鲜接壤。当时的中共中央与中共满洲省委联系的一个秘密联络站就设在这里。负责联络站工作的吴平最先收到这封重要信件。这就是后来著名的“一·二六”指示信。

　　这封指示信究竟是什么内容？它对后来的东北抗日局势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此时的东北，日本关东军正在对各路抗日义勇军展开长达一年的血腥镇压。东北抗日义勇军是由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到1932年夏，东北抗日义勇军已经发展到30万人，活动在东北154个县中的93个县。

　　日本关东军对遍及东北大地的抗日义勇军大为惊恐，为达到长期控制东北的目的，日本军部向中国东北大举增兵，使日本关东军的总兵力达到4个师团又一个混成旅团，加上空军和特种部队共十四万人，这是两年前“九一八”事变时的近十四倍。

　　虽然面对日本关东军的残酷镇压，各路抗日义勇军并没有放下手中的长枪大刀。在共产党游击队活动的南满、北满、东满和吉东地区，数百支规模不等的抗日义勇军也在活动。虽然面对的是同一个敌人，但由于义勇军成分不同、组织结构不同，他们平时与共产党游击队互不联系，作战时各自为战，因此很容易被日本关东军各个击破。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尽快形成坚强的统一领导，形成一个紧密团结的抗日阵营，这个问题摆在了正在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共产党游击队和各路抗日义勇军面前。

　　就在这时，中国共产党为挽救民族危亡，开始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针对东北抗日战场最新的斗争情况，及时发出了“一·二六”指示信。这封指示信的核心内容是“要实现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首先便是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一定要保证无产阶级在这一战线中的绝对领导权。”

　　符拉迪沃斯托克中共秘密联络站负责人吴平，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地下交通线，将这封指示信转往中共满洲省委。但由于日军封锁严密，转递过程异常艰难，这封指示信两个月后才辗转到达目的地。

　　其实，早在中央指示信送达中共满洲省委之前，东北地区的共产党游击队已经开始了与义勇军联合抗日的各种努力。收到这封指示信后，中共满洲省委根据党中央的重要指示，进一步做出了成立抗日联合指挥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从此，东北地区的共产党游击队走上了与义勇军联合抗日之路。

　　当时整个东北由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只有16支，总数不超过一千人，他们又凭什么来领导整个东北的抗日斗争呢？

　　在今天的吉林省磐石还流传着“赵旅长”、“马团长”和杨靖宇之间发生的一段故事。在当时，赵旅长和马团长率领的两支武装是南满地区势力较大的抗日义勇军。

　　赵旅长名叫赵宝林，马团长名叫马立三。他们两人都是张学良东北军的旧部，两人共同的特点是能骑快马，善使双枪，既不把小股日军放在眼里，也不把杨靖宇当朋友，而且还同游击队发生过摩擦。杨靖宇不计前嫌，几次派人去做联合抗日的努力，然而都被他们拒绝了。但杨靖宇并没有放弃。

　　1933年3月，日本关东军针对“赵旅长”、“马团长”密谋了一个阴险的作战计划。

　　就在这个叫玻璃河套的山沟里，两支抗日义勇军被数倍于己的日伪军层层包围。虽然他们左突右冲，从太阳露面一直打到日到中天，却无论如何也难以突围。

　　中午时分，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危急时刻，“赵旅”、“马团”派人向杨靖宇求援。

　　天黑时分，战斗还在继续，“赵旅”“马团”已经伤亡过半，这两支义勇军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就在危急时刻，日伪军的背后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

　　绝路逢生的赵宝林、马立三和杨靖宇见面了，此时他们对杨靖宇和共产党游击队已经心服口服。

　　在这场战斗之后，杨靖宇不仅和赵旅长、马团长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而且南满地区其他的义勇军从此对杨靖宇发出的抗日倡议都开始积极响应。

　　就在杨靖宇开创南满地区联合抗日局面的时候，早在他之前，被中共满洲省委派往吉东的军委书记周保中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孤身前往吉东的周保中又如何来完成他的特殊使命呢？他面临的又是一个怎样复杂的斗争形势呢？

　　1932年５月，在吉东地区宁安县的花脸沟，一个操浓重南方口音的人，引起了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抗日义勇军李杜部下的注意，他们认定这个可疑的大个子是日军密探，绑起来就要枪毙。

　　眼看自己就要被枪决，这个人赶紧亮明身份，他正是中共满洲省委派来吉东工作的军委书记周保中。半信半疑的自卫军首领李杜听完周保中对东北抗日形势的分析和判断后，虽然认为言之有理，但还是不能完全信任周保中，于是自卫军把周保中礼送出境，推荐给了吉东地区另一支抗日义勇军——王德林的吉林救国军。王德林虽然对周保中的见解非常欣赏，但对他能否带兵打仗在心里又划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黑龙江省宁安县的东京城，是当时日本关东军的一个重要据点，城中驻有三四百日伪军，王德林命令周保中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一次袭击行动。但出于对周保中实际作战能力的怀疑，王德林只派给他一支不到百人的队伍，武器也相当低劣。

　　周保中经过仔细研究，认为这一仗不宜强攻，只能智取。他在耐心的等待着机会。

　　1932年的一天，周保中终于等到了最佳战机。根据“内线”报告，日伪军第二天出城“讨伐”，城内兵力空虚。周保中立即带队连夜出发，秘密潜伏到东京城外。周保中先是放过了外出讨伐的日伪军，然后派一个战士化妆成老百姓叫开城门。就在守城的日军放下城门吊桥的一瞬间，周保中带领队伍迅速冲进城内，干净利落的歼灭了二十多个留守日军。然而，这只是周保中战斗计划的第一步。

　　攻克全城后，周保中没有迅速撤离，而是命令关闭四个城门，并在各个城头挂上吉林救国军的大旗。

　　果然，外出讨伐的日伪军得到消息，立即返回，准备合围城内的吉林救国军。就在日伪军即将接近东京城时，突然遭到了袭击。原来，周保中早已撤到城外，设下了又一个埋伏圈。遭到突然打击的日伪军仓促应战。经过激烈战斗，日伪军被歼两百多人，一名日军大佐被击毙，损失惨重。

　　这一仗，共产党抗日将领周保中大显身手，尤其是他出众的军事谋略，在1000多人的吉林救国军中声威大震。王德林立即任命周保中担任前方指挥参谋长。这就意味着，周保中已经成为这支抗日队伍最重要的军事领导人。

　　在南满和吉东的抗日游击队声名大震的同时，北满地区也有一支部队在抗日战场上打出了自己的威名，这是一支号称“双龙”队的抗日义勇军，活跃在九十五顶子山一带，它的首领名叫汪雅臣。

　　汪雅臣，黑龙江省五常县人，出身张学良的东北军，“九一八”事变后，汪雅臣不肯随旧部投降日军，孤身投靠一支义勇军队伍，当了一名小队长，后来又自己拉起了抗日大旗。当时，一个叫金马川的地方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重要据点，驻有二三百人的守备中队。十几路义勇军都想把它拔掉，但由于金马川易守难攻，因此大家都有畏敌情绪，只有骁勇善战的汪雅臣挺身而出，决心拔掉这颗钉子。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汪雅臣带着几十人的“双龙”队，突然发动袭击，一举击败十倍于己的日军，占领金马川。从此，汪雅臣指挥的“双龙”队在北满地区声名显赫。

　　就在这时，汪雅臣却做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举动，他率领全盛时期的双龙队投靠了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这支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游击队的总司令，就是一代抗日名将赵尚志。

　　就这样，这支以敢打硬仗闻名的义勇军加入了共产党抗日武装的行列，北满地区也很快形成了联合抗日的局面。从此，汪雅臣在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在战火中成长为东北抗日联军第十军军长。

　　当1934年新年来到的时候，在东北的南满、吉东和北满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合大军已经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这年的2月21日，在南满濛江县的一处密林里召开了由十七支抗日义勇军首领参加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的决议，发表了《抗日联合军成立宣言》，杨靖宇被选为抗日联合军总司令。当时的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韩光主持了这次会议。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这份又被称为《八一宣言》的历史文献中，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为祖国独立，民族存亡而战。而此时的东北大地上已经遍布东北抗日联军的身影。一个从南到北，长达上千公里的战略对垒局面已经形成。通过对日军与抗联部队作战地图的整理，我们绘出了这样一幅战场态势图——

　　那么，在如此严峻的战场对局面前，这些抗日勇士们又是如何与强敌周旋的？他们又演绎了什么样的战场传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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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陈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