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晚上，太原山西国民师范礼堂内人声喧哗，气氛热烈。牺牲同盟总会正在举行欢送军政训练班十三名东北籍学员北上抗日的大会。

　　同一天，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队开始全面入侵中国。

　　阎锡山对战争是有预料的，他把薄一波请回山西，并和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成立牺盟会、办“军政训练班”，都是为应对战争而做的准备。

　　阎锡山还是要用薄一波的，这个曾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地方实力派深知自己亲手培养起来的晋绥军只是一支内战军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防军，更不是现代化日本陆军的对手。

　　当薄一波向阎锡山建议正式组建山西新军时，阎锡山立即同意，并要薄一波先尝试组建一个团。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在太原山西国民师范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宣布八月一日为新军诞生日。这个日子，正好也是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诞生日。

　　正是这一天，平津失守。

　　“七七事变”后，中共率先发表了国共合作宣言。

　　八月初，南京政府任命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指挥绥远、山西的抗战部队。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又改为十八集团军，下辖一一五师、一二零师、一二九师。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第八路军编入二战区战斗序列，朱德任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第八路军三个师渡过黄河全部开赴山西。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秋风乍起。薄一波率决死队从太原火车站出发，向山西东北的前线地域开进。

　　薄一波带领决死队行军途中，遇到了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林彪、聂荣臻指挥下，在山西平型关消灭日军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一千多人，取得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的首次胜利，而几乎与此同时，晋绥军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不听指挥，擅自弃守天镇要塞，导致日军突破防线，阎锡山组织的雁门关会战失败。

　　阎锡山想振作一下节节失利的晋绥军，下令枪毙了老部下李服膺。他把更多希望寄托在扩建新军上，阎锡山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名义发布命令，再组建五个旅的新军，由薄一波全权负责。

　　一九三七年十月中旬，阎锡山和卫立煌组织指挥的“忻口战役”打响了。

　　忻口是太原北部的咽喉，忻口不保，太原也将失守，因此这次战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阎锡山失去耐性，他孤注一掷，把晋绥军几乎全部投入战场。

　　当中日双方军队在忻口大战的时候，另一路日军沿着石太铁路向山西东边的门户娘子关发起猛烈进攻。在日军的两路夹击之下，中国守军渐渐不支，娘子关失守。忻口失守。太原也很快失守。

　　阎锡山且战且退，退到山西南部重镇临汾。

　　山西半壁河山沦陷，占领区的县长们或告退，或逃跑，或降敌，阎锡山的基层政权陷于瘫痪瓦解。牺盟会决定，派遣军政人员潜入县城和乡镇，建立抵抗组织，与日军和伪政权抗衡。

　　山西一百零五个县，有七十个县，换上了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干部，其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

　　此时，薄一波已率决死一纵队到达山西东南部的沁县，并挂起第三专署的牌子。这里东有太行山作屏障，西有太岳山为依托，确实是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第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也驻扎到这里。

　　在牺盟会领导下的各县区都成立了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儿童团等抵抗组织，为抗日军队输送兵员和粮食，补充军鞋、军衣等物资，第八路军得到了充足的后勤保障。

　　决死队战士开始多数是知识青年。当时有外国记者报道，山西决死队是中国最有文化的一支军队。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山药蛋派”的代表人物都曾是决死队的战士。

　　苏策：“我们这个决死队成立以后，夏川他们就写了这个决死队队歌。这个队歌（歌谱）用的就是《马赛曲》，我们在部队里就传唱开了”

　　阎锡山为了控制住决死队这支优良的后备军，从晋绥军里派去了许多军事指挥官。但是由于决死队实行政治委员负责制，从排一级就设政治工作员，实际上决死队一开始就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晋绥军军官在决死队的多数部队中是没有控制力的。因此，部队中的新旧斗争相当激烈，甚至是你死我活的。

　　而决死队和第八路军的关系极为密切。早在山西国民师范办军政训练班时，薄一波就通过中共北方局请调了十几名红军。共产党人的战争谋略和对于民族前途的思考得到了这些学生兵的认同和响应。

　　这些情况阎锡山是清楚的，在他的眼里，这支学生军正在被快速“赤化”，这让他心里紧张不安。撤到临汾后，阎锡山清点了一下，十几万的晋绥军只剩下两三万，新军又把握不住，阎锡山非常着急。

　　在临汾的安稳日子没过多久，阎锡山又退到黄河边的吉县。

　　与此同时，他授意成立了一个由一百零八人签名发起的“民族革命同志会”，企图逐步对牺盟会取而代之。阎锡山把原来由牺盟会委任县长的职权也收了回来，他明文规定：“县长、公安局长由省政府训练、任免。”

　　阎锡山对牺盟会和新军的态度有了变化。日本人对阎锡山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一九三八年六月，日军的军事侵略重点已经转到中国的长江流域，因为兵力不足，他们对中国地方实力派开始了一系列分化诱降的秘密行动。其中，日本陆军部的情报组织制定了一个代号为“狸工作”的计划，它的主要目标是阎锡山。之后，根据阎锡山的字“伯川”，改为“伯工作”。

　　虽然“伯工作”结局不明朗，但是日本特务机关另一个代号为“桐工作”的秘密行动却有了结果,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公然成为叛国者。

　　此时，阎锡山已经西渡黄河，退到陕西省宜川县的秋林镇。牛荫冠带领牺盟总会也随之退到离秋林镇不远的上葫芦村。

　　阎锡山面临的依然是几年前的问题，还是日本人、共产党、蒋介石，但是形势已经大不相同。

　　阎锡山仍然坚持他那套生存第一的哲学，但是他的生存哲学正由过去的联共抗日变为联蒋反共对日妥协，这个危险的转折是从一次会议开始的。

　　一九三九年三月，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了“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又称“秋林会议”。会议一开始气氛就很紧张，谈笑间暗藏杀机。

　　阎锡山首先从取消新军的政委制上开刀，取消政委制，就等于夺走了新军的领导权。

　　阎锡山说，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我不能不执行。紧接着，他又将出一军，提出“统一编制”，企图从事实上彻底吞并新军。

　　薄一波和新军的其他负责人当然坚决抵制。

　　雷任民（时任决死队四纵队政委）：“阎锡山开了三个月的会，阎锡山讲阎锡山的，我们讲我们的，争论对峙了两个多月。”

　　秋林会议四月二十日就宣布散会了，但是薄一波等人却被立即软禁，原因是他们仍然拒绝取消政委制。阎锡山的态度是，你们不答应，我就不放你们走。

　　1939年6月初薄一波才离开秋林，他被软禁了近三个月。

　　决死四纵队政委雷任民返回晋西北时，绕道延安，到杨家岭向刘少奇汇报秋林会议情况。汇报时毛泽东也来了。

　　薄一波从秋林返回部队后，召开一纵队干部大会，大会致电阎锡山并通报新军各部，要求收回取消决死队番号和政治委员制度的成命。会上，还追悼了牺牲的烈士。

　　一九三九年下半年，新军各部队都做了不同程度准备，旧军官能换掉的换掉，能争取的尽量争取。

　　曾任决死三纵队政委的戎子和回忆说，一九三九年九、十月间，彭德怀副总司令去延安路过三纵队驻地，召集纵队内共产党负责人开会。彭总说，形势很严重，要把不可靠的军官及时清理。我们同意了，但没有立即执行。事变开始后，已经来不及了。

　　阎锡山这面也在加快步骤，他取消了新军番号，把决死队四个纵队各编为两个旅；决定将薄一波调往秋林担任山西省政府建设厅长，雷任民调到秋林任少将参事，实际上是把他们挂了起来。

　　秋林会议结束后，阎锡山派梁化之到重庆国民党中央党政训练班受训。蒋介石特别召见了梁化之，蒋介石让梁化之转告阎锡山，“阎先生同共产党斗争是有经验的，在这方面阎先生有什么困难，中央一定无条件支援。”

　　抗战前被阎锡山取缔的国民党省党部也恢复了，而抗战初期与共产党合作的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却被取消。阎锡山和蒋介石的关系异乎寻常地热乎起来。

　　阎锡山的亲信、晋绥军将领赵承绶到晋西北任行署主任后，干脆摘下联共抗日的面具，强令撤消了晋西北十三个县的牺盟会和所属抗日群众团体。

　　山西的局势，很有些“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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