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条约签订时的李鸿章

　　马关又叫下关，位于日本本州岛的南端，马关有一家有名的河豚料理店，这家料理店临海而建，站在楼上，可见港湾里白帆点点。有一位常在这里吃河豚的食客根据中国诗词的意境给它起了一个中国化的名字---春帆楼，这位食客叫伊藤博文。

　　1895年的伊藤博文已是日本首相。中国人第一次记住他的名字，是因为他阴谋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他的谋划奠定了日军的胜局，因为侵华有功，伊藤博文后被晋升为侯爵，并连续四次组阁。

　　中日甲午战争从1894年7月开战以来打了8个月，号称亚洲第一海军的北洋水师被彻底击垮，日军占领了威海卫和大连，并摆出随时进攻北京的架势。伊藤博文的意图很明确，就是借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以索要更多的赔款，霸占中国更多的领土，其中主要就是台湾。

　　此时的台湾经过中国先民1700多年的开发，特别是1885年10月台湾建省、台湾第一任巡抚刘铭传主政时，台湾开始了铁路、电报等近代化建设，社会经济逐步繁荣，台湾也成为当时中国最进步的省份之一。

　　日本明治维新后，随着对外扩张的需要，日本不少人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台湾，其中驻北京日本少佐桦山资纪就是有代表性的一个。从1873年起，在短短的三年内，他多次到台湾探查情报，他发现基隆郊外煤矿蕴藏丰富，就说：“将来占领后可以兴建大规模的采矿业，岂不快哉，”第二次他由澎湖登陆台湾，他认为：澎湖是中国第一要港，日本无论如何也要占领该港。就是这位对台湾垂涎三尺的年轻间谍，在20年后被日本天皇委任为第一任台湾总督。

　　中日谈判从1895年3月21日开始。参加谈判的中方代表有李鸿章、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等，日方有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等。日本人在甲午战争前已破译了清政府的密码，完全掌握了李鸿章与北京的电文往来，加上中方是战败求和，所以谈判的主动权一直掌握在日方手里。

　　在谈判桌上，伊藤博文步步紧逼，一心期盼停战乞和的李鸿章只有步步退让。在双方的第五次谈判中，伊藤博文终于抛出了日本政府的底牌，那就是割让台湾全岛、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赔款二亿两白银等，这笔赔款相当于中国全年收入的两倍。

	马关条约签订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

　　1895年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这个条约是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中最苛刻的条约之一。

　　在讨论台湾交割时间时，伊藤博文要求一个月内交割完毕，李鸿章认为一个月太短，要求延长到两个月，并说：“你们何必这么急呢？台湾已是你们的口中之物”，伊藤博文回答道“还未下咽，饿得厉害”。对台湾图谋多年的伊藤博文已经馋涎欲滴了。

　　为避免西方列强的干预，签约以后，日本马上宣布桦山资纪为第一任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官，并把桦山资纪由中将升为上将。 此前他的职务已经从当年从事间谍活动的大佐升为日本海军的军令部长。在甲午海战中，桦山资纪曾亲随日本海军作战，他的指挥舰被北洋海军击中，差一点命丧大海。

　　李鸿章曾经在1884年的中法战争的谈判中，坚守不割让台湾的最后底线，但在11年后，行将就木的清政府已无力自保，终于将台湾拱手让与日本。从三国时期开始，中国人民世代辛勤开发的宝岛就这样被葬送了。

　　《马关条约》签订时，正是举人会考的日子，听到消息后，几位在京赶考的台湾举人在街头放声痛哭。

　　割台的消息还让一个人一病不起，不久就吐血而亡，他就是在安徽老家养老的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

　　消息传到台湾，台湾同胞奔走相告，人们都涌到大街上痛哭，台湾一下子变成了一座哭岛。

　　北京松筠庵是明朝有名的忠臣杨继盛的故居，后来这里变成了一个临时客栈，来京赶考的举子们经常在这里聚会。4月30日的晚上，松筠庵人声鼎沸，北京最大的一次举子集会在这里举行。

	进攻台北的日军

　　上书朝廷、阻止割台是举子们聚会的主题。广东举人康有为被推荐为请愿稿的起草人，他用了一天两夜的时间，赶写了一篇一万四千字的“上皇帝书”，签名者达1300余人。康有为在请愿书中写道：“窃以为弃台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因为上书皇帝必须由都察院代奏，5月2日，各省举人由松筠庵出发前往都察院，这是我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举行爱国游行，虽然这次上书没能阻止清政府割台，但这次游行拉开了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序幕。

　　割台的消息也引发了官员们上书朝廷的热潮，在短短的几天内，各地督抚、官员上书朝廷、反对割台的奏折多达上百件，这在平日唯唯诺诺的清朝官员中是很少见的。

　　在康有为上书朝廷的时候，三封“万民誓不从倭”的血书也从台湾递进了紫禁城，写血书的人叫丘逢甲。丘逢甲字沧海，是台湾仅有的几位进士之一，进士及第后，被授予工部主事，但他不愿在朝廷当官，就回到台湾兴办教育，他是台湾的著名士绅。

　　但清廷的回答只有冷冰冰的8个字：“议和已定，无法挽回”。丘逢甲悲愤难抑，曾写下了“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的著名诗句。

　　这是台湾巡抚唐景崧, 中法战争时,他招纳了广西的地方起义部队黑旗军刘永福部,打败了法军。正因为如此，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 唐景崧才被提拔为台湾巡抚,成为镇守一方的大员。

　　这是唐景菘反对割让台湾的奏折，但朝廷只是命令他速回北京交差。在这种情况下，丘逢甲邀集了一批台湾的官吏名绅，挽留唐景崧不要回大陆，并向他倡议建立一个临时性“抗日保台”政权，用武力保卫台湾。5月15日，一份署名“全台绅民”的《台民公告》呈入紫禁城，公告称：百姓无依无靠，只有进行死守，希望在坚守中能等来转机的希望。十天后，台湾临时性的地方抗日政权成立，他们仍以巡抚唐景崧为主持，总兵刘永福为“大将军”，工部主事丘逢甲为全台义军统领，三人分别负责台北、台中、台南的防务。

　　临时抗日政权还设计了这面“黄虎旗”，台湾并不产老虎，为什么还要用老虎作为抗日政权的旗帜形象呢？原来这面尾高首低的黄虎旗，是仿照清朝青龙旗式样制成的，龙在天，虎在地，是为了表示尊卑；虎首内向，尾高首下，是向清廷表示臣服。另外他们还将年号命名为“永清”，也是“臣服清朝，永隶中国”的意思。

　　临时抗日政权在台北贴出了招兵告示，告示称，倭人犯台，凡我台民，都要带枪抵抗。台湾老百姓纷纷参加义军，全台义军最多时曾扩大到一百多营。

　　上海的《申报》登出文章声援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文章说：“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并预言台湾终不会为倭人所有，声援台湾人民的拒倭保台的斗争。

　　大陆对台湾的支持不仅仅是舆论上的，上海、福建、广东还发起了筹饷运动，他们筹集白银后，再偷运过台湾海峡，把他们交给义军手里，这成为义军粮饷的重要来源。

	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总督府

　　就在台湾临时抗日政权成立、台湾笼罩在一片悲壮的气氛之中时，日本广岛的宇品港却欢声震天，日本天皇钦命的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正由此启程，去接收台湾。

　　为了保证割台的顺利进行，日本还向台湾派出了日军精锐近卫师团。近卫师团的师团长是陆军中将北白川宫能久亲王，他是明治天皇的堂弟，他也是最早踏上台湾的皇室成员。

　　守卫台北到基隆一线的主要是唐景崧从广东招来的粤勇,武器主要是土抢和长矛，人数也仅有400余人，北白川宫的前锋部队在基隆北面的澳底强行登陆,义军弹尽粮绝后弃守。日军建立滩头阵地后，又攻下了台湾北部的重要港口基隆。这是北白川宫登陆后拍下的照片，坐在皮椅上的他抽着烟，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

　　而这时的唐景崧正满面愁容。基隆和台北只有30公里，面对着基隆的告急文书，唐景崧一筹莫展。但他仍抱着一丝希望，就是希望西方国家能干涉割台事件。他不知道的是，朝廷大员李经方已来到了台湾，交割手续已经开始进行。

　　李经方此行是极不情愿的，刚开始他以生病为由坚决辞退这趟差使，然而朝野许多人认为李鸿章、李经方父子担任这一耻辱的任务最合适，清廷于是只得勒令李经方前往。

　　李经方知道台民痛恨他们父子，为了躲避报复，把他搭乘的中国轮船改挂德国旗，并同日方协商，希望在船上完成交割手续。

　　桦山资纪曾问李经方，为什么到了台湾却又不上岸？李经方回答说：“台湾岛民心情激昂，且误以为台湾割让是我家父子谈判不力导致的，非常仇恨我们一家，我登陆台湾马上会被杀害。”

　　1895年6月2日，在基隆港外的日本军舰“横滨丸”号上，李经方与桦山资纪匆匆举行了“台湾割让仪式”，前后只用了半天时间。

　　“台湾抗日临时政权”在日本重兵压境之下已是岌岌可危，眼看回天无术，唐景崧假扮成商人于6月4日由淡水搭乘外国货船内渡大陆，两天后，日军占领台北。

	日本殖民时期台湾首任总督桦山资纪

　　台北陷落后，桦山资纪把台湾巡抚衙门改成了总督府，6月17日,桦山资纪举行了“台湾始政”纪念仪式。后来日本便把这一天看做其在台湾殖民统治的开始，称为“始政纪念日”,台湾老百姓则称其为“死政纪念日”。

　　在仪式上，桦山资纪宣布已经接管台湾，并预言一个月内完全平息全岛的抵抗，然而日军一出台北，就遭到抗日义军的猛烈反击。

　　台湾的西海岸是台湾经济开发比较早的地区，日军的攻击路线也是从台北沿着铁路线南下。新竹就是日军下一个要攻取的目标。

　　在台北危急的时候，唐景崧曾向驻扎在南部的义军发出了“千千火急”和“万万火急”的急电，当时义军从南部急去增援，到达新竹时，台北已陷落，这样新竹就集聚了不少北上的抗日队伍。

　　新竹是日军进入台中、向台南进犯的咽喉要地，侵台日军在这里遇到了抗日部队的顽强抵抗，双方为争夺新竹城，激战了二十余次，最后义军几乎全部战死，日军才占领了新竹。

　　这是新竹南面苗栗市的一处香火，平常来这里祭奠的香客络绎不绝。这里供奉的是一位来自湖南湘潭的一位将军，他就是黑旗军的将领杨再云，当地人尊称他为“杨统领”。

　　据记载，在苗栗阻击战中，火炮手中弹后，一时军心大乱，杨统领将退缩者正法，并亲自上阵拼杀，最后杨再云在混战中牺牲。

	日军的战地医院

　　黑旗军军和义军在新竹和苗栗一带与日军血战二十多天，直到饷尽粮绝，才被迫后撤，继续在台中一带阻击日军近卫师团。

　　大甲溪是保卫台中的一道天堑，台湾的河流都发源于中部山区，由于落差大，这些河流都以湍急而闻名。

　　磺溪书院建于清光绪十四年，俗称文昌庙，它既是寺庙，同时也是一座小学校。日军攻打大甲溪时，北白川宫把他的临时指挥所设在了这里。由于义军凭借天险奋力抵抗，被阻几天后，北白川宫竟亲自去寻找渡河点，义军发现河对岸来了一群人，判断可能是日本的指挥官，就立即发来几发炮弹，其中一发就在人群中爆炸，北白川宫被炸成重伤，日军为了掩盖这个事实，在战报上辟谣说“亲王有神灵庇护、须发无损，”但不久日军又说，北白川宫染上了疟疾。

　　义军坚持了近一个月，日军终于占领台中，为了发泄愤怒，日军纵火烧毁了丘逢甲在台中的老宅，丘逢甲的家同时也是义军的司令部。

　　撤出台中的丘逢甲想去台南与刘永福会合，但因日军防范严密，没能成功。1895年7月末，最后终因弹尽粮绝，丘逢甲只得撤离了台湾，偷渡回到了大陆的祖籍地广东蕉岭。

	日军进攻大甲溪

　　1912年，49岁的丘逢甲在思乡和抑郁之中病逝。临终前他嘱咐后人：“死了必须南向而葬，我不能忘记台湾啊！” 后人根据他的遗愿，把他的墓地建在了家乡的一个山坡上，以便让他天天向台湾眺望。

　　随着丘逢甲的内渡，日军巩固了对台北、新竹、台中的占领后，又开始向南部的彰化逼近。日军一路上杀光烧光，实行了野蛮的焦土政策。

　　此时驻守在台南的总兵刘永福被推为全台抗日首领，刘永福已年近花甲，他的部队因军旗为七星黑旗被称为黑旗军，因是自己的老部下，甲午战争爆发后,唐景菘把黑旗军调往台湾帮自己协理军务。

　　彰化地势平坦，城东的八卦山是惟一的屏障，义军在八卦山有12营，共计4000多人。义军将领吴汤兴和黑旗军将领吴彭年等人率部与日军在这里展开了殊死的争夺战。

　　1965年，当地的农民在犁地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埋有六百多具尸骨的坟茔，经鉴定，这些尸骨均为当年战死的义军将士，于是在这场战斗的70年后，人们在八卦山上建立了这座抗日纪念公园。

　　台湾地处热带，特别是开发较晚的台南地区，气候湿热，经常流行传染病，其中疟疾最为普遍。近卫师团占领漳化不久，就有五分之四的人感染了疟疾。师团长北白川宫也患了疟疾，病情恶化，只能由士兵用担架抬着走。

　　在此情况下，东京又急调了第二师团和混成第七旅团来台，其中日军第二师团由台岛南部登陆，日军第七旅团由西部嘉义登陆，这时日军海陆军已达4万多人，并对台南形成了包围之势。

　　台南的黑旗军和义军一共只剩下几千人，为了鼓舞士气，身为大将军的刘永福亲自上炮台发炮。

　　台南陷落前，流传着这样两幅宣传画，一幅是刘永福的女儿率众聚歼鬼子兵；另一幅是桦山资纪已被刘永福下令斩首示众。台南民众在危难之中，只好用这种方式来激励抗日义军的士气。

　　久攻不下台南的日军想收买刘永福，日军给他写信，说“你如果去内地，我们当用重金酬谢你。”1895 年8月20日,刘永福再次拒绝了桦山资纪的劝降。

　　抗日武装严重缺饷，刘永福只好派人到大陆筹款。但清政府却一再严令官民“不得丝毫接济台南”，李鸿章竟在上海扣留了转汇台湾作为军费的款项，弹尽粮绝的刘永福发出长叹：“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10月20号, 刘永福搭乘英国商船，偷渡到了厦门。

　　10月27日，日军宣布北白川宫病死，其实北白川宫在台南沦陷前已经死亡，为了不影响士气，直到台南陷落，日军才宣布了他病死的消息，日本人在台湾为北白川宫建立了最大的神社，这座神社在台湾光复后被拆除。

	台湾巡抚唐景崧

　　随着台南沦陷，桦山资纪迫不及待地宣布：“台湾全岛已全部平定”。

　　台湾全岛虽然沦陷，但全岛各地义民自发的游击抗日活动仍如火如荼，他们退入深山，继续打击日军。这是当时日本绘制的一张全岛义民反抗的形势图，抗日的烽火在整个台湾岛仍熊熊燃烧。

　　（CCTV《探索·发现》供稿，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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