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明代服饰的通史性论著

服饰是解读社会生活的关键，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与象征意义。“社会各层次的衣、食、住方式决不是无关紧要的。这些镜头同时显示不同社会的差别和对立。”^[3]诚如布罗代尔所言，服饰制式、着装风格表象下的服饰史具有鲜明的物质文化特征，故史学家将目光聚焦于此。明代服饰的研究常见于通史性著作的某一章节内，如学者们或长于梳理古代服饰沿革的历史，或从整体上把握服饰的形成因素，或关注服饰的伦理功能和社会作用，或针对服饰的具体事物展开探究，诸如此类的研究已取得斐然成绩，如马大勇《云髻凤钗：中国古代女子发型发饰》（齐鲁书社，2009年）、华梅与王春晓合著《服饰与伦理》（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张春新与苟世祥合编《发髻上的中国》（重庆出版社，2011年）、李楠《中国古代服饰》（中国商业出版社，2015年）、陶辉《性别·服饰·伦理：性别视角下女性服饰形象解读》（东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等。

不同于上世纪宏观叙述服饰史的研究方法，这类论著侧重于服饰文化的微观研究，服饰的流行风尚、伦理功能、具体形制诸多主题成为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学者们运用翔实的考古实物、丰富的正史文献以及口口相传的民俗资料等，拓宽了古代服饰的研究领域。概而言之，从目前学术界对古代服饰的研究成果来看，以上论著皆有所谈及明代服饰的相关问题，这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明代服饰发展、流变的前因后果。

2 明代服饰的专题性成果

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序言中论及古代服饰的社会性特征，认为服饰“可以考见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和各兄弟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历代生产方式、阶级关系、风俗习惯、文物制度等，大可一目了然，是绝好的史料。”^[4]服饰既是物质文化的外在表现，同时是经济、政治、思想、社会风尚等因素相互融合的产物，故明代服饰的专题研究可从多学科领域切入。

2.1 文化史、社会史与服饰研究

服饰在发明之初，仅具有“适身体，和肌肤”^[5]的原始功能，但随着国家制度的完善，服饰也被赋予更深刻的文化内涵与社会功能。从文化史、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明代服饰，为管窥明代的社会生活与发展状况提供新的视角。原祖杰的《服饰文化与明代社会》（《文化学刊》,2008年第1期）根据晚明社会的服饰时尚运动得出该时期的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甚至已经达到近代化的门槛，扣响社会转型的信号在于明末传统服制被破坏而近代时尚的风气愈演愈烈。作者在另一篇文章《皇权与礼制：以明代服制的兴衰为中心》（《求是学刊》，2008年第5期）探讨明代传统服制的兴衰成因，认为皇权意识与礼制观念对服饰的柔性制约着明代服制的损益。张志云的博士论文《明代服饰文化探微》（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颇为精彩且别开生面，他借鉴西方新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从服饰文化的角度描述明代社会与文化变迁的轨迹，将礼治主义与消费主义作为解读明代服饰文化变迁的关键线索。王国彩的《明代服饰特点解析》（《文学教育（中）》，2012年第8期）依据服饰文化的成因提炼明代服饰的特点，认为在明代的政治背景、经济动因和哲学理论下，服饰色彩呈现出鲜明的等级性特征，而封建意识与美好寓意又驱动着服饰图案的多样性变化。崔荣荣、牛犁所著《明代以来汉族民间服饰变革与社会变迁（1368-1949年）》（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年）一书紧扣明代社会变迁与服饰变革的内在联系，以历史文献、田野调查信息和民俗文物为依托，强调明代以降汉族民间服饰变革的时代性、复杂性和必然性，这是部明代服饰研究与社会史、文化史紧密结合的深耕之作。

明人对服饰的审美观念与时尚心理也能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这一服饰文化的研究动向值得我们关注。薛梅的硕士论文《明代服饰审美文化研究》（山东大学，2008年）从历史背景、发展轨迹、审美特征与后世影响四个方面分析明代服饰的审美活动，认为社会结构潜在地影响明人的着装态度与审美情趣。任哲雪在《浅谈中国明代女子服饰的审美取向》（《大家》，2010年第19期）提出明代妇女的审美取向由端庄、严谨、朴素的传统风格过渡为鲜艳、华丽、个性的时尚风气，强调这种审美转变的背后原因更值得关注。贾琳的硕士论文《变换的风景：明代服饰的时尚文化》（山东大学，2012年）通过分析明代服饰的时尚特征，进而窥探明代服饰的流行风尚、日渐兴盛的消费活动及士大夫的审美论调，深度揭示这些服饰活动所隐含的社会变化与大众心态。刘迎梅的硕士论文《明代中后期汉饰审美文化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13年）介绍明代汉族服饰的时尚观念及美学意蕴，主张等级思想与哲学流派的涌现为服饰审美风尚的形成提供了历史文化语境。刘捷的《浅谈明清官服的美学特色》（《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4年第17期）以明清官服的细节、色彩和图案为切入点，致力于分析清朝对明代官服中美学特色与设计风格的继承与创新。勾爱玲、马艳波的《管窥明代服饰文化的审美特征及价值》（《兰台世界》，2015年第25期）认为明中后期侈靡奢华风尚的席卷推动人们审美意识的解放，由此促成端庄传统、清新典雅、华丽之美的明代服饰审美特色。

2.2 经济学、消费学与晚明服饰风尚的突变

众所周知，明代前期与晚期的社会生活迥异，最显著标志就是明末社会的奢靡之风大起。“服饰是人的生活必需品，最能反映人的志趣、贫富和身份。”^[6]社会经济、消费主义与明代服饰发生关联，主要表现为人们在购衣、着装中的奢侈性消费。巫仁恕在《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年）中单列“流行时尚的形成：以服饰文化为例”一章管窥明末的服饰消费风尚，其精彩之处在于将晚明平民服饰风尚的形成与社会结构相联系，文末创造性地述及士大夫对服饰消费与流行时尚的批判性观点。黄维敏在《晚明大红大绿服饰时尚与消费心理探析》（《中华文化论坛》，2012年第6期）通过对通俗小说与传世画像的解读，力证晚明大红大绿的服饰风尚实质上是中低阶层对上层的身份消费和狂欢，关注到服饰的消费活动加剧了晚明社会地位和等级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同时作者在《晚明清初市民服饰时尚与通俗小说》（《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5期）从市民服饰时尚消费在通俗小说中的记载，提出晚明服饰时尚历经阶层模仿、文化模仿与品牌模仿三个阶段，这样的研究思路为服饰消费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视野。周雅婷的硕士论文《明朝中后期女性服饰时尚消费》（北京服装学院，2016年）以明中后期江南地区女性服饰的时尚消费为研究对象，就服饰时尚消费的缘由、特点及影响展开论述。随后，作者在《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女性服饰时尚消费状况》（《艺苑》，2017年第1期）一文中从当时消费量较高的服饰、头饰、裤裙、鞋履入手，分析明朝江南地区女子服饰的流行倾向与消费活动。

需要指出，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明人购买力的增强是造成晚明服饰风尚嬗变的主要动因，但不可否认，其他的因素亦对明代中后期服饰风格的变化造成影响。赵秀丽在《明代皇帝与社会服饰变迁》（《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辩证地看待皇帝在晚明社会服饰转型中的影响，认为个别皇帝的服饰创意和主张得到前所未有的呼应促使皇帝的辐射力、穿透力直接作用于大众。随着物欲的释放，明代中后期服饰的逾礼越制性特征愈加明显，主要表现为正、嘉以降，整个社会竞相侈丽、逾越礼制，学界对此的关注多涵括于晚明社会风尚与服饰风格突变之内。薛梅在《明代中后期服饰风格简析》（《大众文艺》，2010年第1期）将晚明服饰的僭越性归纳为标志性物品的僭用和奢侈消费，这直接影响明人对奇异服饰的审美追求。华强等人在《明代中后期服饰风格与趣味的嬗变》（《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5年第4期）以常州武进王洛家族墓出土的明代纺织品为实物依据，结合地方志等文献资料，印证了正德以后服饰礼制的僭越性表现为失序与紊乱、奢侈与炫耀、吉祥与华美。

2.3 明代服饰的艺术特征与类型

以目前艺术史领域对服饰的研究成果来看，学者偏向于探讨服饰外在的艺术表象，深入考察服饰纹样、形制用料、配饰点缀等造型风格，如万敏的《雕刻在经纬线上的艺术》（《艺术与设计（理论）》，2008年第1期）文中详细列举明代服饰纹样的类型，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发展与手工技艺进步是造成织物纹样丰富繁多的主要成因。王渊在《补子名称的由来与变化》（《丝绸》，2008年第7期）一文中对补子的名称、源流与变化详加考辨，指出补子在明代中后期形成准确的使用规范。郑丽虹的《明代应景丝绸纹样的民俗文化内涵》（《丝绸》，2009年第12期）针对与节令相适应的应景补服蟒衣和应景纹样面料，提出节令应景纹样影射了古老的“天人相应”思想，而应景纹样的出现是晚明极为活跃的民俗文化因子与服饰风尚的有机结合。李雪艳的《丝裘棉麻与料之贵贱》（《艺术百家》，2013年第5期）认为饰料的使用受到严格的社会礼法制约，故丝裘棉麻具有强烈的等级性与象征性，绫罗绸缎等丝织物是皇室贵族阶层的主要服饰质料，而制作粗疏的棉麻葛等是民间百姓服饰用料的来源。“文禽武兽”是官员品阶地位的重要标识，张玲的《“衣冠禽兽”的文化符号读解》（《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年第7期）从符号传播的角度出发，对官服胸背处图案的花样进行细腻的分析与解读，但这种胸背制度却随着明中后期政府控制力的弱化分崩离析。李中华、王宏付的《探析明代服饰中缠枝纹的艺术形式及文化寓意》（《服饰导刊》，2014年第3期）以图像学、符号学与历史学知识为理论指导，注重考查明代服饰中缠枝纹的构图类别与文化内涵，认为丰富多样的缠枝纹承载着人们对民康物阜、平安喜乐的向往。梁惠娥在《明代岁时节日服饰应景纹样艺术特征与影响因素》（《丝绸》，2017年第4期）基于明代宫廷中流行的岁时节日服饰应景纹样，指明应景服饰受当时节俗文化、商品经济、思想文化、宫廷制度、科技进步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展现出明代服饰纹样的多样化。

学界亦出版系统探讨明代服饰类型的相关专著。李雨来作为古代织绣品的收藏行家著有《明清绣品》（东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书中以大量未公开的实物资料为依据，并结合积累多年的藏品心得与收藏经历，详细考证明清两代的刺绣工艺、种类、区域风格、宫廷服饰等。阙碧芬、范金民合著的《明代宫廷织绣史》（故宫出版社，2015年）从手工技艺和艺术设计的角度对明代宫廷服饰进行剖析，提供了明代宫廷织品的发展全貌。王渊在《服装纹样中的等级制度：中国明清补服的形与制》（中国纺织出版社，2016年）中复原与绘制出明清时期文献资料的补服纹样，并注意与出土文物相对照，梳理明清两朝补服制度的承袭与嬗变，分析不同品级的职司官员所用补子纹样的标志性特征与视觉化效果。邵旻的《明代宫廷服装色彩研究》（东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从色彩制度、染色工艺、染制再现的角度分解明代宫廷的服装色彩，运用视觉形式、数字采集等方式还原明代传统的服饰染色技巧，展现出中国传统服装色彩的辉煌成就。

此外，服饰也不单指服装，它又细分为服装与首饰，“泛指各种人体妆饰。包括冠巾、发式、妆饰、衣服、裤裳、鞋履、饰物等。”^[7]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亦渐至佳境，于长英在《明代藩王命妇霞帔、坠子的探索》（《南方文物》，2008年第1期）中以江西出土的两件藩王妃霞帔为主线，厘清明代后妃所用霞帔与霞帔坠子的具体形制与礼服制度，验证了明代文献资料对冠服制度的准确记载。陆锡兴的《明代巾、簪之琐论》（《南方文物》，2009年第2期）从绘画图像、文史资料与出土文物中寻找证据，逐一考辨网巾与簪子的名称与类别。丁文月在《明代霞帔研究》（《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文中从霞帔的形制、纹饰、用色、工艺、仪制等方面阐述其装饰作用与社会作用，揭示了霞帔具有身份地位、尊卑秩序的的象征意义。朱曼在《论明代凤冠霞帔的定制与婚俗文化影响力》（《美术教育研究》，2013年第9期）探究了原为朝廷命服的凤冠霞帔下移民间继而大行其道的原因，认为凤冠霞帔在明代民间的流行促进了民间传统文化的发展。王玥在《云肩在明代汉族服饰中的运用》（《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提出云肩源于元代贵族服饰的观点，认为云肩由于具有衣料普通、实用美观的特点进而成为汉族女性的常用配饰。祖倚丹等人的《明代服装中褶裥和分割线的应用特征》（《丝绸》，2015年第2期）以孔府旧藏、定陵、南苑苇子坑、山东鲁王墓等地挖掘或留存的明代服装实物为例，分析明人对腰部褶裥、下摆分割线等传统服饰风格的改造与重塑。徐纯的硕士论文《明代配饰的传承创新运用研究》（湖北美术学院，2016年）以不起眼的纽扣、补服为研究对象，分析明代服饰对现代服装的影响以及今人对明代服饰理念的传承与创新。学界对服饰具体事象的微观分析极有价值，为我们提供了明代配饰发展、流变中的诸多信息与细节，但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对金银饰物、裤裳鞋履等学术成果一一列举。

2.4 对明代社会各阶层的服饰研究

“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也无不具有自己群体的性格与行为特征，”^[8]明代社会无疑是等级分明、秩序井然的专制社会，因此多样的社会阶层与复杂的社会人物被纳入服饰的研究范围。统治阶层出现在公开场合的服饰成为宣示王权的象征性符号，学界对帝后服饰的探讨取得阶段性的进展。董进的《图说明代宫廷服饰》篇幅极长，分九期在《紫禁城》上连载，面面俱到地阐述了皇帝、皇后与后妃所用的礼服、常服、便服，作者以插图与文字相结合的手法使鲜为人知的宫廷服饰浮现于世，文章贯串驰骋，雅见匠心，实乃佳作。不仅如此，作者在《大明衣冠图志》（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11年）用Q版形象绘制了中国明代宫廷与民间的服饰，除详细介绍帝王后妃、皇子亲王、宫廷内侍、文武大臣的服饰类别外，还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庶民、仆役、优伶、僧道等特殊阶层，书中的漫画形象和注解皆参考明代服饰实物、绘画以及典籍文献，具有很强的趣味性、知识性和收藏价值。

在明代官服的研究中，学者们显然倾向于从背子、补服、蟒衣、官袍等形制切入，这种具体而微观的研究视角揭示出明代官服具有规制严格、礼服繁缛的特点。杨奇军在《中国明代文官服饰研究》（山东大学，2008年）用图像与文字最大限度地复原并绘制出明代文官的服装款式、造型结构与穿着方式，认为明代文官服饰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赵勇的硕士论文《明代汉族服饰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0年）就明初恢复唐朝服制的服饰改革问题入手，分析明代服饰在承前遗风、服饰变革、后世影响等方面的实际内容。王渊的博士论文《补服形制研究》（东华大学，2011年）着眼于明清补服制度的演变过程与文化内涵，认为特定的社会时代背景对补服的影响贯穿于整个历史时期，在此基础上结合图像对比明清两朝的补服形制与穿着规定。著名明清服饰收藏家李雨来提供8件明官袍标本用于近距离的全方位研究，刘畅的《明代官袍结构与规制研究》（北京服装学院，2017年）就是以此标本中的明代官袍为研究对象，继而窥探整个明代官袍的服饰结构与规制。

蟒衣、飞鱼服、斗牛服等是明代特有的赐服，治史学家们偏重于探究赐服的社会功能。纳春英在《明赐服制初探———以播州宣慰司杨氏的赐服为例》（《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12期）列举明代播州的赐服情况，寻找明王朝利用赐服对土司进行管辖的史实，而且还对赐服的种类、缘由以及赐服的作用进行交代。其后，纳春英又在《明中央与西南土司关系：以赐服制为中心的考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考察了明中央利用赐服的手法抚慰西南土司，认为此举旨在达到招抚西南夷的目的。李丽莎的《“质孙”对明代服饰的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追溯明代赐服的渊源、名称及造型变化，梳理了蒙元时期的质孙服在明代被改造与接受的过程。赵连赏的《明代赐赴琉球册封使及赐琉球国王礼服辨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1期）通过辨析琉球国的册封礼服和印章规格，认为明帝王赏赐赴琉球册封使和琉球国王的礼服存在着明显的越级与混乱现象，并由此探析明代朝廷对琉球的礼仪规格和外交策略。黄维敏在《蟒衣逾制与晚明小说的民间书写》（《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从晚明小说、正史典籍中剖析蟒衣在明代社会中僭礼逾制的风气，认为皇帝滥赏、太监专权是造成蟒衣僭越现象的主要原因。余建伟的硕士论文《明代赐服研究》（西北民族大学，2013年）依据文史资料的记载，对明代赐服的背景、对象、类型、社会功能做了全面的论述。学界对赐服的研究表明，它不仅是天子对亲王宗室、文武将相、及第举人宠爱特赏的行为表现，更是明王朝促进外交往来、民族交流、地方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

“女性在服饰文化建构上总是在一种自觉与不自觉中交替进行，社会性别的不均衡导致女性在权力分配上呈现弱势状态。”^[9]服饰是女性的身体符号与外部象征，对明代妇女服装及配饰的探讨十分必要。“卧兔儿”作为毛皮饰品常见于晚明女子的秀发中，陈芳在《晚明女子头饰“卧兔儿”考释》（《艺术设计研究》，2012年第3期）中探索出它清晰的形制、流行的时间、固定的戴法与演变的规律，认为女性佩戴“卧兔儿”的风气是明代头箍和皮货贸易的衍生物。此外，陈芳的《明代女服上的对扣研究》（《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3年第5期）着力于梳理明代女服中织物对扣的使用概况，主张行用阶层、使用场合、材料产地和手工技艺等因素使一枚小小的对扣承载了多重社会文化含义，继而又论及女服立领受传统贞德观念的影响至深。蔡小雪的硕士论文《明代中后期女子袄服研究》（江南大学，2018年）将文献、画像等史料与出土、传世的实物相互映证，系统爬疏明代中后期女袄的源流和种类、形制和结构、艺术特征和影响因素，总结出女子袄服具有继承传统、勇于创新、华丽多彩的风格。随后蔡小雪等在《明代中后期女袄纹样的表现手法与装饰特征》（《武汉纺织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将女袄的装饰特征归纳为纹样题材的世俗化、织绣技艺的多样性以及位置布局的新颖性，这一艺术风格的形成深受当时社会风尚、行业发展、思潮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由此可见，妇女不仅主动参与服饰文化的形成过程，还在着装中形成独特的审美意识与时尚心理。

2.5 从笔记小说、传世实物或考古遗存看明代服饰

以明代流传的世情小说为对象，对其中描绘的人物服饰进行探讨，是近来服饰研究的一种新思路。熊岚的《“三言”“二拍”中的明代服饰文化管窥》（《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以“三言”“二拍”中明确发生在明代的68篇作品为研究对象，层次清晰、类别齐全地考察商人、富家子弟和女性的服饰特点与流行风气，认为经济上的富有和强烈的审美需求是服装风格变化的主要动因。李小虎的硕士论文《<明史·舆服志>中的服饰制度研究》（天津师范大学，2009年）抽取《舆服志》所载的比较典型的服饰制度进行研究，认为这套服制中的纹样、图案、面料等贯穿了儒家礼教的伦理观。丁艳芳在《<金瓶梅词话>男子服饰新探》（《南方文物》，2012年第4期）对书中出现的男子巾帽名目、衣着类型进行整理分析，并与文献记载、出土实物互为补充，增强了论断的科学性与说服力。《天水冰山录》作为明代权臣严嵩家产籍没册之清代抄本，记录在内的服饰条目不计其数，王凯佳在《<天水冰山录>中的明代纺织服饰信息解析》（《丝绸》，2017年第11期）从织物品种、图案、颜色、服装款式和图案的装饰工艺五类来解析籍没录中的服饰信息。竺小恩在《<金瓶梅>中明代女子服饰：髻与头面》（《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以世俗小说《金瓶梅》为蓝本，对明代女子的首服与头饰进行深入细微地研讨。作者另有《从<金瓶梅>看晚明女子服饰风尚》（《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讨论小说中的袍、衫、袄、裙、比甲等女子服饰，借此审视晚明社会的服饰风貌。

孔府所藏明代服饰的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已引发史学界的研究热潮。王斌主编的《斯文在兹———孔府旧藏服饰》（山东博物馆，2012年）将孔府旧藏的明代传世成衣实物细分为祭孔服饰、官府、常服、吉服、便服，探究孔府旧藏服饰的形式美与内容美。故宫博物院等合著的《大羽华裳———明清服饰特展》（齐鲁书社，2013年）基于山东博物馆馆藏、孔府旧藏及鲁王墓的实物资料，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讨论明清鲜明的传统服饰风格，凸显出明清服饰在整个古代服饰史中不可撼动的地位。学术论文主要有韩敏敏在《瑞兽祥禽画衣冠，黼黻灿烂文章鲜》（《收藏家》，2012年第10期）对比研究山东博物馆馆藏明代官服的纹样于图案，侧面反映出明代高超的织造技艺，与此观点一致、研究方法相似的文章还有庄英博的《绝世风华———山东博物馆收藏之孔府明清服饰》（《收藏家》，2014年第1期）。李娉等在《吉光凤羽———孔府旧藏之明代红色湖绸斗牛袍》（《文物鉴定与鉴赏》，2014年第1期）对衍圣公府旧藏服饰中的“斗牛袍”纹样进行细致地分析。许晓的硕士论文《孔府旧藏明代服饰研究》（苏州大学，2014年）从整体上把握孔府旧藏服饰的背景、款式、纹样、质地及特点，呈现出孔府旧藏明代服饰的全貌。崔莎莎等的《孔府旧藏明代男子服饰结构选例分析》（《服饰导刊》，2016年第1期）通过选例分析、列表比较的方式研究孔府旧藏中较为典型的服装类型，探讨了明代男子服饰的文化内涵、服装结构及剪裁方法。

出土的服饰实物紧密结合文献记载，以此进行实证研究成为探讨明代服饰文化的主流趋向。上世纪至今，江苏泰州陆续发掘十几座明代中晚期墓葬，相继清理出三百余件明代服饰，学界对此展开一系列的研究。解立新的《泰州出土明代服饰样式漫谈》（《东方收藏》，2012年第1期）汇整出六座泰州墓葬中的服饰随葬品，以此讨论晚明僭越礼制、追求奢华的服饰风格。紧接着作者又发表《江苏泰州出土明代服饰综述》（《艺术设计研究》，2015年第1期）一文系统介绍泰州明墓中官臣阶层的服饰实物，从出土服饰的原始性、样式的多样性、纹样的代表性、色彩的单一性和织绣的可研性侧面展现出泰州独有的地区文化。陆锡兴在《明梁庄王墓帽顶研究》（《南方文物》，2012年第4期）通过明梁庄王墓出土的帽顶详论元明两代帽顶与大帽的形制、特点、异同等内容。刘冬红的《从出土文物看明代服饰演变》（《南方文物》，2013年第4期）依托现已出土的明代墓葬中的服饰实物，重点阐述了明代服饰流变的三个时期，揭示明代服饰具有朴素划一、寻求多变及百服争艳的特征。郭正军的《江苏地区明代浇浆墓及出土服饰的初步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10期）根据江苏地区明代浇浆墓的出土物，对陪葬服饰的类别、款式质地等方面进行细致地分析，认为随葬服饰存在着明显的逾制现象。

3 明代服饰研究的学术收获及薄弱环节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明代服饰的专题性研究取得显著的学术进展。第一，综合运用多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与理论知识，不再片面地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明代服饰文化，注意到明代服饰与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间的内在关联，以此审视明代的服饰制度与社会风貌。第二，全方位地论述明代服饰的艺术特征，具体而微地探讨图案纹样的变化规律、衣料质地的文化内涵、染色织造的造型工艺等服饰类型，同时涉及到明代服饰中的特殊服制与具体事物。第三，学者基本认同明代中后期的服饰具有僭礼越制、侈丽奢靡的风格，基于此将明代服饰划分为初、中、晚三期，着重梳理明代服饰风尚的变化轨迹与影响因素。第四，研究者多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探究明代社会各阶层的服饰面貌，从帝后皇室、文武群臣到社会底层的服饰类别、式样、质地的探讨十分广泛。第五，采用第一手资料作为史料证据，对明代服饰的分析紧密依托文献记载、传世实物及考古遗存，根据所得实物研讨该地区的区域性服饰风格，描绘并建构出明代服饰文化的完整历程。

明代服饰文化经过学界专家的不懈探索与努力已获得卓越的学术成就，但纵观明代服饰研究现状，其所得成果仍存在薄弱环节与拓展空间。一方面，对明代服饰的分布状况及地域特征的研究有待深入。以区域为个案，学者大多根据墓葬中出土的服饰实物结合地方志、正史等所载的资料论述该地域的服饰特征，并几无异辞地得出晚明时期的服饰风尚趋于奢靡。但命题范围内的服饰风尚与其他地区甚至全国的服饰风尚存在着差异性，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将全国范围内的服饰风尚简单地一概归结为由俭入奢、由守序到失范颇为不妥，其服饰风尚的渐变并非一蹴而就，实为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而且不同地域服饰风尚的成因也不尽相同，地域文化是一个社会总体发展情况的缩影，然而“不同地区居住的不同民族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心理特征、民族传统、社会组织形态等物质和精神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10]，因此服饰文化的地域性研究仍需学者持之以恒地研讨。另一方面，明代汉族服饰对历代的继承、明代少数民族服饰的研究尚未引起重视。明朝是中国古代汉族服饰的集大成者，明太祖在洪武元年“悉命复衣冠如唐制”尽管明初明确废止了元代服饰，并尽复“汉官威仪”，实际上明代服饰形制中承袭历代服饰的元素俯拾皆是，然而学者在明代继承历代服饰制度的具体类型、比例的问题上尚存阙疑。不仅如此，放眼明代的少数民族服饰，需要从其民族服饰文化的独特性与原创性出发，俯瞰多民族服饰文化的发展，并注意汉族服饰对周边少数民族服饰的影响。

孟森先生有言：“明承法纪荡然之后，损益百代，以定有国之规，足与汉唐相配。唐所定制，宋承之不敢逾越；明所定制，清承之不敢国差，遂各得数百年。”^[11]服饰制度作为明代制度文化的关键一环，历经数位皇帝的修订与完善，与明代的社会制度、治国方略息息相关，故为明代文化的重要载体。探讨明代服饰制度的历史发展，既能揭示明人社会生活的全貌，同时现代服饰对明代服装元素的应用又凸显出明代服饰文化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