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明代服饰研究的专著

近二十年来明代服饰的专著多从服饰具体形制的角度出发，结合文献资料、出土文物以及服饰制作等，对服饰制度进行梳理。

王熹的《明代服饰研究》是近几年明代服饰领域的集大成之作。^[3]王熹从服饰使用者的不同身份、服饰在民族与外交中的独特作用以及服饰对不同地区社会风俗的体现等3方面出发，将全书分为帝后与宗室服饰、官员服饰、庶民服饰、军服、赐服、内地与边疆地区的服饰风尚等6部分。同时，王熹还将艺术学、社会学等学科与历史学科杂糅，探讨背后存在的服饰僭越与处罚、服饰纹样、材料、尚奢等问题。

蒋玉秋《明鉴――明代服装形制研究》以明代丝绸为材质的服装为研究对象，从染织技术的角度出发，并结合出土文物、文献与图像，对明代裳、衣、袍、裤的形与制进行了细致的探讨。蒋玉秋老师以“类”“型”“式”这3个关键词为基础结构来解读，创新性地从“形”与“制”体系层面来梳理明代服装，并认为明代服装的执行途径分别为“礼、法、俗”3种方式。^[4]服饰制度的最终目的是以此建立一个“以天下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的理想社会。^[5]

2 明代服饰研究的专题性成果

2.1 以特定人群的服饰为研究对象

“别贵贱，明等威”，明朝服饰的首要功能就是将人群进行分等，使各人等自觉遵守，以维护社会秩序。为此，明朝颁布了不少官方典籍，将服饰制度细致、全面地规定下来。不同层级人们的服装，既体现着服饰穿着者的身份，又体现着明朝的服饰制度和“礼治”思想。

首先是帝后与宗室的服饰。他们的服饰在典籍中记载最为全面，因此，关于皇室服饰的研究多为制度的梳理。董进《图说明代宫廷服饰》系列侧重讨论皇帝、皇后与后妃的服饰。董进将服饰解构为不同的构件，细致地对每一部分都进行了翔实的描写，并参考史料绘制出了对应的构件图片，对我们直观地了解服饰的基本形制有很大的帮助。^[6]马晓晨的硕士论文《明代皇室常服制度研究》主要对帝后、东宫、亲王以及太子妃、内命妇的常服制度进行了梳理，并分析形制在复古之余又与前朝截然不同的风格。^[7]除了从制度、社会经济的角度考证皇室服饰的演变，还要考虑皇帝个人的喜好对服饰的影响，其中最具特点的皇帝就是武宗、世宗。赵秀丽在《明代皇帝与社会服饰变迁》就专门论述了武宗和世宗通过罩甲、燕弁服等新潮服饰，对社会服饰潮流产生的巨大影响力；而崇祯帝在武、世二帝对服饰进行了繁杂的改变后，又试图使服饰回归朴素清雅，于是宫廷内外的人们纷纷开始改穿简约朴素的服饰。服饰风格在皇帝的主导下由此发生巨大转变。^[8]

其次是官员与读书人的服饰。官员和读书人是明朝统治人群以及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服饰自太祖时期就已有定制，体现着明朝官方对社会治理的“礼治”思想以及人才培养的重视。但是，随着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服饰僭奢的风靡，官员和读书人也逐渐成为服饰僭越的主体。因此，对他们服饰的研究既有助于我们了解中晚明时期的服饰僭越，又有助于了解官场文化与形态。王渊在博士论文《补服形制研究》中，以文武官员服装前胸与后背缝缀的补子图案为研究对象，系统地分析了补子的来源、纹样、补服制度以及穿着。通过对比明清两朝的官员补服，作者得出了补服对官员身份具有指向性作用的结论，对我们了解明代服饰对后世服饰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创新的角度。^[9]刘畅的硕士论文《明代官袍结构与规制研究》以官袍的袖袂、常服的纹章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体现的复古、崇尚儒学等文化内涵；并从“礼”与“用”的角度，分析明朝民族融合下的官服形制。^[10]王静的硕士论文《明代宦官服饰变化探析》以宦官服饰由前期皇帝赏赐到后期宦官自主更改的变化为研究主线，从皇帝对宦官的宠信、宦官权力与地位的上升、礼制对服饰控制力的减弱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等多个层面进行分析，得出明中后期“礼治”思想失去了对社会的约束力和控制力的结论。^[11]杨奇军的《中国明代文官服饰研究》中，以文官这一既是上层统治的核心组成成员又是皇帝维持统治的重要工具为研究对象，对服制、色彩、章纹进行了全面研究，并探究服制背后的象征意义与文化内涵。^[12]胡伟《明代生员服饰研究及在男装设计上的应用》中以明代儒生中的生员服饰为研究对象，以翔实的文献为资料，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生员服饰的形制演变、时尚审美、社会表征等开展了大量的实证性研究。此外，作者还以襕衫这一标志性服饰为例，讨论它对现代男装设计的意义。^[13]

明代女性作为服饰承载的主要群体和男性的附属，她们的服饰与形制、文化、时尚与消费紧密相关。明前期，她们的服饰严格遵照服制，与丈夫的身份息息相关，不得僭越。到了明后期，女性服装、首饰开始体现、引领着社会风尚，配饰等构件上越来越体现美学、艺术学等的特征。第一，服饰与美学。唐丑末《明代女性服饰的美学研究》将明代女性服饰分为初期与中后期两个阶段，分别论述每个阶段服饰的样式、配饰、颜色以及鞋子，从而分析它们背后的审美及美学意蕴。同时作者还创造性地讨论了女性服饰对昆曲戏服的影响。^[14]第二，特殊群体。周惠《晚明江南地区妓女服饰研究》聚焦于“妓女”这一古今都不是学者主流关注的人群，通过对妓女服装风格以及成因的论述，我们得以对社会风气与服饰时尚有一个全新的切入点。^[15]第三，特定服饰。陈芳在所写《明代女子服饰“披风”考释》中通过对“披风”这一明时才出现的女性服饰，以传世图像、出土文物为研究材料，讨论形制、材料等，并提出改变的原因可能是受到西亚、中亚服饰影响。这无疑是对服饰风格与“服妖”来源研究思路的一次开拓。^[16]第四，服饰与配饰。黄能馥所著《珠翠光华·中国首饰图史》，是一部较为综合的研究中国古代女性饰物的专著。黄能馥先生将所收集到的280个饰品分类，分为发饰、耳饰、颈饰、面饰、手饰、臂饰等子目，并对明代出土文物以及传世图文中的首饰进行了分析。^[17]于长英在《明代藩王命妇霞帔、坠子的探索》中，根据明宗室墓葬发掘报告及出土文物，与文献资料结合对比，研究明代在礼服制度上的演变，体现了明代宗室的等级状况。^[18]徐纯在硕士论文《明代配饰的传承创新运用研究》中，对明代“补子”和“金银揿扣”这两种装饰的发展、组成特征及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与现代时装结合，以期能为中国服饰的发展与创新提供新探索。^[19]

此外还有一些涉及其他人群的研究成果。如士商阶层，莫慧霞《晚明时期士商阶层服饰之探究》中新颖地从士人和商人两个阶层为研究对象，论述晚明时期士商阶层服饰新元素和工艺的发展，分析服饰的流变、影响以及士商阶层的大融合。^[20]如宗教人士，胡晓东《明代道袍“摆”的结构研究》中，以数件文物实证的道袍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三类，分析不同类别道袍的文化内涵，以及在细节制作上的时代特色和审美方向。^[21]

2.2 以蒙元遗存服饰为研究对象

明太祖朱元璋在立国时就明确提出了禁胡俗、胡服，并规定明代的服饰应“取法唐宋”，恢复华夏传统。这给我们一种明朝服饰排斥、禁绝蒙元习俗的刻板印象。其实不然，哪怕是太祖时期，在官员服制的设置上仍存在“习元旧俗”的现象。因此，研究蒙元遗存服饰在明朝的使用与流行，对我们研究明朝服饰文化的内涵，甚至是清朝的服饰以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有着重要意义。

通过对罗玮的《明代的蒙元服饰遗存初探》的阅读，可以发现，在明前期严格的服饰制度下，蒙元服饰并没有因国家的强制力而消失：如曳撒袍等服饰反而作为官员尤其是锦衣卫的官服之一，瓜皮帽等服饰则在平民中广为流行。^[22]方静仪的《从文化因素的角度看服饰的传承与演变――以蒙元质孙服和明代断腰袍为例》利用文化因素分析法，研究在元、明两种文化截然不同的政权更替下存在的传承与延续。通过对比蒙元质孙服和明代断腰袍，作者提出了明太祖在“禁胡令”下对元朝遗存事物处理态度的矛盾之处，这正是蒙元部分服饰得以在明朝延续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这种延续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与传承。^[23]刘瑞璞、刘畅的《明代官服从“胸背”到“补子”的蒙俗汉制》，作者以明朝官服纹章为研究对象，探究它在元代胸背制度到清代行补制度发展中所起的重要连接作用，以及工艺变化中所蕴涵的官服礼制。从阴阳学说、天圆地方等理念出发，作者认为明代“方圆补制”为清代实现民族大融合的补服官制奠定了基础。^[24]王雨亭在《明代服饰文化中“胡元”风尚研究》分析了“胡元”风俗在明朝首服与体服中的具体体现，以及在明代社会逐渐被接受并风靡的过程，并从设计学的角度看“胡元”风尚在现代汉服设计中的运用。^[25]

2.3 以服饰与地方政治、外交为研究对象

服饰还有着政治与外交功能。在明中央对西南地区以及藩属国的交往中，服饰作为一种政治手段，也起着拉拢、安抚以及象征该地方对明中央臣服的意义。另外，通过明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多赏赐朝服，而对藩属国多赏赐冕服，也可以看出明政府对不同地区的管理态度。

纳春英在《明中央与西南土司关系：以赐服制为中心的考察》^[26]和《明赐服制初探―――以播州宣慰司杨氏的赐服为例》^[27]两篇文章中，通过研究中央对播州杨氏赐服的不同类型，按照时间顺序分析历次额外赐服背后所体现的中央政策与态度，以及国家财政的逐渐拮据。

赵连赏在《明代赐赴琉球册封使及赐琉球国王礼服辨析》中，通过赐给册封使以及琉球国王的印及礼服、常服，分析明朝对琉球的礼仪规格以及政治取向。同时，也体现着明代统治者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的“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外交政策。^[28]蒋玉秋、赵丰的《一衣带水异邦华服――从〈明实录〉朝鲜赐服看明朝与朝鲜服饰外交》中，从明王朝对朝鲜历次赐服的受赐对象、赏赐物规格、赏赐原因等方面综合分析，讨论明王朝对朝鲜的重视及朝鲜对明朝文化的接受程度。^[29]

2.4 以服制与服饰违禁、服妖为研究对象

明朝的服饰制度在《明实录》《大明会典》《礼部志稿》中已有详细且全面的记载，这为我们研究明代服饰制度提供了详细的文本资料。但是，明朝各人等的服饰其实并未一直尊崇太祖时期的规定，而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服饰上的违禁与“服妖”的现象在上至皇帝，下至庶民、贱民的全社会中广泛流行开来。

华梅的《中国历代舆服志研究》，从政治、经济与文化3个层面对《明史·舆服志》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其中也存在着问题，即以后世编纂的文本来研究前代的社会情况是否准确。但华梅老师对明代车旗制度的详细论述，是我们研究明代服饰的重要资料。^[30]邵嘉琪《明代社会“服饰违制”现象研究》对明代各色人等的服制进行梳理后，围绕官服、赐服以及服饰奢侈3个层次，分析背后经济、社会结构、皇帝厚赐传统以及礼仪风气等原因。^[31]熊胜群的《明代服饰违僭处罚机制研究》中，作者通过明朝对服饰违僭处理尺度与实施效果的不一，以及违僭主体、形式的不同，以此来分析明朝不同时期的服饰风尚。^[32]熊瑛在《明代丝绸服用的禁限与僭越》通过对比明代典章制度中的规定与实际赐服、官民僭用中存在的混乱，以丝绸制度的崩坏、骄奢为切入点，从积极、消极两方面看待丝绸僭用对社会的影响。^[33]苏文灏在《禁忌与突破――明代服饰色彩文化释析》一文中，从明代官方对服色的限制、规定与明中后期各色人等在服色上的僭越两方面出发，研究服色上严苛与自由两种特征并存的现象，并探究其中的文化内涵。^[34]张青《明后期松江府僭礼逾制现象研究》中，从松江府百姓服饰和鞋业等行业中存在的僭越，正面、侧面相结合论述松江府风俗变化的道德伦理失序、商品经济发展等原因。^[35]

崔晓旋、张玲的《金明两代“裙撑”文化考议》，从经济、审美、求异以及宫廷与民间文化交往的角度分析舶来品的流行，以及政府对舶来品的态度，从宗主国的政治、礼法地位分析明政府禁绝藩属国服饰的原因。^[36]梁致宁的硕士论文《明代女性服饰中的“服妖”现象研究》将艺术学理论与“服妖”的书写结构相结合，从身份僭越、审美风格、世情小说3个方面分析其具体表现，并提出了交通对“服妖”的风靡起到的推广作用。^[37]吉瑞琦、王群山在《明代瑞兽纹样的异化现象解析》中，以飞鱼、斗牛、蟒与麒麟等瑞兽纹样形态的异化为研究对象，认为正是明代混乱的赐服为纹样的异化提供了前提。同时，宽松的政治环境与人文思想的发展也冲击着社会分层。^[38]付晓彤在《“物妖”益增：明代时尚观念的兴起》中，从“物妖”的整体现象中分析“服妖”，以马尾裙在全国的流行为例研究在追逐风尚的潮流中，从文武百官到庶民所展现的热情与时尚观念，以及无法挽救的崩坏的社会制度。^[39]

2.5 以不同地域的服饰风尚为研究对象

明代服饰研究中讨论不同地区的特征时，多集中于江南地区。这些地区多为大城市，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人民的思想较内地更开放，因此服饰风尚的变化更明显，风格更多样。对不同地域的服饰研究，对我们研究区域服饰特征以及民间服饰风尚有着重要意义。

在江南地区，“苏样”成为学者研究服饰风尚的代名词。李莉《明代江南服饰风尚的研究》^[40]以及杨婧的《明代“苏样”服饰及其社会功能》^[41]两篇文章都对苏州地区的服饰装饰艺术与地域文化符号进行分析，分析服饰风尚与习俗、社会文化功能的演变，即在继承中国传统儒士风格的同时，也包含着蒙元遗俗、复古风与服妖风。张晓璞的《宋、元、明时期广府服饰文化特征研究》则以广府地区为中心，从经济、移民文化的角度分析该地区的服饰特征，探讨海外服饰和当地纺织业文化对服饰的影响。^[42]

2.6 以传世文学、图像与戏剧中的服饰为研究对象

明代服饰的相关内容除了记载在官方颁布的法规外，在世情小说中也有大量记载。晚明世情小说在刻画对象的多样性、世俗生活的讽刺性以及社会风尚的全面性描写上，都对我们研究明代，尤其是晚明的服饰特点有着重要意义。而传世的图像与戏剧服饰，更是我们研究当时服饰细节最直观的参考对象。

刘衍青的文章《〈金瓶梅〉的消费文化解读――以服饰消费为例》主要围绕西门庆及其妻妾们的服饰，分析他们服饰上所体现的财力、身份与心理，并从市井、时尚与张扬等文化因子的角度，看待《金瓶梅》中所展示的在官商结合、商业经济繁荣背景下，晚明市民服饰消费中追求夸耀、享受的特征。^[43]熊岚、李宝群的《“三言”“二拍”中的明代服饰文化管窥》以“三言”“二拍”中明确指明故事发生在明代的68篇作品为研究材料，作者依托白话小说的故事与描写，以多追求华美、新潮、奢侈服饰的商人、富家子弟和女性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服饰的描写，作者认为明中后期的服饰更倾向于休闲和装饰功能，美学化、个性化和休闲化的特征愈加明显。^[44]黄维敏在《蟒衣逾制与晚明小说的民间书写》中通过分析蟒衣的制度、赐服与僭用，对从朝廷流入民间并流行起来的现象进行了深刻分析，为我们深入了解明代民间社会生活提供了另一种渠道。^[45]

易弘扬的《〈徐显卿宦迹图〉中的锦衣卫校尉服饰研究》围绕《岁祷道行图》中锦衣卫校尉的形象，分析锦衣卫的盔、甲形制，对军戎军装进行了细致解读。^[46]吕健在《山东博物馆藏明清肖像画中的服饰形象》中论及晚明绘画人物服装时，认为绘画中的服饰形象是将模式化、制度化的服装，与不同身份的人们的理想化想象相结合的产物。^[47]陈洁的《明代戏剧服饰形象研究思路建构与辨析――以明戏服“红袍”为例》以明代服装中的“红袍”与戏服“红袍”的特征作对比，并与戏剧文物中的文字、图像相互引证，从二者间的相似性分析明代社会服饰风格的变化。^[48]

2.7 以壁画与石刻中的服饰为研究对象

壁画与石刻多与宗教息息相关。明朝皇帝对道教、佛教的态度不同，而这种不同必然在服饰方面有所展示。因此，对壁画、石刻上的人物服饰进行研究，既有助于我们对宗教人士服饰的研究，也能对皇帝宗教措施、社会风貌提供新的研究材料。

牛萌、卞向阳在《明代晋冀水陆画中的服饰研究》中，通过以宗教类型的壁画、卷轴画上的世俗形象为研究材料，通过对服饰的纹样与线条进行判断。^[49]杨松立的《北京法海寺明代佛教壁画中的服饰文化》以佛像衣裙的款式、纹样与色彩为研究对象，从佛像衣裙的穿戴方式以及儒生造型入手，讨论服饰中所蕴含的佛教中国化与本土化的倾向。^[50]

王忆雯等人在《明祖陵神道文臣石像生服饰研究》^[51]中，对明祖陵神道旁的文臣石像生的标志性服饰品进行了细致地研究，认为其与明初服制基本吻合，即在总体沿用唐朝服饰的同时，也有部分新的发展。而郑艺鸿的《明十三陵石刻武将服饰研究》^[52]《明皇陵石刻文官服饰考》^[53]《明皇陵石刻宦官及服饰考》^[54]等一系列文章，以明皇陵、明十三陵石刻中的官员服饰为研究对象，并结合史料典籍，为研究明代服饰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张士昊则在《浅谈明清瓷器中的衣冠服饰图像》中，以瓷器上的人物图案为研究材料，分析儿童、女性、文人和佛僧仙道的服饰图像，讨论不同人物的衣着中不同的社会背景、文化内涵与世俗环境，探析明代社会的时代风格。^[55]

2.8 以出土文物中的服饰为研究对象

出土文物是研究明代服饰最直观的资料。不论明代官方与民间的记录如何，我们只有通过实据，才能对文字材料加以判断与佐证，从而对社会的变化有更清晰与全面的认识。2017年山东博物馆《斯文在兹――孔府旧藏服饰特展》和2020年《衣冠大成――明代服饰文化展》、202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展》、2022年湖北省博物馆《梁庄王珍藏――郑和时代的瑰宝》等服饰展的主办与兴起，将明代出土服饰文物的研究热点推向高潮。在有关服饰文物的研究中，涉及不同地区与不同身份的人们。但因为当时社会经济的原因，以及如今保存与发掘的限制，研究方向多集中于江南发达地区以及明代上层人士，如帝后、宗室、官员及命妇等。

许晓的硕士论文《孔府旧藏明代服饰研究》以山东孔府藏有的两百多件明代服饰为研究对象，围绕明政府对衍圣公府每次赐服的背景与服饰的款式、纹样、面料、工艺展开，在反映明代上层的社会生活，也为我们研究明代赐服制度提供了新角度。^[56]崔艺《大运河江南流域明墓出土服饰纹样研究》以大运河流域的明墓以及出土服饰为研究对象，重点从纹样的分类、组合、搭配、形式、工艺等方面分析服饰的艺术与文化内涵，创造性地将大运河的运输功能与服饰纹样的时代性、内涵性特点相结合讨论。虽然作者只从纹样这一方面对出土服饰进行了探讨，但却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研究角度，如墓主身份、服饰构件、大运河不同流域间服饰的区别等。^[57]王丽梅在《明定陵出土的服饰与明史研究》一文中，以定陵中出土衮服形制与典籍记载中的不同为出发点，通过分析典籍与出土服饰纹样、工艺的差异，透视背后所蕴涵的礼制变化、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丝织业的发达。^[58]高丹丹、王亚蓉的《明宁靖王夫人吴氏墓出土素缎大衫与霞帔之再考》^[59]用实验考古学的方法，对明藩宁靖王夫人吴氏墓的大衫及霞帔实物进行分析与考证，探究明代大衫形制对古礼的承袭及其制作工艺与礼仪的关系、两者配伍的方式。陆锡兴在《明梁庄王墓帽顶之研究――兼论元明时代大帽和帽顶》^[60]中，以帽顶为研究对象，对其前身以及在元代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同时，作者还将明代史料中所记载的关于“大帽”材质、造型等文字材料，与梁庄王墓出土的帽顶实物结合起来，分析其中所带有的蒙元习俗以及对清朝的影响。

2.9 以服饰与消费、社会的关联为研究对象

前文已经多次提及，服饰的流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直接的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消费水平与心理的改变，必然对服饰观念以及服饰风尚的发展、改变产生重要影响。服饰追求的改变，对我们研究明代的文化与社会的变迁有着重要作用。

陈宝良所著《明代社会生活史》，从社会史的视野看明人服饰观念与生活的变迁，并从商业化、世俗化、艺术化等角度，对明人服饰的样式、化妆、发饰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考察。^[61]陈宝良在另一部著作《明代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中从动态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角度，在“发现生活”与思想史的观点下看生活与社会观念的变迁，认为明代前、后期分别是复古与波颓两种风格。并从明政府改善服饰风俗的政策上，分析明代社会风俗随时代变迁的实情。^[62]张志云在博士论文《礼制规范、时尚消费与社会变迁：明代服饰文化探微》中，从礼制规范的角度，论述明代服饰对社会的控制以及风格的转变；从消费主义的角度，论述中晚明时期的社会奢侈、时尚运动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动。作者认为，正是明中后期的商业化与消费主义改变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同时，通过传教士的相关资料以及妇女缠足，论证晚明历史的“连续性”。^[63]巫仁恕在《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从流行时尚的角度，分析服饰文化及其对士大夫的影响，以及庶民、下层奴仆的穿着分析服饰“贵贱无等”对士大夫造成的危机。在此危机意识下，结合士大夫重申禁令、创新服饰等要求重塑尊卑的方式，进一步分析了消费社会的发展以及士大夫身份地位的变化。^[64]

2.1 0 以服饰与大众传媒的关联为研究对象

近些年，随着古装电视剧的火热，不少影视剧为了迎合当代人的观影与审美取向，在电视剧服装造型方面不仅没有起到弘扬传统的担当，反而会误导观众，混淆历史。有不少同学认识到了其中存在的偏差与误解，通过学术研究以期展现正确的历史服饰。

王冠华在《明代女性服饰形象在当代中国影视剧中再造研究》中，通过对明代题材影视剧的分类与界定，将女性服饰的原始风貌与影视剧艺术化对比，分析其中存在的影响因素与差异，提出明代服饰在融入时尚元素的同时，应最大可能地传播历史，教化人心。^[65]朱依雯等人在《明朝影视剧服饰与历史记载服饰的差异分析研究》中，将典籍相关记载与《绣春刀》《女医明妃传》《金玉良缘》等明代影视剧中的服饰相对比，在肯定整体上符合历史的同时，也认为在色彩、发饰以及服装细节等方面仍然存在出入。^[66]

3 结语

综上所述，近二十年来明代服饰的学术成果不论是在研究材料的发掘，还是研究视野的拓展上，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在服饰研究的对象上仍有着可以拓展的空间。

第一，以明代文本为研究资料。过去的学者在研究明服饰时，多集中于官方典籍与世情小说，而忽略了对明人笔记史料的研究与挖掘。如张瀚《松窗梦语》、顾起元《客座赘语》、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张萱《西园闻见录》、何乔远《名山藏》、谢肇淛《五杂俎》等，这些笔记中既有对服制的记录，也有对服饰风尚、社会风气的记载，其中所体现、代表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秩序的思考与意涵，同样是我们研究明代服饰的一个切入点。第二，以不同地域的服饰为研究对象。通过学术史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以地域为研究服饰的划分时，学者们多集中于江南地区以及大城市，对广大的内陆地区则缺乏探讨，却将明中后期的服饰风格简单概括为奢侈、僭越。“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同的地域服饰风尚与追求也不尽相同，因此还需要对更广阔的地域进行研究，才能对明朝的服饰特征做出全面的概括。第三，对宗教服饰的研究。明代多位皇帝都尊崇佛教或道教，因此对释、道服饰的研究，也是我们研究皇帝对宗教的态度以及态度背后深层原因的一个重要视野。第四，对明代少数民族服饰的研究。学者们在论及少数民族服饰时，多从中央王朝对地方的赐服等政治角度论述，忽略了对少数民族本民族服饰的研究。因此，笔者认为对少数民族服饰进行研究，从中探讨其民族服饰中受汉族服饰或中央赐服的影响，同样可以研究明代对少数民族的地区的管理与影响，以及中华民族的融合。

服饰制度与明代社会息息相关，既是我们研究皇帝治国方略与管理态度的重要载体，也是对明代社会生活一个抽丝剥茧的研究过程，更是我们从微观角度讨论清朝对明朝文化继承、发展及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