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先秦服饰的通史性论著

服饰是一个时代物质生产能力、生活水平的直观反映，体现出特定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观念，可以看做人类物质文明的缩影；又细致地反应社会精神的变化，折射出社会群体的集体意识，因此史学家在此倾注心力。先秦服饰的研究常见于社会生活史、制度史、风俗史等通史性研究论著的具体章节中，或针对服饰组成部分展开考辨，或注重民族文化在服饰沿革中的重要作用，或从艺术风格角度展开研究，这类著作大多体现先秦服饰研究新的趋势，如高春明《中国历代服饰艺术》（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3]）、诸葛铠《文明的轮回——中国服饰文化的历程》（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年^[4]）、任宏丽《中国古代奇装异服》（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5]）、阎步克《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中华书局，2009^[6]）、王贵民《先秦文化史》（上海书店，2013年^[7]）等。

在上世纪系统叙述、考辨名物的先秦服饰研究的基础上，近二十年的先秦服饰论著侧重于服饰研究的微观层面，更多关注服饰变化与社会文化之间细微的互动关系、类型的服饰局部特征的宗教意义、服饰的符号化形式等诸多主题，巧妙烹饪翔实的考古实物与简帛资料、丰富的传世文献等多样化史料，佐以社会学等交叉学科理论，丰富了先秦服饰的研究内容。提要钩沉，以上通史通论性质的服饰与社会物质研究论著皆拓宽了先秦服饰研究的横纵向深度，有助于学者还原先秦服饰产生、流变的具体社会场域、从整体上把握研究主题。

2 先秦服饰的专题性成果

古代服饰是在复杂的、动态的社会场域中产生的，具有社会性特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动态、社会结构、地域风俗等因素的影响，所以从多领域交叉学科的角度剖析先秦服饰文化，方能庖丁解牛，得心应手。

2.1 社会史与先秦服饰特征

年鉴学派学者布罗代尔指出，统治者的意志是服饰系统定型的重要原因，“时装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特权阶层不惜一切代价要与跟在他们后面的大众相区别，要在他们与后者之间树立障碍”^[8]，因此先秦服饰制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鲜明的等级制度。“垂衣裳而天下治”，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先秦服饰的规制、材质、色彩等差异，可以管窥礼乐文化形成到崩溃的过程，为研究先秦各时间段的社会生活与风俗文化提供新的角度。其中服饰制度研究日益深入，李岩的博士学位论文《周代服饰制度研究》（吉林大学^[9]）探讨西周传统礼服与东周新型服饰的兴衰成因，认为周代服饰等级性由强到弱，最终礼俗界限模糊，强调先秦服饰变革的时代性与必然性。贾海生《西周时期的赐服制度与设官分职》^[10]探究册命制度中命服与配饰的种类、差等、所属职官，对西周大小礼服一一进行梳理。吴爱琴博士学位论文《先秦服饰制度形成研究》（河南大学，2013年^[11]）以社会变革中身份与礼法的重新厘定为线索，从而得出战国时期较完善的服饰制度形成。而服饰色彩与服饰质料也表现出鲜明的等级性，吴爱琴在另一篇文章《先秦时期服饰质料等级制度及其形成》（《郑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12]）中认为战国时期工商业进一步发展，表现在服饰上就是对高档质料的占有从富贵贵族转向了有功新贵，战国时期完善的服饰样式、质料、色彩的等级制经过不断完善被历代服饰制度继承延续。纪向宏的《<诗经>冠帽考释》（《设计艺术研究》，2014年第4期^[13]）文中依据冠帽形制提炼先秦服饰特点，认为区别身份的需要与鲜明的社会意义是造成冕冠精美细致的主要原因。缪良云的《周代服饰生产管理的历史性贡献》（《装饰》，2006年11月^[14]）从官营服饰岗位制度入手，开创性研究服饰生产管理的创造性建制、服饰生产的规范化流程等，总结周代服饰制度对中华历代传统服饰的示范性特点。

当时社会对服饰的审美观念与普遍心理也能折射出先秦社会的发展状况，这一服饰研究的动向值得关注。张君浪《浅说先秦时期“比德”服饰审美观》（《大众文艺》^[15]）从诸子学派的服饰理念入手，指出战国“比德”的审美思维将服饰的形式美和精神美映射到了理想人格美中，从而发挥服饰规范国家秩序的社会功用。姚丹的博士学位论文《先秦设计美学思想研究》（武汉大学，2016年^[16]）从哲学角度、历史背景、审美特征三个方面解释先秦服饰美学，认为商周服饰的审美内涵对人的社会行为具有潜在的约束作用，而社会结构直接影响服饰经济的活跃程度。马呁的硕士学位论文《论中国服饰审美思想的历史演变》（天津工业大学，2006年^[17]）通过分析原始服饰的巫术性与礼服的人格化，深度揭示服饰功能性审美的转变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张焕君、高敏的《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看战国时期社会思潮》（《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18]）从社会背景的角度入手，分析战国时期实用功能主义服饰观念的复杂原因，从而探究赵国迅速的胡服变革的复杂原因。李梅博士学位论文《先秦服饰审美文化研究》^[19]结合西方的艺术符号学理论，将先秦服饰与同时代希腊罗马服饰作比较，探索先秦服饰重视线条、上衣下裳、忽视肉体享乐等特殊审美文化的成因，以民族心理结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作为主线，讨论作为文化符号的服饰如何具有社会功能性。

2.2 区域文化史与先秦服饰差异

服饰的地域审美观是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在集体审美意识中的集中体现。先秦时期，在相当广泛的区域里面服饰习俗各不相同，但由于各个地区联系加强，所以也出现了相互融合的倾向。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入手可以厘清先秦服饰发展的内在脉络。“地理环境的独特性，往往形成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也形成民族服饰的独特性”^[20]，戴平在论著《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中指出“以地理位置对服饰的影响而言，从总体上看，可以做如下的区分，即北袍南裙”^[21]，北袍是因为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需要适应寒冷的气候与游牧的生活方式，而南方少数民族则偏好便宜劳作、凉爽方便的裙装。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服饰文化最初就是不同地区人类为适应自然地理环境而逐渐形成的。张瑛《先秦及秦汉时期彝族先民服饰文化地理研究》（《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22]）从历史地理的角度阐释巂人，即古羌人各部落的“英雄结”编发、椎髻文身等服饰现象，总结彝族先民服饰特征的的自然崇拜内涵与鲜明审美观念。宋金英的硕士学位论文《齐国丝绸与丝绸服饰研究》（苏州大学，2010^[23]），指出优越的地理位置是纺织业高度发达关键原因，辅以开放的经济文化政策，多元夷夏服饰文化频繁交流、快速融合，并展现出个性化、地域化的服饰潮流与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宋玉立的《先秦齐国服饰色彩观之流变》（《人文天下》，2019年8月刊^[24]）认为齐国充分利用海洋资源制作染料，因此服饰装饰强调色彩搭配，从而促进纺织技术、审美意识的进步。孙甜硕士学位论文《楚地服饰文化研究——以马山一号墓和马王堆一号墓为例》（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25]）采取历史学、图像学、民俗学、美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方式分析楚地服饰制度的特殊性，以自然环境、历史沿革入手分析楚国崇木喜花、香草敬神、生机烂漫的地域性服饰审美观，楚地出土实物服饰都没有周王朝森严明显的等级身份标识，服饰纹饰也不同于周王朝对“狞厉美”的欣赏，而是表现出崇尚自然、奇异舒展的人性审美。黎亚梅的硕士论文《巴人服饰文化探索》（苏州大学，2008年^[26]）从两周巴国富有地域特色的农业种植、特色矿藏、经济结构、对外交流等方面入手发达，探究巴地服饰色彩、化妆用品的独有特征。

张正明先生指出：“其实中华文化从来是多元复合的，作为其主体的华夏文化则也是二元耦合的。”^[27]中华多元的区域服饰文化的交流从石器时期开始，春秋战国最为频繁。尚衍斌的《先秦时期新疆民族服饰考述》（《喀什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28]）按照时间顺序梳理先秦新疆各部族的本土服饰文化，窥探石器、铜器时期新疆与中原、中亚、希腊罗马等地的早期文化交流路径。何艳杰博士学位论文《中山国社会生活礼俗研究》（郑州大学，2004年^[29]）以中山国所处燕南之地归属权在不同民族之间变更经过为线索，解释中山国服饰体现的复合文化特征，反映了鲜明的鲜虞族民族与中原民族特色，同时体现了中山国华夏化的进程。廖军的《先秦时期吴地民间风俗与服饰形式》（《装饰》，2005年第5期^[30]）以吴地服饰风格与织造技术为关键线索，解读吴地早期服饰中龙凤图腾等自然崇拜因素与春秋战国逐渐华夏化的过程。管芙蓉的《从“胡服骑射”到“孝文改制”——浅谈民族文化交流的“双向性”》（《三晋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专集》，1999年^[31]）就认为晋国多元的民族环境引起形式多样的服饰文化交流活动。进入战国，三晋国家中的赵国吸收游猎民族服饰之长，从骑兵服饰开始进行军事改革，从而触动社会变革。齐志家、古怡的《楚服饰的形上观察》（《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32]）强调华夏文化是二元耦合的特征，从出土的大量服饰实物得出楚国作为方国在政治选择上必然追随周初的冠服制度与礼制体系，表现出趋同的服饰特征。另一方面，其风格与两周礼制服饰存在差异，呈现出新的服饰纹饰与审美创造。

2.3 先秦服饰的艺术特征与类型

目前艺术史领域在基本的先秦服饰外在艺术表象研究基础上展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势，采用综合研究视角深入考察先秦服饰的纹样图案、色彩用料、特殊结构、美学诠释等造型特征，探索先秦服饰艺术在现代艺术中的传承与创新。田映雪的硕士学位论文《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丝织品凤鸟纹饰研究》（湖北美术学院，2018年^[33]）分析丝织品不同类型凤鸟纹崇拜的内在逻辑与神话体系，凤鸟纹结合中原“十二章”纹饰，并与楚地文化互渗，含有长生与先祖崇拜的寓意。韩冰，孟祥三《浅析先秦时期服饰材料与加工工具》（《山东纺织经济》，2011年第5期^[34]）认为夏商纺织技术进步与材料创新也改变了用服饰衣料与纹饰的社会分配格局，诸侯贵族对奢靡服饰的追捧之风促进了工艺传播与市场活跃。刘明玉的硕士学位论文《<考工记>服饰工艺理论研究》（武汉理工大学，2007年^[35]）对先秦服饰工艺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揭示工艺方法的实用性与科学性，总结服饰工艺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刘咏清博士学位论文《楚国刺绣艺术研究》^[36]反映了南方传统神秘主义意识倾向与新兴道家文化的楚国服饰刺绣原因是楚国重商多贾的经济环境与统治者喜好豪奢异服的社会环境都为优良的织绣技艺提供了蓬勃发展的可能。宋金英、王婧的《麻织物在先秦齐国服饰中的审美取向》^[37]阐述齐鲁半岛湿润多雨水自然环境、桑麻并举的经济政策成为麻织服饰工艺、质量的提高的重要因素，认为麻服饰直接体现出平民与贵族服饰差异，服饰材质直接体现政治等级差异。廖江波、陈东生《先秦葛麻服饰及其等级考》（《服装学报》，2017年第6期^[38]）将礼制主义与纺织技术的进步解读为先秦葛麻服饰变迁的重要线索，因此风格简单的葛麻布衣逐渐成为平民的视觉符号。周代平民与贵族的服饰差异之大直接体现了周代森严的礼制。李大鸣的《周代丝帛染色业与官吏等级制的相互促进》（《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39]）一文解释周代官吏数量的增加与等级的细分要求礼服色彩更加多样，从而促进丝帛染色行业技术的进步。纳春英的文章《说“涂抹画衣”——从《后汉书·舆服志》一则断句错误看先秦的服饰装饰》（《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6年第3期^[40]）则是对先秦时期涂绘画衣的局部染色工艺的考辨，认为在服饰上作画染色就是三代时期祭礼服饰的重要装饰方式，这种染色方式突出的装饰性特征逐渐独立出来就形成了帛画。

此外，先秦服饰中的局部结构与妆容配饰研究也渐入佳境。陈果，刘瑞璞的《藏袍腋下插角结构与先秦袍服小腰》（《纺织学报》，2017年第8期^[41]）通过类型学、比较学的方法探究腋下结构的功能力学与设计美学，认为战国小腰结构与藏袍腋下都属于十字型平面复式结构配件，具有功能性的设计动机，侧面印证中华多元服饰文化的交流。樊苗苗的《民族服饰袖裆结构类型和文化探析》（《丝绸》，2019年3月^[42]）探究先秦小腰结构与西南民族服饰袖裆结构的继承融合关系，认为节省布料、便于活动的袖裆结构展示民族服饰的设计智慧。蒋丽的博士学位论文《先秦玉器纹饰艺术研究》（山西大学，2017年^[43]）从艺术学视角研究先秦玉器纹饰的艺术手法，总结先秦玉器纹饰的共同演化规律，并深入解读玉器纹饰的符号美学内涵。朱珊珊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北方先秦时期青铜人物纹饰的初步研究》（黑龙江大学，2016年^[44]）通过考古出土青铜人物俑以类型学的纹饰研究来分析服饰与妆发，直观地看到特殊类型的服饰有借物通天、划分阶级的作用，服饰纹饰风格逐渐从商代晚期的神秘逐渐走向东周的生动写实，并且与其他地区服饰文化存在交流与互动。奚源的硕士学位论文《先秦装饰类玉器在现代女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武汉纺织学院，2012年^[45]）从装饰类玉器在当代服饰中的使用入手，探究先秦玉器在现代服饰中的使用手法，还原先秦玉器配饰形式并进行再组合设计。韩扬的硕士学位论文《楚人妆容研究》（湖北省社会科学院，2015年^[46]）注意列举楚人妆容配饰，中对头部配饰与服装配饰，认为楚国物产丰富的地域特点、城市商业的繁荣、兼容并收的文化心态，都为楚人追求服饰仪容之美创造了物质条件。

2.4 先秦不同社会群体的特殊服饰

不同的社会群体由于其阶级地位、职业身份、性格品质各不相同，着装行为模式也各不相同，体现出鲜明的群体性格、情感态度、行为特征，因此先秦复杂的社会人物体现出鲜活的个性化服饰特征。统治阶级在公开开场穿戴的礼服的等级意义处于服饰文化研究的主要地位，在贵族内部也有不同，用以巩固统治、保持统治阶级内部团结。杨英的硕士学位论文《先秦帝王冠冕设计的文化性及艺术性研究》^[47]按时间顺序探究服饰的形成沿革与变化原因，认为冠冕在产生之初就具有权力、地位的象征，观念性功能大过于实用性功能，商周冠冕体现出明显的等级差距与人的主观性抽象性设计元素，整体表现出稳定对称、层次分明的美学造型，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与劝勉君王的礼乐内涵。

“服饰是作为性别直观显现的一个重要符码，是一种身体符号，同时也是表达权力的一个重要的载体或途径”^[48]，先秦服饰审美观转变、形制纹饰都显性或隐性地受到社会性别的制约，先秦女性地位在服饰权力领域中处于男性之下。纪向宏《<诗经>中祭服考析》（《天津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49]）从性别角度阐释《诗经》文本中对先秦礼服，尤其是对祭祀服饰的详细描写，认为女子祭服则上下连属，隐喻女子德行专一，男女祭服都被赋予深刻的社会等级意义。卜诗怡《从先秦礼制看先秦时期妻与妾的地位差异》（《北方文学》）^[50]结合墓葬规制与礼服制度，考辨女性贵族内部服饰等级、数量，认为女性贵族服饰已经显示出高低差等，但没有完善统一的规定。毕亦痴的《夏商周服饰经济文化初探》（《现代丝绸科学与技术》，2011年第4期^[51]）则重点从经济主体角度探讨妇女与服饰的关系，指出服饰在夏商周经济体系中分工生产、按等级消费、依律纳税，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支柱，妇女则成为服饰的主要生产者与纳税人。陈文的硕士学位论文《东周楚地女性常服文化研究》（湖北美术学院，2020年^[52]）则辩证看待楚地女性服饰的等级特征与审美风尚，使用二重证据法论证楚地妇女服饰虽然遵从周代规制，然较为自由浪漫，蕴含地域性与独特性。

学界对士兵、儒生、巫师等特殊群体的服饰研究逐渐深入。刘永华在专著《中国军戎服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3]）提到“任何制服都是群体的标志”，指出军事活动的严密组织性决定了军服的高度制度化，结合出土实物与翔实的复原图总结戎服与甲胄的时代特点。张卫星的博士学位论文《先秦至两汉出土甲胄研究》（郑州大学，2005年^[54]）把甲胄形制与先秦作战方式、兵种结构、士兵数量的变化相联系，探究士兵甲胄的材质、连缀方式、武库制度，总结先秦提高机动性、抗打击性的发展规律。魏蔚的《春秋战国时期“儒服”初探》（《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9期^[55]）以孔子学生子路先穿勇者之服、后着儒服为例，梳理儒服形成的动态化过程，阐释深衣儒服除的等级意义与文化内涵，儒服的形成是动态的。张梦玥的硕士学位论文《“儒服”与儒学的起源》（曲阜师范大学，2009年^[56]）以“先王法服”为切入点，梳理周代衮衣、冠冕、十二章纹与其他礼制服饰的成因，印证了儒服来源于法服，并且保留上古服饰特征。屠恒贤的《巫觋、礼乐文化与中国服饰文化的形成》（《东华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57]）认为原始期的服饰文化是巫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熟期的服饰文化是礼乐制度的产物，分析巫师特殊装扮蕴含沟通天地的功能性内涵。

2.5 文字学、文学作品或考古遗存中的先秦服饰

以经部、集部、子部文献为对象，对其中描写的的先秦服饰进行探讨，是近来服饰研究的新思路。利用语言学语义场、构型释义法等方法进行先秦服饰研究清晰地呈现服饰名物词系统的功能特征。刘安定《基于古汉字字源学的中国远古至先秦时期服装文化》（《服装学报》，2018年第4期^[58]）依据汉字造字法的象形表意特征，溯源性分析先秦服饰字词的造字意图，开拓理解中国服饰文化的新思路。对关秀妍博士学位论文《上古汉语服饰词汇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16年^[59]）使用训诂学与现代词义学的方法，抽取先秦时期服饰名物、服色、服饰材料词，研究相关词汇的产生与消亡。认为商周时期礼制文化逐渐建立，人们的系统化思维发展、系统性标记事物的强烈需要、纺织业的进步是大量服饰合成词出现的原因。礼俗文化的兴衰则加速服饰词汇更新或消亡，而服饰词汇中的基本词则固定不变，具有相对稳定性。滕华英的硕士学位论文《先秦汉语服饰词汇系统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5年^[60]）根据“三礼”中的礼服名物名称的演变进行研究对先秦服饰词汇体系进行研究，在语义上细分服饰的使用的场合与阶层、颜色、材料，同时关注数量差异悬殊的性别服饰词语，凸显两周以父系血缘关系为链接的宗法制下，两性地位差异明显、等级森严的特殊社会关系。郭可潍等人的合著论文《中国古代成语中的先秦华夏族服饰考》（《服饰导刊》，2020年第1期^[61]）以先秦时期华夏族服饰结构变化为研究对象，运用汉字字源学、文物考古的方法，并针对先秦服饰文献零碎化特征，利用成语类词语资料，探讨华夏族不同结构服饰的文化建构过程。郑璐、王文奇在《<左传>中的吉服词语及文化探析》（《汉字与历史文化》，2020年第5期^[62]）中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分析祭礼所用冠类、衣类、部件类服饰，对其蕴含的自然神灵信仰进行了细致地解读，认为礼制的严苛限制制约了周代服饰美学价值与人文价值的发展。

依据出土的服饰实物遗存结合文献记载，进行实证研究逐渐成为主流趋向。1982年江陵马山一号女性墓主楚墓中出土35件丝绸服饰精致华美、品种齐全。贾玺增、李当岐的《马山一号楚墓出土上下连属式袍服研究》（《史论空间》，2011年3月^[63]）分析马山一号墓出土的7件袍服多片拼合等结构特点与剪裁技术，探究连属式袍服的文化内涵与客观因素，进而得出春秋战国时期袍服已经可以塑造人体自然形态。何清漪的硕士论文《马山一号楚墓袍服结构研究和创新设计》（北京服装学院，2018年^[64]）从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深衣制袍服的名称、结构、纺织技术等方面来解析战国时期楚国服饰具有地域性的图腾崇拜与巫文化特征的信息，认为楚式窄腰多片结构袍服强力表现了贴合人体的平面结构与折线、曲线动感的审美价值，其上绘制的场景性华丽纹样受到了陶器、漆器、青铜器等物质文化进步的影响。印群的《论西周早期燕侯墓出土青铜面饰的功用》（《齐鲁学刊》，2016年第6期^[65]）结合边疆民族学调查资料论证青铜面饰的面具功能，属于北方少数民族萨满巫觋祭祀所用的面饰反映燕国的对外服饰文化交往，以及当时巫风盛行的社会风气。罗家湘在《<逸周书·器服解>是一份遣册》（《文献季刊》，2001年第2期^[66]）一文中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遣册，管窥战国种类繁多服饰的真实面貌，致力于车服制度对战国丧葬明器的影响及车服维护礼制等级的说明。崔云的硕士论文《楚服饰文化的主要特征与形成原因》（华中师范大学，2014年^[67]）分类解读出土服饰实物、人俑所绘服饰、绘画中人物服饰，辩证楚地服饰发展状况与复杂社会环境的关系。研究学者对出土饰品的微观分析提供了大量细节与文化信息，本文受限于篇幅，对其余金银饰物、车马舆服、裤裳鞋履等学术成果暂不逐一列举。

从文学特征、审美观念等角度对文学作品中与文献中的先秦服饰记载进行研究，这一研究方向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蔡雪妹《从先秦两汉诗文看时人的女性审美观》（《新余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68]）一文介绍上古女性丰乳肥臀的生殖美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转向了柔顺朴素的审美观，追求纤细匀称线条的服饰成为女性美的衬托。张雯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楚辞服饰美学思想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12年^[69]）根据楚辞中对服饰名物的考辨归纳楚地奇服现象，解释楚辞中展现出的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服饰美学特征，体现了楚人旺盛的生命热情与饱满的浪漫情感，借此审视先秦社会的服饰风貌。需要注意的是文学作品中将崇高、奇异的服饰形象作为诗人高尚道德操守的外化，其中不可避免出现虚写与美化的成分。

3 先秦服饰研究的学术进展与薄弱环节

综上所述，2000年后先秦服饰的通史性、专题性研究皆取得显著的学术成果。第一，深入研究先秦服饰史与社会关系，利用多元学科服饰理论拓宽研究思路，重视先秦服饰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艺术等方面的内在联系，审视服饰发展引起的商人地位变化、士阶层崛起、诸子百家思想的传播等诸多转型时期的社会问题，由此探究先秦的服饰体系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双向互动。第二，在服饰文化研究上，学者基本认同先秦服饰具有巫术性到礼仪性到俗文化的三段内涵沿革，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两周稻春秋战国同时对先秦服饰的文化制度、技法工艺的传统研究继续深入，着重梳理先秦服饰的动态化特征。第三，在不同社会角色服饰多样性方面，既严密论述先秦贵族礼服的普遍制度，又重视不同社会角色的服饰符号语言，研究者使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描绘了一幅展现人文光辉与个体独特性的先秦时期服饰百景图。第四，全方位讨论先秦服饰类型的艺术特征，以出土实物为对象，细致入微地探讨服装、饰品的不同制式与纹样的文化内涵与变化规律，并与现代艺术美学结合，创新性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五，区域文化研究呈现勃兴态势，先秦服饰研究也注意到了少数民族与封国的区域服饰特征，并探讨了中原服饰制度与区域服饰之间的交流与异同。

先秦服饰文化经过研究学者的不懈探索已经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但纵观先秦服饰研究骨骼框架，有许多内容仍然需要学者的深入研究与系统整合。首先，对先秦服饰的经济地位研究有待深入。周代“工商食官”的官营服饰体系与私营服饰流程异同之处，服饰在市场上的流动直接触动社会结构与服饰风尚变化，参与服饰生产销售的主体、服饰的经济作用等仍待后来人探究。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的选择与采用仍有斟酌、丰盈的空间，学界目前研究往往只偏重传世文献与出土实物，忽视甲骨、金文、出土简帛、遣册等文字资料，先秦服饰研究应该对多元的文字史料加以充分利用。最后，亚洲其他国家服饰与中原传统服饰具有同根同源性，吸收融合了先秦服饰特征。以高句丽服饰研究为例，要从传统服饰文化的独特性与原创性出发，看到周边国家对先秦服饰的继承与创新，这方面的比较研究还较为薄弱。

先秦服饰文化作为先秦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化的关键一环，经历了不断解构又建构的过程，奠定了我国古代服饰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