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汉代墓葬出土纺织品考古进程

1.1 国外探险家与汉墓出土纺织品（20世纪初—1949年）

20世纪初，伴随东方学的兴起，西方各国分别派出考察团开展了在古代丝绸之路沿线的科学考察活动，以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科兹洛夫、日本的大谷光瑞为代表。在新疆楼兰古城遗址、甘肃敦煌莫高窟遗址、西夏黑水城遗址、蒙古国乌兰巴托诺因乌拉匈奴墓葬、乐浪墓葬、巴泽雷克古墓、帕尔米拉古墓、叙利亚巴尔米拉古墓等，发现了包括丝、毛、棉、麻。1927年，中国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合作组建了学术考察团体—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我国西北地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科学考察，并在纺织品考古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汉代考古的发掘工作就此拉开序幕。在20世纪30—50年代，我国考古人员及学者们对洛阳的汉魏旧城遗址及甘肃、新疆等地汉代墓葬进行了调查挖掘。受地域环境影响，发掘织品色泽鲜艳、保存良好。汉墓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宏观上归纳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纺织品特点，但有关纺织品资料整理的内容尚不全面，表现形式也比较随意，受修复技术水平的限制，未能完整地反映原貌。

1.2 经济建设与汉代纺织品的发现（1949—1972年）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开始对丝绸之路沿线地带古遗址进行发掘和保护。重点针对新疆地区墓葬展开系统性的发掘工作，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罗布泊荒漠、吐鲁番盆地等古丝绸之路沿线的古代墓葬中，发掘了大量汉代时期的纺织品，丰富了纺织品研究品种。1953年后，伴随社会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中，在新疆、湖南、湖北发掘了诸多汉代墓葬，其中出土了大量的纺织品。在此基础上，考古部门对相关遗址出土文物的材质、图案、结构等进行了整理，并形成了专门的文字记录资料，其中以《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等最具代表性。通过整理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汉代葬墓发掘纺织品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时间上比较集中、以墓葬发掘为主、小型遗址点发掘多等方面。

1.3 多学科背景下的纺织品保护（1972年以后）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被发掘。该墓葬受地理环境影响，其出土的汉代纺织品保存完整，且数量多，在纺织技术方面涵盖织、绘、绣、缬、贴五种主要技术。在服装款式方面，有直、曲裾之分；在服装功能方面，有单、夹之别。基于化学检测、文物保护、纺纱织造的视角，对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纺织品开展了保护工作。至此，国内在纺织文物方面的检测技术不断进步，不但精化了纺织品的科学测试方法，而且在微量和精度上有了空前的发展。随后，考古人员还在陕西宝鸡、山东滕县、广东广州、四川彭山、重庆和河南安阳、浚县和辉县等区调研挖掘了许多汉墓遗址，出土的纺织品保存完好，包括纱、罗、绮、绢等，如表1所示。大量的实物样本促进了汉代纺织服饰史的相关研究，弥补了单一视角下对汉代出土纺织品的整理和研究，丰富了研究方法。

2 汉代墓葬出土服饰的整理及研究

2.1 基于实物为样本的服制研究

丰富的实物样本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而妥善整理出土的服饰文物对于服饰文物的保护及后续更深层次的研究而言至关重要。实物样本的丰富亦促进了研究手段由“二重证据法”到“三重证据法”的转变。关于汉代服制研究，早期以史书、诗词等为依据，辅以绘画、雕塑等图像资料。沈从文在王国维“二重证据分析法”的基础上加入实物构成“三重证据分析法”，即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出土实物相互佐证，编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一书，对汉代服饰的形制、造型及工艺等方面进行论证，借助史学及墓葬出土实物等资料探究了汉服饰特征，并依此整理出汉代服饰的起源演变及服饰制度的沿革，为后续汉代服饰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李之檀编撰的《中国服饰文化参考文献目录》^[2]一书介绍了很多汉代服饰出土的墓葬遗址，并且阐述了当前汉服饰研究的基本情况。《秦汉史研究概要》、王仲殊的专著《汉代考古学概说》^[3]这些论著中都通过介质涉及了汉代服饰相关的论述，大多专注于服饰图案、造型等方面研究。《中国历代衣冠服饰志》采用史部文献、出土文物和历代笔记相互对照的研究方法，基于当代学者整理的研究资料和现有的研究成果，突出表现了汉朝统治阶级对于生产丝、棉、桑、麻的重视，并据此剖析了汉朝冠服体制变迁的内因。

表1 汉代墓葬出土服饰信息表

对于汉代服饰制度的研究，学者编撰的《中国历代舆服志研究》中详细地介绍了汉代政治因素对服制的影响。袁杰英在其所编著的《中国历代服饰史》^[4]一书中，采用出土实物与史书文献相对照的研究方法，重点研究了汉代的服饰制度；系统分析了汉代制衣官吏和组织机构、汉代服饰演变与服饰哲学观念、汉代女性发饰制与男性衣冠制度，并从更深层次挖掘了汉代服饰发展变化背后涉及的社会因素。在《汉代服饰伦理文化研究》里基于伦理思想、文化思想两个层面分析了汉代服饰体制发展变迁的原因，同时比较全面地探究了汉代服饰在政治、经济、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内容。刘永华所编著的《中国古代军戎服饰》^[5]是国内首本介绍我国古代军旅戎装服饰演变历程的书籍，弥补了学界对汉代军戎服饰研究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2 服饰结构与纺织材料工艺技术研究

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兴起，社会对文物保护愈发重视，考古现场可以很直观地看到织物的组织结构，史、实得以相佐，新的纺织工艺不断被证实，研究方法由文献转向实物。孙机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6]中介绍了汉代的纺织技术，从文献角度分析汉代服饰特征，为考据汉代物质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汉代服饰参考资料》一书中，考叙了两汉时期的各阶级人民的服装工艺、服饰形制及冠服的工艺技术等。在《秦汉社会文明》一书中从服装样式、工艺、组织结构等方面对秦汉时期常服、冠服、冕服、杂服等不同形制的服装进行阐述。在《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里面系统整理了汉代服饰造型、样式、组织结构、织造技术、图案创作设计等科技艺术等内容，为国内研究古丝绸科学技术和服饰艺术方面的课题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依据。内容包括丝绸织锦、缂丝、刺绣、屏条、佛像、荷包香囊等，并附有作者绘制的部分织物组织图和上机图，更具体、更直观地呈现了织物组织的立体结构。吴淑生、田自秉《中国染织史》^[7]一书对历代染织发展史分门别类地进行了缜密的考证和深入的整理研究，着重对汉代染织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综上，对于汉代服饰结构工艺类的专著类研究较为缺乏，大多以宏观视角从历代服饰结构工艺演变、发展、文化意义的角度进行研究。对于服饰图案织物的组织结构、显花方式方面，溯源其由来和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的纹样寓意还略有欠缺。

2.3 出土服饰的保护与修复

随着越来越多汉代服饰的出土，学界开始重视对纺织品文物的修复与保护。多学科的介入，如考古学、生物学、纺织学、自然科学等，使纺织品被更完整地留存。学者在纺织品保护领域进行了大量实践，并总结了一套对田野出土纺织品保护研究方法。在纺织文物的保护方面，注重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强化文物发掘现场的保护工作。对难以修复的现场保护，要以经验性总结为主；较易修复的，以标准化修复加固为主。在《中国纺织品科技考古和保护与修复的现状和将来》一文中视湖南马王堆一号汉墓葬遗址的发掘为开端。该墓葬首次将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应用于纺织品的保护与修复工作。此后，国内在纺织文物方面的检测技术不断进步，精化了纺织品的科学测试方法，并在微量和精度上有了空前的发展，重点围绕染料、纤维、污染物等方面的检测、分析。《现代科技在纺织品文物保护中的应用》一文，分别从分析检测、清洁技术、加固技术、纺织品保护和保存方面分别进行探讨，阐释先进科技的运用对纺织文物的修复的意义。《“大长乐明光承福受右”织锦方枕的保护修复》一文，专以这一地区出土的汉织锦方枕文物为研究对象，介绍了其受保护的状况，进行了表面清理、枕芯清理、漂洗及修复等工作，保护修复处理后的纺织品纤维重新恢复了光泽和弹性，枕头的立体形态也较好地得以复原，为汉代纺织品提供了可借鉴的修复方法。在《武威磨嘴子汉墓新出土纺织品文物的保护》一文中采用实验法，将出土纺织品修复过程进行分解研究，重点针对污染程度严重的织物，采用传统的水洗、斜面清洗、水洗干洗相结合的方法，达到良好的清洗效果，并且将修复过程中的纺织品文物的损坏程度降到最低。在纺织品文物保存方面有一定借鉴作用。

2.4 汉代服饰文化研究

基于文保技术的发展，服饰样本得以留存，研究样本的丰富使学者将视角转移至服饰文化的研究。在汉代服饰文化研究领域，大部分的著作是从宏观视角下阐释服饰文化。除了上文提到的沈从文先生的著作，黄能腹、陈娟娟所著的《中国服饰史》^[8]则重点研究了考古发现的汉代服饰资料，从汉代服饰文化的发展背景说起，讲述了汉代服饰、首饰、佩饰等方面的制度。高春明在《中国历代服饰艺术》^[9]一书中介绍了我国历朝历代的服饰艺术及其内涵，全面剖析了我国历史上服饰的发展历程。涉及汉代服饰，主要从文化理论、史学理论、美学理论和人类文化学等角度对服饰文化进行多方面阐述和论证。中国历代服饰》一书结合史书文献记载，以出土纺织品为依据，综合介绍和比较了中国历代的服饰沿革、服饰特点和服饰制度，同时对汉代服饰艺术更深层次的探讨。周锡保所著《中国古代服饰史》^[10]在第五章节重点对汉代服饰进行梳理，主要就男子官服、妇女服饰、军戎服饰、礼仪及生活习俗等各方面进行了介绍。《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印染织绣》则以华夏礼仪为中心，采取图片的形式，展示了自然演变而形成的汉代民族风貌。该书不仅涵盖了湖北江陵一号战国时期墓葬遗址出土的黄地印花敷彩纱丝锦袍、万事如意锦袍、龙凤虎纹绣禅衣等；还收录了1964年在新疆和阗洛浦县汉墓发掘的人首马身缂毛、树叶纹缂毛等图片，为汉代纺织工艺提供了图像资料。将学术性与鉴赏性相结合，更直观地感受到以华夏文明为背景的独特的汉代服饰文化。关于汉代服饰文化的研究成果，主要以图像和文献为研究材料，鲜有出土实物与文献图像结合的研究。

3 总结与展望

通过梳理汉代服饰方面的众多研究成果后可以看出，在专家及学者的努力之下，国内在汉代墓葬出土服饰领域的研究业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就墓葬发掘情况而言，既包括分别由湖南马王堆汉墓葬遗址与湖北江陵汉墓葬遗址出土的素纱襌衣和麻织衣裙等珍贵纺织品文物，也涵盖了诸如朝鲜、外蒙古、苏联、叙利亚等国家古墓遗址出土的独特的汉隶铭文丝织品、缂毛、毛织品等。除了挖掘的整件衣物和纺织品，遣策、陶俑、木俑、帛画、画像石和壁画等介质也反映了汉代服饰的状况。就出土服饰研究而言，主要采用三重证据分析法，将史学资料和墓葬出土文物进行对照考证，达到相互印证、相辅相成的目的和效果，从而提高论证的科学性。在研究内容方面，涵盖汉代出土服饰整理、具体的服饰形制、服饰制度、服饰造型、服饰纺织技术工艺、服饰保护和服饰背后蕴藏的文化意义等多个方面，使整体的研究更加全面、系统、立体。尽管国内在汉代服饰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仍有很多不足之处。

首先，目前汉代出土的服饰样本素材还不够全面。出土织物大多为有机质属性，受环境、气候、影响较大，故难以保存，很难恢复出土织物当时的状态，加之早期保护技术水平有限，织物残破，多为残片，难以辨别款式，研究样本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其次，出土服饰的研究往往受限于考古新发现的影响，就出土服饰个案研究而言，研究成果具有阶段属性，加之汉代墓葬出土服饰资料较为分散，给样本的释读增添了一定难度。

最后，截至目前，对汉代出土服饰的整理有坚实的理论数据，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了较大成果。越来越多的汉代服饰出土，为研究汉代服饰的演变、发展规律的深入研究不断提供新的资料。因此，在未来的研究方面，更需要加强带有规律性的总体研究或细致深入的个案研究，力求在更深层次上取得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