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京杭大运河流域明代服饰研究概况

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作为承担国家南北水上漕运及交通的主要运河之一，虽然如今已不能完全通航，但大运河沿岸地区世代传承的民间艺术、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仍可窥见历史的痕迹与影响。国内运河文化研究主要围绕其漕运功能、沿岸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但服饰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关系统研究相对偏少，且现有研究多以点的形式进行，而线性的贯穿研究则对于分析大运河流域社会文化渲染下形成独到的服饰风格有更加直观与深刻的影响。

大运河流域明代服饰研究具备充足的理论与实证支撑材料:(1)大运河流域内明代墓葬数量多且出土了大量的服饰品，为研究提供实物样本与例证;(2)古人依据所闻所见、所处环境记录关于当时社会发展情况的文字，多以地方志、杂录、典章甚至小说及诗词形式呈现，为研究明代服饰文化及地域文化等提供了可信度较高的文字资料。现代学者通过对明代墓葬出土的服饰品和史书古籍资料的考察与解读，结合考古学、历史学及艺术人类学，以通史和断代史研究专著或学术论文的形式，向人们还原明代服饰原始的形制与造物理念，并引出运河文化的内涵意蕴。专著类常见以明代服饰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突出的有王熹、贾玺增、张志云等的著作^[1-3]。现有指向大运河流域明代服饰的学术论文比著作丰富，且随着大运河文化带关注度的提高，相关研究成果也在不断完善。但由于大运河流域面积较大，鲜少有立足于整个大运河流域及沿岸范围的明代服饰研究，而是将其分为齐鲁、淮扬、吴越等地区，或是再细化至省区市。如秦梦薇^[4]选取大运河山东段进行细致的梳理与研究，通过对山东地区史料记载及山东省博物馆馆藏服饰品进行分析，对山东省内大运河流域明代女性着装形象进行了总结，整理出明代中后期其着装的等级区分、时代样貌与运河文化影响下的地域个性;杨婧^[5]则聚焦“苏样”服饰，对于受到其风尚影响的江南地区服饰特征及其演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究。除了选择将地域范围缩小以展开深度的纵向钻研，也有一些研究著作从传世图像、服饰入手，对流经地区服饰进行分析^[6]。

2 京杭大运河流域明代服饰文化专题研究

在京杭大运河流域明代服饰文化的专题研究方面，目前主要集中在大运河流域的明代出土墓葬、明代服饰纹样与装饰艺术及明代服饰审美风尚3个方向。时至今日，明代墓葬的出土遗物丰富，数百座墓葬为研究服饰纹样、风尚等提供了一定数量的实证。但墓葬服饰与纹样多作为服饰风尚研究的论证元素出现，鲜少有对明代墓葬服饰研究的专著，而以纹样为主要对象的更为稀有，可作为未来研究的着力点，为明代服饰文化研究进行补充，形成系统全面的知识脉络。

2.1 大运河流域明代传世服饰品及墓葬出土服饰研究

明代虽距今时间较为久远，色彩保原度上不及清代实物，但其传世服饰品的数量与质量可观，仍为明代服饰横纵向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明代服饰保留最为完整的当是定陵的帝后服饰和山东孔府旧藏的百余件明代常服、朝服与赐服，且品类繁多、保存完整，相比于其他墓葬出土明代服饰更好地保留了服饰原有的色彩与装饰，对于明代服饰艺术与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美学价值。学者通过数据测量、板型还原、纹饰模拟、色彩提取等对其进行个性与共性研究，逐渐向世人还原了明代服饰的面貌，尤其是山东孔府旧藏的服饰，未经土葬，保存完好且种类多样。《斯文在兹———孔府旧藏服饰》整理了部分藏品各角度的高清图像，并列举出每一件服饰的尺寸数据及简短的介绍;韩敏敏^[7]对山东省博物馆藏的每一件孔府服饰都补充了数据及纹样描述。在这些图像资料的基础上，许晓^[8]结合史料考证，对所藏明代服饰的结构、面料、纹样进行了细致的研究。

目前大运河流域出土的包含服饰及配饰等的明代墓葬数百座，沿大运河流经地区散布，以包括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嘉兴等地的江南地区出土墓葬相对聚集。墓葬出土了大量的服饰，品类从首服、主服到足服丰富全备，样式也依据墓主身份或审美追求的不同而各有所异。由于纺织品易腐蚀，且固色性不佳，出土的服饰品多已不能清晰辨别其原有色彩，相比之下金属饰品与玉饰等出土量更加丰富，这些以考古发掘为主的文物研究为大运河流域明代服饰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可靠的参考实证。《北京南苑苇子坑明代墓葬清理简报》《武进明代王洛家族墓》《嘉兴王店李家坟明墓清理报告》等^[9-18]，因时间较久远，留存下来的图像资料黑白形式偏多，且像素分辨率较低，对于细节及纹样的记录模糊。部分地方博物馆对当地墓葬的出土资料进行了复核并重新记录，尤以江苏泰州博物馆的《泰州出土明代服饰样式漫谈》^[19]和《江苏泰州出土明代服饰综述》^[20]记录了泰州地区墓葬服饰及纹样更为清晰的图像资料。中国丝绸博物馆则对无锡七房桥明墓、嘉兴王店李家坟等明墓出土服饰进行了实物修复与复原，并对服饰的形制、细节、纹样甚至织物结构做出准确细致地提取分析。这为之后关于墓葬出土服饰及纹样研究提供了高质量的参考数据与样本。

2.2 大运河流域明代服饰纹样及装饰艺术研究

在中国古代社会特定的文化氛围中，丝绸纹样形成了特有的审美样式、表现语言和构成原则，表现出致思性和意象性两大特征，而这2点又是互融互为、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中国丝绸纹样的民族美学特色，走向与西方纹样不同的意象表现之路^[21]。服饰纹样自明代开始进入发展高峰，纹样内涵越发深刻，并形成一定的美学程式，可作为深度解读明代服饰文化的重要研究方向与切入点。当下针对明代纹样的著作稀少，通常是和整段中国古代纹样历史放在一起讨论。郭廉夫等^[22]采用多角度分类方法对各种纹饰进行划分总结，以便向人们完整系统地展示中国纹样的起源;田自秉等^[23]对中国历代服饰纹样进行了系统构建和对其共性进行概括总结，为纹样研究提供了指向性参考。

纹样专题的学术论文较为详备，针对大运河流域内明代服饰纹样与装饰的研究多着点于某一单品或品类，常见的有2种类型:(1)同一纹样题材的研究。以实物做论证，对相同的主题纹样内容进行解读，并总结出等级性、地域性、时间性特点，探讨其共性与个体差异^[24]。例如能成为装饰图案的植物，大多具有某种特殊的属性或特征^[25];或对同一符号意义的纹样或者装饰配件加以分析^[26-27]。(2)同一地区纹样的整理分析。一部分研究以地方服饰实物为对象，王丽梅^[28]就围绕明定陵出土的600余件丝织品进行纹样整理与汇编;许大海^[29]对记载大运河流域内某一地区明代服饰艺术的史料文册进行深入剖析，例如以《金瓶梅》《醒世姻缘传》为代表的记录江南地区社会风尚的市井小说作为研究明代服饰纹样与装饰艺术的论证。随着研究技术的不断发展，也有以单一服饰品为对象，从实地调研、资料考证和图像分析入手，归纳纹样题材、构成方式、装饰位置与布局特色^[30]，利用科技手段对传世服饰品进行精准的色彩与图像提取，建立模型，更好地还原并展现服饰的自然样貌^[31]。由此可见，纹样方向的研究仍将继续被扩充发展，还原展现历史的多彩风貌。

2.3 大运河流域明代服饰审美与着装风尚研究

大运河流域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沿岸地区的生活方式同远离运河的地区产生了较大差异，这种对比最迅速而直接地反映在服饰流行上，并受到文人学者的关注，因此关于地域服饰审美与着装风尚研究出现大量的文字资料。服饰风尚作为社会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地方志、小说、笔记中都可见相关描述。文人在记录民间生活的同时落墨于服饰的穿着记叙上。地方志作为官方笔记在民风民俗及生活方式的记载上具备真实性，例《临清州志》《滕县志·万历志》中就对山东临清和兖州府的两地民风的变化进行了醒目的描述^[32]。《万历野获编》中即记述了皇室生活对京杭大运河的依赖^[33]，也反映出大运河承载的漕运及交通功能对明代各地域文化持续深入的影响。市井文学中对大运河沿岸社会生活的描述更加生动，《金瓶梅》作者将故事发生地放在靠近大运河的城市，通过讲述西门庆经商的独立案例，反映明代中后期大运河流域经济的繁荣与沿岸服饰风尚的华贵多样。明清多部小说都出自大运河流域文人之手^[34]，其中包括了“四大名著”以及《聊斋志异》、“三言”“二拍”等，另有《封神演义》《醒世姻缘传》等也都不同程度与运河文化相关。作者对人物形象的设计多以现实生活为基础，尤其《金瓶梅》中对出场人物的服饰刻画基本与现实相符，是大运河流域整体服饰风尚的缩影。同时期一些外国史料多为来华人员在北京进行公事交流的行程后记，记述中也有提到途径地区的社会风气，为探究历史原相提供了另一视角的解读参考。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将万历年间客居中国的见闻记录成《利玛窦中国札记》^[35]，以及被誉为“东方马可·波罗”的朝鲜大臣崔溥辑录的《漂海录》，其中关于明代大运河工程、宦官奢华骄横、南北社会生活及风俗习惯差异等记述，对于历史与文化研究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36]。

基于古籍资料的多元，现代对明代大运河流域服饰风尚及社会风气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江南作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最为突出的地区，成为许多学者关注的焦点。牛建强等^[37]从工商活动、日常生活和人情世态3方面对江南周围地区，粤、闽沿海地区的风尚取向改变进行探讨，发现江南周围地区工商结构不合理，商业畸形发展，显现出新旧因素的并生和极度冲突，更总结出明代江浙地区社会风气由俭入奢的转变是多种力量合力的结果，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推动这种社会风气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同时政府对社会控制的松动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38]。在联系到大运河这一地域范围特性后，发现其交通地理格局的调整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丰富百姓物质生活的同时，亦引起了明清临清地区的饮食风俗、岁时节日风俗、婚丧风俗和民间信仰诸多社会风俗的变化，尤其在受江南地区影响和许多南方风俗融入方面更为突出^[39]。陈江^[40]以江南地区的着装风尚为主要研究对象，一方面从时间上将由俭入奢的风尚变化进行前后对比与梳理，另一方面从某种流行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与解读，这种思路也同样适用于地域范围更广的大运河流域的风尚中。

3 京杭大运河流域明代服饰研究的收获及发展方向

明代服饰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通史类的服饰研究专著中有所记述。相比于通史类著作，明代断代研究著作中对明代的服饰论述更为深入细致。目前对于京杭大运河流域明代服饰的研究在不断深化与拓展，并取得了可观的学术进展。(1)综合运用多种资料形式，紧密依托文献记载、传世实物及考古遗存，在先进的技术手段支持下更加充分地利用墓葬出土的服饰实物论证参考，并结合各类史料古籍及遗世画作，全方位准确还原明代的服饰面貌与社会审美，构建出明代服饰文化的完整历程。(2)对于明代服饰的研究趋向于指向性，聚焦范围缩小，将焦点从整体深入至个体，具体细微地分析服饰造型、纹样、装饰的演变规律与风格变化、服饰审美与文化内涵的变迁，以及工艺技术的特色表现。(3)更加注重明代服饰与经济、政治、文化、交通之间的内在关联，重视漕运交通在促进南北社会文化交流融合，并形成流域沿岸独特的服饰风貌与审美思想中起到的作用。不同地域服饰风尚都存在个性差异，成因也不尽相同，“不同地区居住的不同民族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心理特征、民族传统、社会组织形态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41]，地域文化作为社会总体发展的一种微缩表现，在服饰文化研究中占比越来越多，但仍存在不足，服饰文化的地域性研究仍需要学者更深入而完整地研讨。

明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民族政权，此时期的服饰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服饰特征、演变及文化有重要意义。明代墓葬的不断发现给予了明代服饰研究更为有利的条件，应对其充分利用，同时大运河对流经地域服饰风格的影响深度与广度也正在吸引更多学者关注。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归纳总结，可以发现大运河流域明代服饰及纹样文化相关研究偏于独立，在关联研究上还存在一些空缺，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更为具体地探析，如探讨运河文化对明代服饰造型艺术、地方制度与审美思想发展的影响，以及大运河流域明代服饰独一无二的特性等。

4 结语

京杭大运河在明代走向鼎盛，其流域内世代传承的民间艺术、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以及该地区的商品经济等独具地方特色的社会条件，为服饰艺术及审美风尚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开放的生长环境和内在驱动力，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潮流景象。对近年来大运河流域明代服饰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分析可以发现其整体呈现出由面向点，由宏观性概述向针对性思辨转变的研究发展趋势，学者对于大运河流域明代服饰的关注度有所增长，已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但鉴于明代服饰内容体系的庞大、明代服饰对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重要作用以及大运河历史影响的深远特点，大运河流域明代服饰相关研究仍存在一定空缺与发展空间，有待全面梳理其脉络，进一步丰实明代地域服饰文化的研究体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