蛾蛾坟明代衣着特点——以四川博物院藏出土明代服饰与陶俑为例-汉服资料馆

蛾蛾坟-明代衣着特点——以四川博物院藏出土明代服饰与陶俑为例

摘　要：四川地区明代墓葬资源丰富，四川博物院藏有成都地区出土的明代墓葬文物一千六百多件，其中不乏精品。本文仅结合四川博物院藏明代墓葬出土的有代表性的服饰和陶俑瓷俑的衣着，分析了常见明代服饰中首服、身服、足服的特点。明代服饰承袭唐宋服制的样式，又有自己的时代特点，在审美上始终依据着装人的得体性，在结构上依据方便实用的方式变化。每一次变化，都形成新的流行风格样式，很多明代流行的服饰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明代跨时二百七十六年，这样一个处在元蒙和满清之间的汉族人统治的封建王朝，从推翻元代蒙古人统治之后，就根据汉族的传统，通过制定禁胡服、废元制等一系列不能僭越的服饰制度，“上承周汉，下取唐宋”，在服饰形制的规范上恢复汉服体系，推动汉服款式、服色的流行。解读明代服饰礼制的创新与流变，也是解读在扬弃与传承交织过程中汉族传统演进的密码。

四川地区明代墓葬发现较多，目前已发表资料的有一百余座。四川博物院藏有成都地区出土的明代墓葬文物一千六百多件，年代从明早期到晚期，其中不乏精品。主要包括成都北门八里庄明墓、五块石明墓、凤凰山朱悦燫墓、梁家巷红花村明墓；城南华阳包家桥明代崖墓、华阳高板桥明墓、华阳桂溪乡砖瓦厂明墓、永安寺明墓、永兴寺明墓、红牌楼明墓、衣冠庙明墓；城西白马寺、三座坟；城东成都前进机器厂明墓、十里店明墓、德胜静居寺明墓、东山灌溉渠明墓、胜利公社明墓以及外东得净寺明墓。这其中，能直接表现明代衣着服饰风貌的陶俑、瓷俑七百多件，这一类藏品多出自城北凤凰山朱悦燫墓和城西白马寺。

1956年，在成都的周边新都县（现成都市新都区）蛾蛾坟发掘出土一批陶器、银饰品、丝绸棉麻织品。其中，成型服饰百余件。这些服饰的出土为更直观地欣赏和研究明代服饰艺术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本文仅结合四川博物院藏明代墓葬出土的有代表性的服饰和陶俑瓷俑的衣着，试析常见明代服饰的特点。

传统服饰就形制而言，主要指首服、身服、足服。

首服一般分为冠、巾、帽三类。三种首服用途不一，冠主要用于装饰；巾主要用于束发；帽主要用于御寒兼有装饰功能。巾、帽偏实用功能。

古人着首服，程序比较复杂。第一步束发，梳好发，用束带缠好发根；第二步结发，结成发髻；第三步安发，用笄或发簪稳固发髻。经过三个步骤再戴上巾帽或冠。

明初倡导废弃元代服制，整顿恢复汉族礼仪。但是，一般庶民仍保留了一些元代的装束习惯。1952年出土于城东十里店明墓的陶俑椎髻露顶，使用巾子束发而不裹头，束发结发方式接近于元代（图1）。

为了推动民众顺应朝代更替，习汉族传统服饰文化，明政府规定了新的服饰制度，衣着上有了较大的改变，同时，又有十分严格的等级限制特征。

单就首服来说，主要有平定四方巾和六合一统帽两种由政府规定式样，颁发全国通行。

四方平定巾，又叫“四角方巾”。关于它的来源，明代藏书家、文学家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记叙了一段传说：“今里老所戴黑漆方巾，乃杨维桢入见太祖时所戴。上问曰：‘此巾何名？’对曰：‘此四方平定巾也。’遂颁式天下。”《明会要》卷二十四引《集礼》有记载：“洪武三年，士庶戴四带巾，改四方平定巾，杂色盘领衣，不许用黄。”沈文《圣君初政记》也有同样记载：“洪武三年二月，命制四方平定巾式，颁行天下。以四民所服四带巾未尽善，复制此，令士人吏民服之。”

四方平定巾一般以黑色纱罗制成，可折叠，呈倒梯形造型，展开时四角皆方，为明初颁行的一种方形软帽。明初颁行的时候，高矮大小适中，其后一直在变化，到明末变得十分大，加之四方平定巾一般为读书人所戴，所以，民间常用“头顶一个书橱”来形容。

明代朱悦燫墓出土的一件通身施黑釉的俑所戴首服即为明初贴服头顶、大小适中的四方平定巾（图2）。

1970年发掘于成都凤凰山的朱悦燫墓，出土了大批施釉陶俑，这些陶俑有文官俑、武士俑、舞乐俑、仪仗俑、侍俑等类，形象生动、制作精细、色彩艳丽，除了在俑所戴首服中找到了明初四方巾的形制外，戴六合一统帽的俑数量也不少。帽颜色有红褐色和黑色，均为规整六瓣，下有檐，帽顶有帽珠（图3）。

《事物绀珠》记：“小帽六瓣金缝，上圆平，小缀檐，国朝仿元制。”这种六瓣拼成的小帽元代即有，只不过明代取“六合一统、天下归一”之意而名之。这种无檐、窄檐或包有装饰窄边的六瓣小帽流行于清朝，又叫“瓜皮帽”“西瓜帽”“瓜壳帽”。到民国，民间仍有人戴。

在明代，六合一统帽是士庶阶层常用帽式之一。商贩、差吏、小市民戴六合帽为多，读书人、中小地主、官僚退职闲居之人戴方巾者多。

网巾在明代是最具有朝代象征、最没有社会等级区分功能的服饰，既可戴于巾帽下，也可单独使用。平常家居可以露在外面，比四方巾和六合帽都制作简单，劳作之人穿着较为便利。着朝服、官服戴纱帽下先戴网巾起到拢发作用。

《蚓庵琐语》记：“其式略似渔网，网口以帛缘边，名边子。边子两幅稍后缀二小圈。用金玉或铜锡为之；边子两头各系小绳，交贯于二圈之内，顶束于首，边于眉齐。网颠统加一绳，名目网带，收约顶发，取一纲立而万法齐之义。”

绢制网巾开有孔，缀以绳带，李介《天香阁随笔》记：“网中之初兴也，以发结就，上有总绳拴紧，各曰一统山河，或一统天和。”明末天启年间，形制变为“懒收网”，就是只束下口而省去上口绳带。

1956年新都蛾蛾坟出土网巾（图4），高22厘米，网巾周长56厘米。绢为整边对缝，绢织幅25厘米左右（图5）。上边留有口，无绳。下边穿有绳带，绳带可收紧。由此网巾的形制可以推断蛾蛾坟当为明晚期墓葬。

1955年成都城西白马寺6号墓（明典服正魏存敬墓）出土瓷俑（图6），高31.7厘米、座高5.8、宽9.8厘米。模塑，右衽、大领袍、束腰带、着筒靴立于台座，面、颈、手无釉，其余着浅蓝、蓝色二釉，大部分釉剥蚀。头上网巾清晰可辨。

从四川博物院藏明代墓葬出土陶俑瓷俑可以看到塑像展现出的首服除了使用最广泛的网巾、四方平定巾和六合一统帽外，幞头、毡帽、笠帽、梁冠等沿袭旧制的首服也共同存在并有所演变。

明代对头巾的偏好和崇尚超越了历代，在前后两百多年里，头巾样式达四十多种^[2]。有根据样式定名的，如平定四方巾；有根据质地定名的，如罗巾；有慕古人名而称之，如东坡巾；根据时代特征定名的，如唐巾等，不一而足。

四川博物院藏明代墓葬出土陶俑戴的巾、帽、冠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最早的幞头是一种裹头的软巾。它是从东汉的幅巾基础上演变而成。由于幅巾系结不方便，于是加以改进，裁出四脚，利于打结，因而流行起来。它的形制多种多样，有平式幞头、结式幞头、软脚幞头，等等，根据塑形辅助材质的不同，又分为“软裹”和“硬裹”。由于明代巾、帽合流的趋势明显超越前代，巾帽又常常混为一谈。

1955年，成都城西白马寺明内官董泰墓出土文俑（图7），模制，瓷胎，身穿蓝绿色袍，袖手于胸前，腰束带，着筒靴，骑于马上。俑头戴垂脚幞头，带系于脑后垂下，似两条飘带，亦称“软翅巾”。

乌纱帽、折上巾均由这一类幞头逐步演变而来。在明代，幞头是帝王百官的必备品。皇帝用来配常服，百官用来配公服，为了办公方便，无脚幞头在衙门里很流行。图8为1970年成都凤凰山朱悦燫墓出土的明代戴无脚幞头陶俑。

乌纱折上巾又称“唐氏幞头”，与乌纱帽基本相同。1970年成都凤凰山朱悦燫墓出土的明代陶俑，幞头左右二角折之向上，竖于纱帽之后，是典型的乌纱折上巾（图9）。

幞头最初是临时系裹而成，也叫“软裹”。为便于出行，以铜铁丝、琴弦、竹篾等为骨架，以绢作衬，在上面包裹巾帕，不需要仔细系裹的幞头叫“硬裹”。1970年成都凤凰山朱悦燫墓出土的明代陶俑幞头外形硬挺，区别于临时系裹的“软裹”幞头，也属无脚幞头之列（图10）。

1970年成都凤凰山朱悦燫墓出土的明代陶俑，头戴圆顶巾（图11）。圆顶巾又叫“吏巾”，为典吏人员所戴，是沿袭宋元时期的帽式。

1970年成都凤凰山朱悦燫墓出土的明代陶俑（图12），所戴帽为圆顶，帽子后半部有半圈比帽顶高的帽山，这种帽式为“中官帽”，又叫“内使帽”，一般是奉御太监戴，源自于高丽王服的样式。明代王三聘《古今事物考》：“用纱裹之，增方带二条于后。无官者，顶后垂方纱一幅，曰内使帽。”

所谓毡帽，用片状兽毛或纤维等垫衬叠压成织物而制的帽子。它夏日可遮阳吸汗，冬天可挡风御寒，隔热防晒，既当笠帽，又当草帽，除了酷暑炎日，四季可用。明代张岱在《夜航船》记述：“秦汉始效羌人制为毡帽。”到了明代毡帽已是一般平民的帽饰。

1955年成都白马寺6号墓明代典服正魏存敬墓出土瓷俑（图13），模制，施浅蓝，蓝釉。穿右衽大领袍，束腰带，着靴立于台座，右手夹牛角形器，左手曲肘放于胸前，戴短檐毡帽，与元代骑马俑帽式相类似，应为沿袭元代旧制。

1955年成都白马寺明内官董泰墓出土明代彩釉戴截筒帽老年男侍俑（图14），瓷胎，模制。头向右前方，面部有胡须，身穿蓝色袍，腰束带。左手曲肘于胸前，右手提衣挨近腰部。立于束腰式座上。这种平顶如截筒的毡帽流行于弘治年间。

笠帽是一种能遮挡阳光和避雨的有檐帽。笠子元代就比较流行，到了明初，朝廷有法令规定笠帽为农民专有物，上城市不受限制，非从事农业生产的不能随意戴。以此令以示对农民的尊重，明朝重农轻商可见一斑。“法令不久就失去作用，因为不仅退职官僚和在野的知识分子戴笠子的已不少，还有退职闲居官僚的行乐图，也以扮成农夫、渔民为乐。”^[3]由于笠子遮风蔽日，明代官商庶民都乐于戴，所以，在元式遮檐笠子帽的基础上，明代笠帽样式多种多样。

1957年华阳桂溪乡砖瓦厂明墓出土陶俑（图15），头戴圆顶披风帽，身着圆领卷袖衣，紫色釉双腿裹布系带，脚着草编鞋，脸颜喜笑，头向左，右手曲举，左手持束腰带，立于八方形座。

1955年成都白马寺6号墓（明典服正魏存敬墓）出土瓷俑（图16）。模塑，着浅蓝、蓝二釉，面颈手无釉。穿右衽大领袍，右手下垂，左手曲肘握拳，束腰带立于台座。头戴钹笠帽。钹笠帽定型于宋代，流行于元代，现存元代墓葬壁画、墓葬随葬陶俑及书画中的元人形象遗存，所见头戴钹笠帽的元人形象最为常见。明代成为重要的正装首服，上至天子下至庶民都可以使用。

1975年成都北门外八里庄明墓出土明代带范阳笠帽陶俑（图17），“范阳笠”是由五代十国普通有檐帽演变而成的军帽，宋代始称“范阳笠”，是明代士兵训练戎装的配帽。范阳笠帽可以起到遮阳和标识身份的功能，同时能有效防御敌军抛射的箭矢。

“冠”从字的本意来说是一个泛称。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定义：“冠，卷束”，是用来卷束头发的饰物。随着时代的演进，冠逐渐还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戴冠成为古代上层男子的特权，冠制随之产生。冕冠制度秦汉时期已经成熟，后世历朝历代又有继承和发展。明代在沿袭参照汉、唐、宋代梁冠的基础上，又对冠服制作了大的调整。按规定文武官员在重要节礼时要戴梁冠，以冠上梁数辨别等级，其制有一梁至八梁不等。

明代银釉陶俑，红陶，模制，中空，坐像，双手作拱状，着绿釉。俑风化严重，但是，俑头戴帽冠上横脊明显（图18）。

明代服饰恢复了传统汉服特色，以袍、衫为尚。职官礼服承古制，用冠冕衣裳。庶民便服主要有袍、裙、短衣、罩甲等。

1956年在新都城西蛾蛾坟发掘出土了一批丝织品、棉、麻织品。据考古简报介绍：“因墓中未发现墓志和其他文字材料，故无法得出绝对确切的结论来，但是，根据墓外的一些材料推断，这是一座明墓。”这批纺织品由于当时保存条件所限，出土后即长期封箱存放。

配合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四川博物院对老馆历史原因封存的文物进行开箱整理。这批明代墓葬出土的服饰和纺织品终于又见天日。经整理，这批纺织品共一百多件，其中服饰五十多件，服饰样式也符合明代服装的特点。

墓中所出的服饰分为衣裳连属的长衣类和上衣下裳的襦、袄、裙等。

禅衣、襜褕、袍、衫在形制上都属于衣裳连属类。这是男女通用的一种普遍形式。

禅衣又叫“单衣”，是没有衣里之衣。可以用各种材料裁制，根据衣料的不同，单衣可作为内衣或者外衣穿用。

白色交领麻单衣，衣长127厘米，领口25厘米，袖长71厘米，袖口宽26厘米。交领、右祍、直裾、长袖。

黄绸交领单衣，衣长126厘米，领口42厘米，袖长75厘米，袖宽30厘米。交领、右祍、直裾、长袖。

云纹黄绸交领单衣，衣长132厘米，领口22厘米，袖长77厘米，袖宽37厘米。右祍、直裾、长袖。

万字纹黄绸交领袍，衣长125厘米，领口23厘米，袖长74厘米，袖口40厘米。右祍、直裾、长袖。袍是属于长衣类并有夹层的一种服装。

衣：包括襦、袄、马褂、半臂、背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