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资料馆
浅谈汉民族传统服饰的概念
作者：张梦玥
西南大学历史系，2006年
摘要 汉民族传统服饰（简称汉服）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然而，目前学术界和民间对其尚缺乏足够研究和了解。本文阐述汉民族传统服饰（汉服）的概念的文字表述、界定原则和基本属性，介绍该服饰体系基本内容，可以分为甲乙丙丁四大类，每一类下面再详细划分出具体款式，主要有上衣下裳、襦裙、深衣、直身、褙子等种类。该体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创新，不断吸收外来元素，不仅成为了古典中国占主导的服装类别，更深刻地影响了东亚的服装风格。尽管该服饰体系消亡了三百多年，但是其精华部分依然为今天人们所热爱，并且在中国崛起和礼仪复兴的时代，有着强烈的现实文化意义。
关键词 汉服；汉民族；传统服饰；复兴
On the concept of han-chinese tradition dress
Zhang mengyue
History department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act: HanFu, the traditional dress of Han-Chinese, has its long history of thousand years with plentiful cultural contents. However, it has not been well studied in the academic world and it is hardly known in general public at present. In this article, the concept，some basic attributes and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HanFu will be defined and elucidated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ancient Chinese documents. The significance of HanFu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will be discussed. Investigations on the revival of HanFu in current Chinese society will also be reported.
Key words: hanfu；Han-Chinese；tradition dress；revival
引言
中华，是中国与华夏的合称，其中的“华”字就来源于我们祖先创造的美丽服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左传》定公十年孔《疏》）。2003年10月，中国姑娘王珊身着汉族服装参加获国际小姐选美，获得“最佳民族服饰奖”。可见，这袭羽衣的魅力是举世公认的。然而，汉族是世界上唯一民族服装认同发生错乱而将美丽的衣服当作“古装”的民族。当今天人们身着此服装走上大街之时，往往会被人误认为日本人或者韩国人，几乎没有人能正确指出该服饰的名称与背后的文化意义。
今天的中国人，大多数都认为自己属于汉族，但是在许多人看来，汉族没有自己的特色，当然也没有民族服饰，在举行56民族聚会的时候，惟独汉族姑娘不知道穿着什么服装[1]。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德经·四十一章》。
汉族服饰有几千年的生命，沧海桑田，历尽磨难。至大无形，至广无垠，很难用一两句话完整地描述她，历史太悠久、内涵太丰富，甚至一般人怀疑她的存在。有人穿着汉服出现在街头后[2]，复旦大学杨志刚副教授称：“这（汉服）其实是个伪命题，汉服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概念，汉族人的服装，从汉唐至宋，一直到明清，均没有一个固定的样式，都在不停地变化”；南京大学刘迎胜教授说：“‘汉服’其实一个很虚无的概念，因为服装总是在不断地发展。”（《东方早报》2003年12月3日）
但是，汉服的的确确是客观存在的，这个概念并不虚无。
一、定义表述
“汉服”即“汉民族传统服饰”的简称。主要是指明朝以前（含明朝，约黄帝时期至公元十七世纪中叶五千年），在以华夏（汉朝之后又称汉）族居住区及其周边地区，以华夏（汉）民族演化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文化为基础，通过自然演化和传承形成的、表现民族性格与特征的、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服饰的传统服饰体系；或者说，汉服是在历史的传承与发展中形成的、以上溯炎黄，下至宋明的华夏（汉）文化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自然发展演变而成的而来的、体现民族性格与特征的一系列服饰的总体集合。
Han-Fu, short for "traditional Han Chinese costume", refers to the costume system that had existed until the Ming Dynasty（for about five thousand years from the era of Huang-Di to the mid-17th century A.D.）, and which had been established through its natural evolvement and inheritance within the inhibiting area of Hua-Xia （or Han, since the Han Dynasty） people and their adjacent neighbors based on the unique culture of Hua-Xia（or Han） people formed during their evolvement, characteristic of the Han people and distinctive from other costume systems. In other words, Han-Fu is a set of costume characteristic of the Han people which had been formed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having as its basis, from which it had derived its existence through its natural evolvement, the Hua-Xia（or Han） culture which dates back to the Yan-Huang era and continued down to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y.
汉服是一个总集的概念，并不是特指某种服装款式。汉服概念强调的是整体的观念，是该体系的总括。任何一种款式都是该概念的具体体现。而这个总集的概念也是由无数各有特色的具体部分组成的。不能用部分去概括整体，更不能认为各个部分不同就否认整体概念的客观存在。就好比硬盘与显卡相互不同，但不能否认“计算机”这个概念一样。
“汉服”这个概念自古已有，据宋朝人叶隆礼《辽志》记载辽国统治者“国主与汉官即汉服”，衣着上完全把自己和汉人一类了。《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宋廷元旦大典：“诸国使人，大辽大使顶金冠，后檐尖长，如大莲叶，服紫窄袍，金蹀躞；副使展裹金带，如汉服。大使拜则立左足，跪右足，以两手着右肩为一拜。副使拜如汉仪。夏国使副，皆金冠、短小样制服、绯窄袍、金蹀躞、吊敦背，叉手展拜。高丽与南番交州使人，并如汉仪。”辽国副大使穿着汉服，而“高丽与南番交州使人”也运用汉的礼仪。宋朝皇帝看到南蛮的服饰“皆椎髻乌毡，并如僧人”，于是在完毕大典后“旋赐汉装锦袄之类。”（孟元老的笔记《东京梦华录》卷六《元旦朝会》）《辽史》卷五十五志第二十四仪卫志一舆服：“辽国自太宗入晋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其汉服即五人晋之遗制也。”《辽史》卷五十六志第二十五仪卫志二国服：“汉服黄帝始制冕冠章服，后王以祀以祭以享。”和“会同中，太后、北面臣僚国服；皇帝、南面臣僚汉服。乾亨以后，在礼虽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汉服；重熙以后，大礼并汉服矣”有明确记载[3]。
崇祯四年（1631年），明朝张春兵败被俘，坚不投降，后金将其监禁在沈阳三官庙。当时，一位出使后金的朝鲜使者回国后，向朝鲜国王报告了张春的情况，说（张春）“不为剃头”“着汉服居于寺中云。（[朝鲜]《李朝实录》仁祖九年闰十一月壬戊）朝鲜文献对张春的衣服，使用“汉服”一词。由此可以知道，汉族服饰的概念，已经完全形成了。
汉族在古代又称华夏，汉服在古籍中还多次被称为华服。《旧唐书·文苑传上·谢偃传》（卷一九○，上，列传第一四○上），写道：“故使曲者乱直，邪者疑正，改华服以就胡，变雅音而入郑，虽往古之轨躅，亦当今之龟镜。”“华服”有两层含义：一、华夏民族的服饰；二、华美的服饰。这两层含义实是密不可分的。
二、界定原则
判断一件服饰是否是汉服，除了外型以外，还要落脚到是否是“民族服饰”这个概念上。服饰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是服装与装饰的集合（“衣着和装饰”《现代汉语词典》P386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修订版）。服饰是人类发明的，最初具有的是蔽体御寒等实用功能。“服饰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创造物，由于它所具有的明显的使用价值和独特的审美功用，使它成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参照物。”“服饰作为文化形态的外在表现形式，其最基本的功能是实用。”[4]。由此可见，服饰是历史范畴，为人服务的。“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服饰归属人文及文化的范畴，因此人类制造服饰、穿戴服饰，就意味着人类在创造文化和展示文明。”[5]服饰从一诞生就具有社会属性。板仓寿郎认为“必须把服饰作为人们内心深处的意识问题来进行探讨。”[6]反映民族属性的服饰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随民族出现而出现的。“服饰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产物，它的形成、演变标志着人类物质、精神文明的逐步提高，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的审美观念和文化特征的集中表现。”[7]与其说服饰体现了人的内在，不如说是人意识的外在反映。
“人们的服饰打扮，虽属于个人的生活外观，却也反映出他所属的那个民族、群体的特定的社会习惯、文化心理和社会经济背景，标志着某种特殊的规定，蕴含着一些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的习俗禁规内容，就某种意义而言，服饰习俗可以说是特定民族文化、审美情趣、阶级结构、社会意识的外现。”[8]而在马克思《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有更为精辟的论述：“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其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道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认。”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服饰决不仅仅只有遮蔽御寒功能，还有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因素，甚至可以说，服饰是人类第二张皮肤。那么，服饰文化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文化与文明两者的词义有些区别，这里不去刻意区别。一般采取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的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
而民族文化则是文化这个范畴一个重要的课题。在这个民族并未消亡的世界里，我们必须关注每一个民族的独特文化，考察其内涵，发扬起精髓，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个视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从谈起。
所谓民族文化，具体器物与精神内涵的统一性。“把作为‘器物’的服饰定义特性——形、质、状、态、实、用……，和作为‘道理’的服饰观念内涵——言、意、思、辩、情、理等种种关联，当成一种文化极致目标来追求的。换言之，她们通过服饰符号的形色性诸特征，来构建一种社会文化的共识，并将其‘名’与‘实’有机地联系起来，成为社会认同的较为稳固而肯定的对应关系和恒定价值，影响着她们的整个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秩序，也影响着作为民族成员个体的每个人的一生。”[9]从这段引文可以看出，器物是揭示“道”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器物是“道”的实际承载物。如果没有器物，所谓的民族精神也就是水中月镜中花。因此，我们研究某民族文化，必须从具体事物入手一层层分析，探讨其内涵。
民族文化，包罗万象，民族服饰作为其中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既包括了服饰的所有性质，也拥有自己的特性。“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服装慢慢衍生出了调适心理、适应社会和加强社会关系、整合社会群体的功能。服饰在其演化和发展的历史上，发挥基本的功能的同时，似乎更加强调它在区分民族本身所具有的作用，它逐渐成了民族认同的符号、族群区分的标志，在这一点上，它和宗教一样都具有强化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的作用，能够维持族群认同和共同的民族意识。也是其他族群对其认识的主要依据。两者共同为该民族文化要素。这与宗教的社会功能——传统宗教巩固了群体的规范，给个人的行为提供了道德制裁，为共同体平衡所依赖的共同目的和价值观念提供了基础。（注：王铭铭著：《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存在很大的一致性。”[10]
尽管“服饰”与“民族服饰”两个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又有相当大的区别，最根本的一点是，民族服饰突出了“民族”这个属性，其它属性都是围绕“民族性”而展开。
民族服饰的一个简单定义是该民族自古就普遍穿戴的，用于该民族祭祀、传统节日等场合的，代表了该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服装。英文翻译有folkcostume（costume表示民族、阶级、地方特有的服装）the cloths and ornaments of ethnic groups和the clothing with ornamentation of ethnos等等。
民族服饰不是自古就有的，也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是“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文明的进步，带有民族特征的服饰才逐渐在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形成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定型。”[11]简单那地说来，它作为随民族产生而产生的历史范畴，不同于初民的蔽体之物。也就是说，即使可以追溯到山顶洞人的缝纫技术，在民族出现之前，都不能算作民族服饰。只能归为民族服饰的形成阶段。
服饰最根本的功能是遮羞、御寒，因此，服饰可以流行可以时尚可以过时也可以抛弃。而民族服饰与其相对，功能是标志、区别、象征、传承，区别民族类别，承载民族文化，传达民族感情，体现民族精神，甚至标志民族的兴亡。“一个民族的服饰与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心理素质以及与此相一致的民族性格有着一一对应的内在联系。”（同上）因此民族服饰一般说来即使不流行也是不会被轻易抛弃。
民族服饰的特性具体说来有最根本的民族性，还“体现着实用文化与审美文化的集中统一，体现着各自民族符号性的文化选择”、“具有区域性和标志性的特性”，也正是“民族服饰历经数千年演变之后，除继续负载传递服饰文化信息和展示服饰文化信息的使命之外，还通过其凝聚着的特定历史文化语言，向人们诠释服饰自身诞生的历史时期或时代印记，表现出博大精深的社会历史文化涵义。”[12]大抵说来，传承文明是民族服饰的重要功能。
民族服饰（folk costume）诞生于人们生活之中，反映当地的生态环境特征，中国服饰绝大部分定型于前工业时代，与人们生计方式（means of livelihood）密不可分。按经济文化类型进行划分，汉族（华夏族）五千年来以集约农耕（intensivea griculture）为主要生计方式，为典型的定居农业民族。与之相适应而发展起来的汉服（华夏服饰，旧称华服、唐装，Han-Fu, short for "traditional Han Chinese costume"）则充分体现了其特色。汉族服饰追求整体的“天人合一”的自然效果，用大袖、长裙、飘带、褶皱等细节体现悬垂、飘逸、和谐、流畅等艺术美感，一般不用扣子，不仅如此，还在细节、颜色、花纹上花力气以求象征（感应）天地万物。其特征为束发冠笄（成年男子束发戴冠帽，女子梳发髻戴首饰）、交领右衽（领子呈“y”形状）、大袖褒衣（讲究搭配协调、比例匀称）、衣缘勾边（领袖裾摆等边缘都淡淡地勾上一道边作装饰）、束带加佩（腰上常常挂上各种装饰物）、长裙着履（不露腿，翘头鞋）。基本款式有衣裳制（冕弁礼服类、襦裙类）、深衣制（曲裾类、直裾类）、通裁制（袍衫类、褙子类）以及军事戎装类，由此衍生的具体款式不可胜数。朴素的讲究素净淡雅庄重含蓄；华丽的追求繁复精巧绚丽大气。汉服是最早采用蚕丝纺织的服装，与中国其它传统文化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渊源。汉服是一个开放的庞大的有条不紊的完整体系，是中国服饰的基本内容，对东亚其他国家服饰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我们常常用“我跟你没有共同语言”来结束对话，同样，与外国人交流，语言不通引起的痛苦感受想必很多人都有亲身体会。共同的语言能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亲切感、认同感，这个没有异议；同样，服装也是，民族服饰更加如此。也就是说，民族服饰存在的一个根本意义就是增强该民族的凝聚力。“民族传统服饰艺术，其不可忽视的社会功能之一，也在于它对族人的凝聚力，也就是它的‘族徽’作用。一个民族的富有特色的传统服饰，对于别的民族，它是一种区别的标志，而对于本民族，它却是互相认同的旗帜，结成整体的纽带。而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类历史的遗传而形成的集体无意识的文化模式，这种凝聚力，是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的‘本能’。”[13]恩格斯也指出“一个民族服饰，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外部特征。”言下之意就是内部认同标志。比如2004年举行的公祭轩辕黄帝陵的活动，将海内外炎黄子孙联系在一起，增强了彼此的认同感；2005年全球公祭孔子，重视传统，传播文明。这样的活动层出不穷，充分说明传统文化对于增强中华凝聚力有重大作用。民族服饰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在凝聚人心方面也举足轻重。
有人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民族最终消失，地方差异消失，所以任何提倡民族、地方特色的做法都是逆时代潮流而动。此言差矣！中国自古贵和而不同，生物圈也重在多样性，人类社会也并非简单的直线上升发展，只有多姿多彩的多元文化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算得上正常。正如欧盟、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集团建立反而加快了世界一体化进程一样，事物处处充满着矛盾、辨证的智慧。一方面传统文化日常生活使用频率不断减少，另一方面民族文化地位却日益提高，各族人民的服饰在未来不仅不会趋向消失，反而会大放异彩，为人类文明的一大宝贵财富。因此机械地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
那么，是不是随便从历史中找一个元素来就能起到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呢？其实不然，我们仅从民族服饰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了解慎重对待传统文化有多么重要。
比如2004年山东祭祀孔子采用清政权服制，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对比韩国的释奠礼，差异极其明显。从五千年的传统看，清式服装是中国历史上特别的一幕，辫发和强加于包括汉族在内其他民族的清式服装，并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简单的说：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清制服装又怎么能代表得了五千多年华夏的传统脉络？
各族人民都慎重对待自己的服饰文化，就拿我国来说，生活于青藏高原的藏族，袒露右臂；生活于内蒙古草原的蒙古族，身着长袍；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女子，上着短衣，下着长长筒裙的；纳西族女子背上披着的“七星戴月”更是独具特点，令人过目不忘；贵州的苗族姑娘头戴牛角状银制头饰；维吾尔族姑娘头戴小花帽、梳着满头小辫儿；大理白族姑娘的头饰有着风花雪月寓意；四川凉山的彝族姑娘，身着多节多褶多色长裙、头顶“头盖”；老彝胞头上裹“天菩萨”、“英雄结”；生活在福建、浙江一带的畲族妇女头盘凤凰；哈萨克族姑娘在小花帽上装饰有一束美丽羽毛；柯尔克孜族男子喜戴翻着黑边的白顶呢帽；最为常见的还是回族男子戴的白布圆帽。放眼国外，在欧洲常可见到一些穿着传统甲胄的仪仗队或警卫；阿拉伯国家的元首大多头裹白巾；希腊奥运开幕式上礼仪小姐穿着古典的希顿（chiton）；古埃及的形象总是筒形长裙。这样的例子三天三夜也举不完，“从总体上看，至少有五、六百种之多；仅苗族、藏族和彝族就各有一百余种，瑶族服饰亦有七十种之多。”[14]回过头来看看汉族人民的特色服装呢？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原来我们也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服饰文化啊。
三、基本属性
第一重性质：汉服本身是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表面上是形而下之器，却处处散发着形而上的“神”、“气”，若用西方的美学思想加以限定，却总有执其一端不逮其余的无力感。有人认为：服饰，雕虫小技耳，复兴所谓服饰不过是形式主义，还不如去读点诗书充实自己。实际上，根据唯物主义，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必须依靠具体的事物来体现，从来没有独立存在过的绝对精神。民族精神是千百年来广大人民共同认同的一种价值取向，并非哪个人脑袋里的产物。这种价值取向是无数具体事物提炼出来的精华，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体现与传播这种精神的物体几乎都可以归结为特定符号，具有意义的符号就是内容，有内容就不是形式主义。不过，我们宁愿理解为“形而中者之谓人”，汉服里外，人事而已。服装本就日常之物，然蕴涵于其中的却不仅仅是蔽体驱寒简单的内容。道不远人人自远，今天我们就要近人情以观道。
1、体现了服饰美学
许多人没有汉服概念，却对它怀有很深的情感，其很大原因在于服饰本身的魅力。单纯从款式来讲，衣裳制度体现了一种肃穆、庄严感，配上高冠，自然就有一种风度和气质，让人立刻联想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等等词汇。
而襦裙更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宝库，在历史上，襦裙这个大类延伸出很多别具特色的种类来，仅仅是帔、襦、裙三个要素就可以被唐代的仕女演绎出万般风情来。更不用说经典的齐腰襦裙，简洁、素雅，长裙有修身的作用，感觉上拔高了穿戴者的身材。
至于被人热捧的曲裾深衣，更是以其层次感和曲线美征服了不少青年男女，他们认为这种设计不仅独一无二，而且造型美观大方，令人耳目一新。
更不用提直裾、直身、长袍等等常服了，下摆的加大，将飘逸、儒雅体现得淋漓尽致。褙子等等又是为中年人度身定做的，穿上褙子，不仅显得身材苗条，而且有种红楼梦大观园人物的错觉。
如果关注家具发展史的人会知道，明史家具造型优美、选材考究、工艺制造精细，收藏家对明式家具品评的十六项标准有简练、淳朴、厚拙、凝重、圆浑、浓华、光洁等。其中一些标准也适用于汉服。比如简练这一条，要求服装整体浑然如一，每个角度看过去都是完整而优美的，不需要靠烦琐的外部装饰来弥补缺陷，简练这一条主要针对常服。那么礼服，也要注重简洁、大方，比如弁服，玄端，配件看起来是那么繁多，但是穿上后，却都是大面积的色调，花纹也在固定的位置上，透出古朴和严肃。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在于花色的选择上，花纹不应像和服那样一件衣服就是一幅画的复杂地步，从古画上看，汉服多是细碎的小花，满地铺洒的花草纹路、几何图案，常见的图样有牡丹花卉，飞鸟走禽，庭台楼阁，自然山水，即便是团窠纹，也是大而精美，胸前、背后点缀，并不是像瓢虫斑纹一样到处都是。最豪华最繁复的估计是钿钗礼服了，上面的花纹多到难以辨别清楚，化妆也极其复杂和繁缛，然而，从壁画上看，即便是从头到尾的“武装”，也有着统一的主题，杂而不乱，秩序井然。钿钗礼服等豪华隆重的贵妇装应用范围主要在婚礼上，所以“清水出芙蓉，天然去修饰”的韵味，应该成为汉服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
2、展示了工艺技术
先民的纺织、印染、刺绣、裁剪，甚至造纸等工艺技术的发展给汉服带来了发展的动力，种植业与养殖技术为汉服提供了主要的原材料，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养蚕技术提供了丝绸制衣的条件，也就是说世界上第一件用丝绸制作的衣裳，就是华夏服饰，即汉服前身。嫘祖是轩辕黄帝的元妃，嫘祖被后人推崇为我国养蚕取丝的创始人。据《隋书》卷七志第二礼仪志二:“后周制，皇后乘翠辂，率三妃、三、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内子至蚕所，以一太牢亲祭，进奠先蚕西陵氏神。”北宋的《通鉴外纪》记载：“西陵氏劝蚕稼，亲蚕始于此。”《路史后记》说:“黄帝之妃西陵氏女曰嫘祖,以其始蚕,故又为先蚕。”将嫘祖发明的养蚕取丝故事系统化，说西陵氏劝养蚕、育蚕种、亲自采桑制丝，开创了丝织事业，从此，嫘祖被当作是上古时劳动妇女养蚕取丝的始祖，被古代黄帝供奉为蚕神。以后，每到植桑养蚕时间，人们纷纷设祭坛祭祀先蚕，以求风调雨顺。同时也用来祭奠嫘祖这一伟大的发明创造。至今，在陕西祭奠黄帝陵的盛大典礼中，还有祭祀嫘祖的纪念活动。从考古发现来看，“最早的丝绸仅发现于中国，河南荥阳青台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丝织品和浙江湖州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丝织品，时间都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15]素纱单衣是汉代人民纺织技术的代表作品，全重49g，虽轻薄但十分柔韧，足以满足日常使用的需要（今天南京云锦研究所花费了20年工夫复制该衣依然比原件重0.5g），而到了唐朝更出现了仅重25g的衣装。唐王建在《织锦曲》里提到的宫中尽著的“单丝罗”，就是四川益州所产的一匹“重五两”的轻柔织品。古代阿拉伯《苏莱曼游记》记载唐朝官员穿五层丝衣阿拉伯商人依然可以看见他身上的黑痣的故事，可想中国丝织品无以复加的轻柔洁净。又如造纸技术的发展，曾一度出现纸衣。而汉服的美学工艺，更是登峰造极。唐代小说《许老翁传》，讲天宝年间益州（四川成都）士曹柳姓者之妻李氏，穿“黄罗银泥裙，五晕罗银泥衫子，单丝罗红地银泥帔子，盖益都之盛服也。”光是从字面上都可以想象质地的精美、颜色的艳丽了。“一通红锦重，三事紫罗轻”、“百宝装腰带，真珠络臂鞲”、“藕丝衫翦猩红窄。衫轻不碍琼肤白”……古诗词中此类描绘汉服美学艺术的作品，不可胜举。矿物、动植物等染料产品的生产，也对传统服饰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明代苏枋染色和套色的技术十分发达，《天工开物》中叙述：“木红色，用苏木煎水，人明矾、桔子二物；紫色，苏木为地，青矾尚之”从而制得柔和淡雅的色光。
而在大量传统技术失传的今天，我们仅能对先辈创造的辉煌成就望洋兴叹。失传的不光有纺织技术还有超凡绝伦的饰品制作工艺，比如1981年南京郊区出土的明代凤凰形金插饰。近簪顶采用掐丝，垒丝，焊接等多种分段制成，工艺精妙绝伦。"那些凝聚了人类智慧与理想的不可再得的稀世孤品，如同《广陵散》一般，悠然成一曲绝响。
3、搭配的创造力
搭配也可以带来惊喜，同样的配件，不同的穿戴方式，效果大不相同。比如襦裙，把裙子扎在腰间与扎在胸上，感觉完全不一样，前者显得恬静一些，而后者显得活泼一点。同样一幅蔽膝，用在祭服上极其隆重，而用在常服上则感觉普通。有诃子一般穿在里面，但是如果穿在襦裙之外呢？又是一种风格了。今天的人们喜欢在曲裾外面套大袖衫，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个合不合历史，但是从审美上看，也是很有特色的。
第二重性质：我们经常说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这两者有很大的不同。传统文化主要是指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文化传统主要是指某种特定文化的本质。
“它是同古代人们在‘自然的人化’的过程中，审美意识的发展以及人对世界掌握的思维方式的艺术化、审美化，乃至同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特别是‘礼乐’文化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16]很显然，汉服是传统文化，又承载了文化传统，体现了悠久的历史这是它的一大特色，生命力顽强更是令人瞩目。世界上没有几种服饰体系能够延续这么长的时间，也没有几种能够在被强制断裂几百年后，依然能够重新回到人们生活中。
1、悠久的历史
汉服伴随着先辈的生活，与之一同演化。从“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算起，汉服已有五千年文明史，与中华文明历史等同；从文献“夏后氏收而祭”记载算起，汉服约在四千年前成型；从考古实证商代玉人算起，汉服则已有三千年的历史，并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左右定型。历经周、秦、汉、魏晋、隋、唐、宋、蒙元、明等朝代，直到1644年（农历甲申）被清政权全面绞杀为止，绵延三千年余年，贯穿整个中国上古、中古史。举例来说，至周而大备的冠冕到汉代为侍祠、祀天地等活动之服，晋为郊祀天地、明堂、宗庙、元会、临轩之服，北魏为朝飨万国、祀西郊之服，北齐为四时祭庙、圆丘、方泽、明堂、五郊、封禅等礼仪之服，北周为祀昊天上帝，祭社稷、享先王，加元服、纳后等等礼仪之服；隋为祀圆丘、方泽、感帝、明堂、五郊等等礼仪之服，唐为郊祀天地，践祚，飨庙，征还，遣将等等礼仪之服，五代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年）帝服衮冕，辽为祭祀宗庙，遣上将出征，饮止，践祚，加元服，纳后，元日受朝服之，宋为祭天地、宗庙，朝太清宫，飨玉清昭应宫、景灵宫，受册等等礼仪之服，金为大祭祀，加尊号，受册宝，群臣凡行事执事助祭陪官服之，元代壬子年二年（1252年）秋，八月祭天于日月山时用冕，明代为祀天地、宗庙、社稷、先农、正旦、冬至等等礼仪之服。[17]
冕服从周代一直沿用到明末，延续了将近三千年，而清政权则废止了，打断了其发展历程。相反，在朝鲜、日本等国家还有保存。
因为清政权打断了汉服演化的进程，也就是破坏掉了三百多年的传承序列。今天我们复兴她，不是一种两种款式的再现，而是整个体系的重建。这里就牵涉到复兴与复古的问题，复兴不等于复古，复兴更不等于泥古。正如前面论述的那样，我们的民族并没有成为古代民族，还存在着，只是文化暂时处于一个低潮，需要做的是振兴，所以我们谈的当然就是复兴。实际上失去了我们民族的依托，“汉服”也就丧失了根本和源泉，不可能“起死回生”的。
还有人说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复兴”，所谓复兴都是为自己创造新东西找的托词。对于这个观点我们应该辨证地看待。首先，复兴的是具体的物；其次，复兴其应有的地位；再次，在此基础上发展创新。最后有一点必须要明确的是，我们现在要达到复兴的目的，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学习，充分、完整地学习、研究我们的祖先文化，吸取经验教训，将学习的结果应用于实践，从中再次总结经验教训，在继承中创造，在创造中提高。
这里要澄清一个误区，很多人认为要让一般人接受汉服，必须进行“改良”，也就是改短改小或者在现代服饰上加入交领等元素。所谓“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服装”和“传统民族服装”并不是一个概念，也并非对立的关系。西服就是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服装，但它不是传统民族服装，欧洲人在节日里也不会穿“西服”举行活动。所以说就算有了“有民族特色的现代服装”，“传统服装”这一栏还是空着的。而各个民族的传统民族服装，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其实都是“古装”，是近乎严格保留传统的物质遗产。而所谓的“现代服装”，实际上更多是人类服饰文化殊途同归的结果。
所以，用“带有传统元素的现代服饰”去取代“传统服饰”是不可以的。这种思潮只能作为副产品出现，也就是说，复兴汉民族传统服饰的同时，并不反对现代人进行新的诠释。
2、体现了辽阔的疆域
我们民族发源、生长于黄河、长江流域，因此汉服必然体现北半球温带季风气候特征。“全新世大暖期，又称大西洋期，即距今8000年到5000年左右的温暖期，为冰后期的气候最适期。……总之，这时期中国东部年均气温比现在高2.5℃，西部高3-4℃。距今5000年到3000年左右气温相对下降，但相对比较温暖，这种温暖的气候一直延续到殷商时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蓝勇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第一版。“距今8000年至3000年左右为我国的‘仰韶温暖期’。”《中国历史地理学》引蒲余庆《我国三万年的气候变化》《自然杂志》3卷3期，1980。“距今7500年至5000年（大西洋期），中国气候温暖潮湿，年均气温比目前高2-7℃，降水量比目前多500-600mm。”《中国历史地理学》引王开发、张玉兰《根据孢粉分析推测沪杭地区一万年来的气候变迁》《历史地理》创刊号。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传统服饰形制覆盖全身又宽袖长裙是适应气候的表现，而不是祖先想当然的发明。夏天有褙子、半臂，冬天有夹层絮衣，很好地解决了季风气候下的散热、保暖诸问题，也便于理解汉服形制遍及东亚中低纬度地区的史实。
尽管在一千年来气候逐渐干旱寒冷，但是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北温带却是常识。宽袖、覆盖全身的服装，既不同于热带服饰有大面积的裸露，也不同于寒带服饰瘦紧、保暖的式样。
因此我们服饰的样式有其天然的发生原理，这足可以说明汉服是中国的原生文化，更可以作为“天人合一”命题的注脚。
3、与制度文化的关系
《书大传》曰：见诸侯，问百年。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俗，命市纳贾以观民好恶。山川神只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黜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改衣服制度，为畔。畔者，君讨。（《今文尚书考证》六十四页）
1）政治制度
中国的政治历来被称为“衣冠之治”，《礼记－王制第五》中明确写道：“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礼记－坊记第三十》中有“子云：‘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别，朝廷有位，则民有所让。’”《礼记·缁衣》云：“子曰：长民者衣服不改，从容有常，则民德一。”又云：“子曰：长民者衣服不二，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一。”齐桓公威服诸侯结盟之时就号称“衣冠之会”。正是说明服饰与礼法制度是密不可分的。每一个朝代建立之初都会对本朝的服饰制度做详细规定，规定其等级制度和应用场合等，史册中对此都有明确记载，即《舆服志》。所以在古代，汉族服饰具有极其明显的政治作用，是阶级统治利用的工具之一。
2）教育
不仅如此，衣冠整洁还是人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弟子规》教育学生“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礼记·内则》更是详细地进行了描述和规定。教育家孔子又被后人称为典礼之宗，他开创的学派认为“定礼之大要莫于冠服”。古代通用的基础教科书《论语》有“趋进，翼如也”的记载。至于《仪礼》等古代通用教科书都对服饰制度进行了详尽的表述。所以衣冠礼仪也被看作是一个人自身修养的重要部分。所以《汉书》颜师古注中有“衣冠谓士大夫”的记载，没有功名的秀才也以“白衣秀士”称谓。
古人认为，成年男子在公共场合不束发不戴冠是失礼的行为。当时的人们如果要表示自己惶恐有罪，男的便去冠拔簪、女子便除笄散发，低头待罪。如果要羞辱人，就去掉他的冠，因此，甚至有人为头不免冠而付出生命，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史记·仲尼列传》。古代有种刑罚叫髡刑，就是剃掉头发，这对于先民来说，是罪犯的标记。
今天的一些正式场合都要求“衣冠不整者，不许入内”，这也许是古代衣冠要求的遗绪。
4、与精神文化的关系
1）认同感
任何文化的传承，首要的条件就是认同感，而认同感就是人的主观感受。如果违背了当事人的主观愿望，显然谈不上“认同”两个字。一种文化不是出于认同而被接受，而是出于外来压力被迫显示出来，那么无论如何也谈不上“自然”。失去了自然性，就失去了被认同的心理基础。一旦该文化的外力条件消失，也就像沙滩上的高塔，难以长久。认同感是连接人与民族服饰的最核心的心理要素，自身的文化意识赋予了服饰的生命。换句话说，这就是文化自觉的表现，服饰本身拥有第一文化内涵，而穿着着对其的认同，是人创造服饰第二文化内涵的过程。汉服则有天然的文化认同感，这种心理优势不仅来自于祖先的原创和历代的传承，更在于人民自愿对外来文化的吸收。
2）同一意识
为什么会有这种认同感呢？根本在于“同类或同族意识”，也就是有了自觉有别于其他集团的“我们意识”，才产生的认同感。“这是我们的”、“我们是同样的”观念，能让人从中获得安全感、集体感、自豪感和归属感。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自我的肯定。包括了对过去的肯定（祖先、历史的认同），对现在的肯定（同胞之爱），对未来的肯定（子孙之爱），同时也包括了对虚幻世界的追求（宗教、信仰）、对客观世界的依恋（亲人、故乡情结）。通过遵守共同的行为准则（风俗、习惯）来获得别人的共鸣、认同。没有与周边集团不同的自觉意识，就不会有华夏共同体的产生。也就是说，民族意识可以看作以个体为中心联合起来的思想群。要研究整个民族，就必须以个体研究为基础。单从我们的民族来看，这种自觉意识不仅产生得早，而且也持续到现在。华夏（汉）族，有共同的祖先炎黄，有共同的历史发展轨迹（几乎等同于中国史），有共同的现实利益（为中华崛起而努力），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创建和谐美满的社会）……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汉族意识都是现在进行时。
思想哲学思想的不同导致文化的差异，其实已经是世界范围内的课题了。这种不同在亨廷顿看来是文明冲突的根源，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也是各种文化多姿多彩的本因。在全球化与一体化呼声高涨之时，民族、区域、个性也凸现出来。这不仅是生存的需要的，也是这个世界保持多样性的要求。有个性才有共性，有共性也才谈得上个性。西方的流行元素一统天下的同时，民族服饰也就被推出来成为与之相对成立的一极。不仅东方元素强调自己与西方的不同，非洲也夸张着自己的色彩，南美突出与北美的差异，甚至美国人也在刻意与英国人相区别。
3）精神归属
具体说来，汉服与华夏民族的“精神归属”始于同一始祖———“黄帝”，在传说中“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经·系辞下》，先民把创造衣服的功德授予自己的祖先黄帝，充分表达了对衣冠的重视。“精神归属”是指“情感认同”。《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与我们祖先生存发展轨迹紧密相连，所以两者具有同一根源，都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以前。而且数千年来，炎黄子孙也尽可能地保持祖先的本来形象追根寻本。
时空决定了其同源性以及同流性。《后汉书·杨终传》记述说:“故孝元弃珠崖之郡，光武绝西域之国，不以介鳞易我衣裳。”李贤注:“衣裳谓中国也。”这样的记载决非偶然了。
4）哲学思想
哲学思想的不同导致文化的差异，其实已经是世界范围内的课题了。这种不同在亨廷顿看来是文明冲突的根源，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也是各种文化多姿多彩的本因。在全球化与一体化呼声高涨之时，民族、区域、个性也凸现出来。这不仅是生存的需要的，也是这个世界保持多样性的要求。有个性才有共性，有共性也才谈得上个性。西方的流行元素一统天下的同时，民族服饰也就被推出来成为与之相对成立的一极。不仅东方元素强调自己与西方的不同，非洲也夸张着自己的色彩，南美突出与北美的差异，甚至美国人也在刻意与英国人相区别。
汉服极其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比如“天冠地履”（注：司马迁撰《史记·日者传》，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编《二十五史》本。）“戴圆履方”（注：刘安《淮南子·本经训》。）便是以服饰中的“首服”即“冠”或曰“帽”和“足服”即“履”、“舄”、“屦”和“鞋”的“圆”、“方”之象，来状喻“天地之德”的。再如“冕旒”或曰“玉藻，十有二旒”的旒数，“则天数也”（注：《周礼·郊特牲》载：冕“十有二旒，则天数也。”“冕旒”或曰“玉藻”。据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影印本。）[18]就色泽而言，明显地受到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如《史记·历书》云：“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并认为秦灭六国，是获水德，因而色尚黑。根据五行学说，水在季节上属冬，颜色是黑色，因而秦的服饰和旌旗都尚黑色。到汉朝时，统治者认为汉承秦后，当为土德。五行学说认为土克水，土是黄色，于是服色尚黄。方术家又把五行学说与占星术的五方观念相结合，且要求天子服装颜色须按季节不同而变换。
5）文字文学
“衣”字在甲骨文里就是象形的交领衣，《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修订本中，“衣”部汉字共37个，“衤”部共103个。有些汉字，正是因为有了汉服才出现的，例如：袂、衽、裾、衿都表示汉服的元素，专门表示衣服部件，是汉语中所特有，找不到与之对应的英语单词。“履舄交错”、“广袖高髻”、“峨冠博带”、“冠冕堂皇”等成语本身就是反映我们服饰特点；而也只有这种文化背景下，才能产生类似“两袖清风”、“紫绶金章”、“羽扇纶巾”、“黄袍加身”这类习语。
即便是近代的大家们，他们也不自觉地受到汉族服饰的深刻影响，即使他们不束发，也使用“束发”这个词汇。如童书业《桐城文选》序：“余自束发受书，即闻桐城古文之名……”、李大钊《李大钊史学论集》：“吾人自束发受书，听见‘历史’这个名词……”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7页。至于“及笄”、“弱冠”等词更是家喻户晓。
文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直接描写服饰的，诗词总汇集成的古今诗词中，仅直接以“霓裳”为题进行描写的诗词，就有二十四首之多。如白居易的《霓裳羽衣歌·和微之》：“案前舞者颜如玉，不着人家俗衣服。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另外李群玉的《同郑相并歌姬小饮戏赠》：“裙拖六幅湘江水，鬓耸巫山一段云。”用夸张的笔触直接描绘了宽大的裙子。刘言史《七夕歌》“云衣香薄妆态新”与“云想衣裳花想容”异曲同工，极言服饰如云彩一般轻柔曼妙。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是对宓妃最高的赞美，更是对汉族服饰最大的荣誉。“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透过这些文字，我们似乎看见了娉娉婷婷的洛神，凌微波于波澜之间，腾云雾于九天之上，无怪乎中国的神仙世界里只有华夏汉服飘渺摇曳的身影。
可以说，没有深厚的服饰文化为背景，就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文学作品。
6）艺术
艺术分为鉴赏艺术（纯艺术）和实用艺术两类，服饰属于后者。服饰兼具了实用性与艺术性，是体现艺术的最佳符号之一。民族服饰更加侧重于艺术性，或者就是实用艺术典范作品。该艺术是一种既有物质文化又有精神文化的综合文化。汉服本身是实用艺术，对其它艺术形式也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舞蹈、绘画、雕塑艺术。舞蹈是借助人体而表现美的艺术，而衣饰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冲击人们视线的就是外在的服饰。白居易《与牛家妓乐雨夜合宴》中的：“歌脸有情凝睇久，舞腰无力转裙迟。”恰是舞蹈与服饰艺术交互的写照。而绘画，特别是人物画，或工笔或写意，通过刻画服饰来表现人物的心理、性格。比如很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画面上的主人袒胸露腹，纵情声色，表情却抑郁寡欢，非常有一种戏剧的感染力。雕塑的题材也是来源于生活的，大足石刻的养鸡女造像，简直就是一尊生动的农家女形象，我们通过这个塑像很清楚地了解到宋朝时期平民的日常打扮。所以现在很多的古画、雕塑成了研究古代服饰的重要资料。
7）民族感情
假设用所谓的“纯粹的理性”来研究人类社会，那么人文关怀中的亲情都会变成嘲笑对象。人之所以为人，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人有丰沛的感情。情感造就了艺术，情感和谐了社会。有情有义是对人的赞扬。对自己民族的服饰文化有深厚的感情，是天然的人性，没有任何理由去苛责。就像兄弟民族热爱自己的文化一样，汉族人民也热爱自己的传统。
5、非文本社会变迁史
衣食住行，衣排在第一位。衣对人们的影响可谓巨大。汉服在历史上是作为日常用品存在而不是艺术品，因此，她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服饰就像一支敏感的温度计，反映着社会的种种变化与风尚。华夏存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经历过各种风雨，其服饰历史上记录了社会的各种变迁，有学者称之为“非文本材料”。
1）风气、流行与好尚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记载:“齐桓公好服紫，一国尽服紫。”齐桓公曾穿着紫色之衣，一时全国上下竞相模仿。秦朝尚黑，则黑色衣服多等等。山西黑色丧服的产生以春秋的秦晋争霸为背景，《史记·晋世家》记载，“（晋襄公）败秦师于殽，虏秦三将孟明视﹑西乞秫﹑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文公。”传说百折裙来自于西汉美后赵飞燕。她在为皇帝跳舞时，一阵风吹来，将她吹到半空中。皇帝害怕她就此飞走，就伸手拽住她的裙子，于是把她裙子扯皱了。皱后的裙子起波澜状折纹，殊为美丽。宫女们一见，纷纷效仿。再如，霓裳羽衣闻名以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故事为背景，而白居易《长恨歌》中一句“惊破霓裳羽衣曲”则被后人广为传唱。宋代初年妇女的发式承晚唐五代遗风，以高髻为尚，这种高髻的梳成，大多掺有假发，有的直接用假发编成各种形状的假髻，用时套在头上，这就违背了理学关于服饰简朴的原则，因而《宋史·舆服志》曰：“妇人假髻并宜禁断，仍不得作高髻及高冠。”还有朱元璋统一天下，为了显示其功绩，发明了六合一统帽、平定四方巾等。由此可见，流行服饰并不是现代人的专利。
2）风俗习惯
先秦两汉时期家具普遍矮小，人们习惯于席坐于地，也就是跽坐。穿着宽松休闲的衣服是与生活习惯相适应的，这种习俗至今仍留存于日本。“上古之时，无论宫殿庭堂，还是官府民宅，皆无后来的桌椅高床之类的生活用具，男妇老幼，不分贫穷贵贱，一律席地而坐，其方法是‘两膝著地，以尻著踵而安者为坐’。也就是说，人们以双膝着地，臀部抵于脚根为坐。……这种坐姿向跪拜演化的情况，在日本尚有明显的遗迹。”[19]“汉代人在日常生活中一般都离不开席……一般都席地而坐。”[20]正是席地而坐的习俗，必然要求室内地面整洁清爽，甚至一尘不染。以前规定进门必须脱鞋脱袜，可以侧面反映当时居室环境是相当清洁的。而正是干净的环境让服装有了充分发挥的余地，大袖、披帛与长长的下摆可以逶迤在地，不怕被弄脏。即使不垂至地面，下摆也是与腿齐长的。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个侧面大概猜测当时一般人居住环境的整洁度。甲文有盥、沫、浴、洗、帚、扫等字。（参考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第一版）至于洗脸、洗足的盆和喷洒地面的壶等器物，也有文物出土。（参考杨建芳《安阳殷墟》，中华书局出版，1965年）人们还规定丁亥日要在室内外扫除和灭虫等，就像现在的大扫除。《周礼》“赤发氏掌除墙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意思就是如何除虫，保持房屋整洁和延长砖木房屋寿命；《诗经·七月》上说“穹窒熏鼠,塞向墐户”也就是灭鼠的活动，可见当时的人们十分重视居住环境的整洁。另外，古代以右为尊。这也可以作为偏爱右衽的一个旁证。
风俗中还有一些陋习，比如最著名的就是裹小脚，这种以违背自然方式的缠足风气，从宫廷舞女一直蔓延民间，愈演愈烈，对中国妇女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摧残。这种陋习在民国时期被禁绝，今天我们要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历史上的事物，坚决屏弃糟粕。
3）和平友好的交流
在历史上，有很多元素来自其他民族的服饰。靴子、圆领、裲裆、裤褶、幂……据说耳环、戒指、披帛也来自异域。当时的人们将这些新鲜的服饰元素学回来之后，加以改造，融入了本来的服饰体系中，成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圆领，中亚出土文物显示的情况是合衽的样式，胸前有一道红色的边，而传到中土之后，被改造成右衽形制，在右肩处系扎；裤褶本来是鲜卑族的一种裤子，被南朝人穿成裙裤，平时散开，战时系扎。
四、基本内容
华夏服饰即使从单纯形制来讲，一种特定制式，其产生时间与流传情况都是极难准确考证的，这方面有大量的专家付出辛勤的汗水。要总体上把握汉民族服饰体系，就必须根据她自身特点和发展演变轨迹，打破朝代、地域、年龄、性别、阶层、职业……各种界限，把三千多年的发展史看作一条绵延浩荡的长河，以占主流和起主要作用形制来划分种类，加以研究。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体现汉族文化与精神。不论朝代、阶层，只要符合汉服定义，都纳入本体系，以后的研究方向也从这里延伸，最终落脚点在现代汉服上。
汉服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多姿多彩，名目之多，难以统计。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不管如何繁多孳乳，其基本的形制可以划分为四大种类，为了区别，在这里用传统的天干记数法标记为甲、乙、丙、丁等四大类。
甲类：上下分离，整个款式由两大部分组成。
乙类：上下合一，两部分合在一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丙类：上下通裁，一次裁剪成型。
丁类：军事戎服，主要是指盔甲等防护装备。
汉服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划分标准是款式。该体系分为甲、乙、丙、丁四大类，丁类是戎装。汉服的一个基本演变规律是从分开的上衣下裳到上下缝合的深衣再到上下通裁的袍衫。
汉服体系按照使用场合又可以分成礼服与常服两大类。礼服与常服的主要区别在于面料和花色，款式基本结构相同。
按照性别分，男装较女装素雅凝重，款式基本结构也相同。
具体来看：甲类衣裳制度可以分为上衣下裳、上襦下裙、上衣下裤三种形式。冕、弁、玄端是衣裳制男装的代表，钿钗礼衣是衣裳制女装的代表，褶裤男女通用。
乙类深衣制度可以分为曲裾与直裾两种形式。也有礼服与常服的区别。
丙类通裁制度可以分为褙子与袍衫两种形式。褙子以小袖长身直领两腋开衩为特点，衍生物众多，充满设计的潜力；袍衫分为直身与缺胯两种，种类繁多，不可胜数。也有礼服与常服的区别。丁类为戎装，军事用途。
静止与运动是相对统一的，汉服本是历史范畴的名词，但是今日要重新发扬传统，在这个静止的基础上（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延续继承发展，则必须有一个运动的观点，把握住传统的精髓，向未来延伸。
五、结论
综上所述，华夏—汉民族的传统服饰（汉服），不仅仅是世界服饰家族中的一员，更是与汉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兴衰休戚与共的独立统一的文化体系。“汉服”或者“华服”作为华夏文明的象征，在几千年的古代史中受到了高度的重视，其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概念并不虚无。“汉服”概念正在逐渐被现代民众重新接受。对汉民族传统服饰和各少数民族一起百花齐放、最终实现中国的文艺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华夏文明具有几千年悠久的历史，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自近代以来，很多宝贵的精华濒于失传。今天中国主流意识严重缺乏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对国家的文明建设有很大的阻碍作用。汉服文化内涵的复兴，对于中国的主要群体对中华文明的向往、对国家的向心力和认同感的建设将具有深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