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马多用于驾车，极少单骑。春秋末年才有贵族骑马的记载
。然而直到南北朝以前，我国上层社会的男子出行时，仍讲究乘车而不常骑马。在一些比较隆重的场合，舍车骑马甚至会被认为是失礼的举动。汉宣帝时韦玄成以列侯侍祠惠帝庙，晨入庙，因天雨泥泞，乃不驾驷马车而骑至庙下。结果被有司劾奏，等辈数人，皆坐削爵。东晋偏安江南，骑马的风习仍不普遍。《世说新语·雅量篇》说：“阮（庾翼的岳母阮幼娥）语女（庾翼妻刘静女）:‘闻庾郎能骑，我何由得见？’妇告翼，翼便为于道开卤簿盘马，始两转，坠马堕地。”此事发生在建元元年（343年）。可见过江的贵族对骑马犹何等陌生，连手握重兵、热心北伐的庾翼也不例外。再往后，如《颜氏家训·涉务篇》所说：“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如此。”颜氏所记，对于此等权贵们的懦弱虽不无讥讽，但当时不尚骑乘，也是事实。
为什么汉晋贵族不习惯骑马呢？原因之一是由于马具的不完善。马具中相当关键的一件是马镫。公元3世纪以前，世界各地都没有真正的金属马镫，我国也不例外。由于没有马镫，骑乘的难度大，冠服骑马尤为不便，与乘车相比更显得不够气派；而且骑马的姿势又很类似当时被世俗认为不礼貌的踞坐。因而这时除军事行动外，官员都乘车而不骑马。考古学者曾认为，金属马镫是4~6世纪之间在世界某地被发明出来，随即很快传播于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之间的欧亚各国。其实马镫的发源地正是我国。我国在先秦时代已有马鞍，但这时鞍上尚无明显的鞍桥。为了防止骑者坠马，在汉代，鞍桥逐渐加高。至三国时，“高桥鞍”这样的专门名称遂见载于《魏百官名》一书中。可是鞍桥的升高加大了上马的难度。并且，在当时的高桥鞍上，后鞍桥还往往略高于前鞍桥，更使上马的动作遇到障碍。也就在这个时期，几乎与高鞍桥定名的同时，我国出现了上马用的单马镫。有关马镫之最早的报道，是甘肃武威南滩魏晋墓出土的一例。这是一只单件的铁马镫，应为上马时提供便利而设。从这个意义上考虑，可以说我国马镫的发明是以使用高桥鞍为前提；这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情况是不同的。比武威镫的例子稍晚，在长沙金盆岭21号墓（西晋永宁二年，302年）中出土了著名的单镫骑俑（图8-1）。其单镫悬于马鞍左前侧，镫系较短，和武威镫一样，也是供上马时搭足用的。再晚一些，在大约属于前燕的安阳孝民屯154号墓中出土了整套鞍具，其中也只用单镫（图8-18∶1）。我国使用单镫的过程不长，公元4世纪前期，单镫已逐渐为双镫所取代。南京象山7号墓所出陶马俑已配有双镫。这座墓的墓主据推断为东晋初年的王廙。他死于永昌元年（322年），因此这座墓甚至可能比安阳孝民屯154号墓略早些。从单镫到双镫，虽然从发展趋势上说是很自然的，但两者的作用却大不相同。只有使用双镫，骑乘者在马上才获得稳固的依托，才能够更有效地控制马匹。双镫的出现和推广，为骑乘技术在唐代的普及奠定了基础。同时，自南北朝后期至隋，缺骻袍和长靿靴的流行，又为骑乘准备了适宜的服装。高坐具进入上层社会，更改变了人们对踞坐的观感。另一方面，自魏晋以来，高级牛车的地位上升，达官贵人出行时皆乘牛车，汉代流行的驾马的轺车之类车型皆隐没不见。高级牛车虽比汉式马车严密舒适，但牛步迟徐，车速缓慢，有些人坐进去不免感到气闷。隋代北周统一中国，唐又多因袭隋制，遂使北朝传播开来的骑马之风，于汉式马车与东晋-南朝式牛车均已式微之际，得以继续兴盛。唐初，贵族妇女还乘坐牛车，中唐以后，连她们也不常乘牛车而多坐檐子；男子在隆重的场合都骑马。正如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所说：“自唐至本朝，却以乘马朝服为礼。”而且不仅一般官僚为然，连皇帝也不例外。《旧唐书·舆服志》说：“开元十一年冬，将有事于南郊，乘辂而往；礼毕，骑而还。自此，行幸及郊祀等事，无远近皆骑于仪卫之内。其五辂及腰舆之属，但陈于卤簿而已。”流风所及，有些妇女也乐于骑马。中宗以后，“宫人从驾，皆胡帽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髻驰骋”。骑马之风已通乎上下，马具与马饰就发展得颇为完备而美观了。
图8-1 单镫骑俑
（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出土）
下面，试对唐代的马具与马饰作一些考察，并约略追溯其渊源。
古人驯马，除原始的简单绳套不计外，最先采用的正式马具当是络头。络头起初不包括衔、镳，即《急就篇》颜注所说：“羁，络头也，勒之无衔者也。”它的基本结构最迟到秦代已经定型。在始皇陵2号兵马俑坑中出土了一套完整的实物，系由项带、额带、鼻带、咽带、颊带等组成（图8-2∶1、2;8-15∶1）。以络头和衔、镳组合在一起，能够自头部对马加以控制，所以这一部分一直变化不大，后代主要是在络头上添加饰物。汉代的络头在额带上装马鍚，又名当卢。唐代一般不用特制的当卢，只在马额前、鼻端及两颊上部各装一枚杏叶。另外，在络头的各条皮带上有时还满缀小金花（图8-2∶3），形成如杜甫诗所谓之“马头金匼匝”、白居易诗所谓之“亲王辔闹装”的情况。“闹装”据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一的解释，系“合众宝杂缀而成”，最为华奂。唐廷曾规定四品以下官员的“鞍辔装饰”“不得用闹装”，可见这种装饰只有高官才允许使用。
图8-2 络头
1．安阳商代象墓出土青铜刀之柄 2．西汉空心砖 3．新疆盐湖唐墓出土络头复原图
与络头相组合的衔、镳，相当于周代金文所称“攸勒”，衔是汉代的叫法。《说文》:“衔，马口中勒也。”衔的两端有环，环外系辔，环中贯镳。“镳”也可以写作“
（图8-3∶1 ~4）。南北朝晚期，太原北齐娄睿墓壁画中的马均用长条形、微弯、上端圆而细、下端扁平的桨状镳（图8-3∶6），与同时代的突厥镳，如南西伯利亚库德尔格1号、13号墓所出者相似（图8-3∶5）。唐代常用角状镳。但在梁令瓒《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徽宗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等画卷中均有略近 S形、下端有瓣状曲线的镳，其实物曾在陕西富平吕村唐·李凤墓（图8-3∶8）、西安洪庆村唐·独孤思贞墓、新疆乌鲁木齐盐湖2号唐墓及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呼斯淖晚唐契丹墓出土，足见此型镳与有唐一代相始终。其形制显然是从娄睿墓壁画中那类镳发展来的。卡坦达突厥墓中也曾出土这种镳（图8-3∶7）。
图8-3 镳
1．安阳孝民屯154号前燕墓出土 2．朝阳袁台子后燕墓出土3．本溪小市高句丽墓出土 4．集安七星山196号高句丽墓出土5．库德尔格4号突厥墓出土 6．太原北齐·娄睿墓壁画7．卡坦达突厥墓出土 8．富平吕村唐·李凤墓出土
系上络头和衔镳的马，古代有些民族就直接用以骑乘，而不再装备鞍具。古希腊人常骑裸背马，罗马人也要到公元以后才用马鞍。我国远古也不用鞍。西周《守宫盘铭》中将马与“毳布”连举，于省吾先生以为此毳布即指“马衣”而言，其说可从。不过它是否起着原始鞍具的作用，却难以断定。《盐铁论·散不足篇》说：“古者庶人贱（俴）骑。”可见这时如果骑马，一般仍多骑裸背马。但《左传·成公二年》“战于鞍”之“鞍”，虽是地名，然而《说文》只说鞍是“马鞁具也”，别无他解；则鞍邑或以地形近鞍状而得名，那么春秋时我国可能已有雏形的鞍。临潼始皇陵兵马俑坑和咸阳杨家湾西汉前期墓陪葬坑中所见的陶战马，于鞯上都置鞍，不过鞍桥较低。河北定县所出西汉后期铜
。此式鞍并经东部鲜卑各国传入高句丽。吉林集安万宝汀78号、七星山96号等高句丽墓中，均出鎏金透雕的铜鞍桥（图8-5∶2、3）。在两桥垂直鞍上装铜鞍桥的作法，又从高句丽经新罗传至日本。新罗的饰履冢、壶杅冢、天马冢以及日本的助户、藤之木等许多古坟中均有实例出土（图8-5∶4）。虽然我国在6世纪前期已开始对两桥垂直鞍加以改进，但直到6世纪后期此式鞍在日本等地仍盛行不衰（图8-18∶2）。至唐代，鞍的式样完全改变，后鞍桥已向后倾斜，鞍面形成了与前大不相同的凹曲弧线。这样，既便于骑者上马又适于承载人体，可称为“后桥倾斜鞍”（图8-4∶2）。从昭陵六骏及郑仁泰墓所立石马之鞍来看，自初唐起，唐鞍已普遍采用此式。乌鲁木齐盐湖2号唐墓出土木鞍，是以四块木板用榫卯拼合并加皮条系结而成的（图8-4∶3）。《唐会要》卷三一所载太和六年敕中提到的银装、输石装、乌漆装鞍，同书卷三二所载显庆二年诏中提到的宝钿并金装鞍，均应以木为胎骨。
图8-4 两桥垂直鞍与后桥倾斜鞍
1．东汉画像石上的两桥垂直鞍（据《汉代画像全集》初编，129） 2．阿斯塔那唐墓出土彩绘泥马俑之后桥倾斜鞍3．新疆盐湖唐墓出土之后桥倾斜木鞍
图8-5 铜鞍桥
1．安阳孝民屯154号墓出土 2．集安七星山96号墓出土3．集安万宝汀78号墓出土 4．日本奈良藤之木古坟出土
鞍下有鞯，今名鞍褥。鞯一般是用毡子做的，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一就说鞯是“鞍下毡替”。但也有皮毛制作的。《通鉴》卷一九五载，贞观十二年十一月“简飞骑才力骁健善骑射者，……乘骏马，以虎皮为鞯”。又《新唐书·五行志》:“中宗朝安乐公主令尚方以百兽毛为鞯。”西安唐·独孤思敬墓出土的斑釉陶马俑及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的彩绘泥马俑的鞯上（图8-4∶2），都画出了清晰的皮毛纹，正可与文献相印证。
鞯下有障泥。障泥之名亦见于《魏百官名》，则它的出现当不晚于三国。南北朝时常用颇大的箕形障泥。《世说新语·术解篇》说：“王武子善解马性，尝乘一马，着连钱障泥，前有水，终日不肯渡。王云：‘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径渡。”此障泥因拖垂较长，所以过水时容易沾濡。这时的障泥悬于鞯外，从鞍下缘一直垂过马腹下，有时还用硬质材料制作，若干南北朝马俑的障泥清楚地给人以这种质感（图8-6）。我国国内虽未发现过这类障泥的实物，但新罗天马冢曾出土竹制、桦皮制和漆板制的障泥，可作为具体例证。海东各国的这类障泥有的还镶上铜边饰，如新罗的金铃冢和日本的藤之木古坟所出者。唐代则讲究用锦制作障泥，且将其上部掩于鞯下，下垂部分一般不超过马腹（图8-18∶4）。唐·李白诗：“银鞍白鼻騧，绿地障泥锦。”刘复诗：“晓听钟鼓动，早送锦障泥。”均为咏锦障泥之句。《虢国夫人游春图》中的马即多用较短的锦障泥。
图8-6 南北朝时的障泥
1．北朝陶马（奈良天理参考馆藏） 2．南京幕府山东晋墓出土陶马
备鞍之后，如不骑乘，则在鞍上覆以鞍袱。《安禄山事迹》卷上：“绿山又自献马三十匹，……骨鞍、辔三十具，茸黄绫鞍袱三十条。”《宋史·舆服志·鞍勒之制》中称之为鞍複。西安南何村唐·鲜于庭诲墓出土的陶马，在鞍上便披有深绿色的鞍袱。鞍袱有时也简称为帕。杜甫《骢马行》“银鞍却覆香罗帕”，王建《早春午门西望》“黄帕盖鞍呈过马”, 《五国故事》卷下说南汉主刘鋹“自结珠龙凤鞍帕”，均指此物。宋太宗至道二年诏“先是御马以织成帊覆鞍勒”中之“帊”，亦指鞍袱。《倭汉三才图会》卷三〇中仍存此名，记作“鞍帊”。
为了固定鞍、鞯，要向马胸、尻、腹部引出带子加以系结。自马鞍底下约住马腹的带子可称为“腹带”，即所谓“
（图8-8）。北齐陶马上有圆形珂；唐代则多用叶形珂，显然都受了萨珊的影响。唐代通常称马珂为杏叶。王勃《春思赋》“杏叶装金辔”, 《宋会要辑稿·舆服六》“攀胸上缀铜杏叶”，皆指此物而言。唐代杏叶造型优美，式样繁多，除饰以卷草、宝相花等类植物图案的以外，也有铸出鸾鸟、鸳鸯、麒麟、狮子等动物图案的，其中不乏造型优异的工艺精品（图8-9）。其质地则有铜、银、鎏金和琉璃镶嵌等多种。
图8-7 早期的马珂
1．普驮铜鼓墓出土（铜质鎏金） 2．石寨山7号墓出土（铜质鎏金） 3．乐浪王根墓出土（银） 4．诺颜乌拉6号墓出土（银） 5．孝民屯154号墓出土（铜质鎏金） 6．孝民屯154号墓马具之后鞦复原图，表示系珂的位置
图8-8 萨珊马上的杏叶
（上．圆形 中．扇形 下．叶形） 1、2．沙普尔二世（309~379年）银盘 3．库思老二世（590~628年）银盘
图8-9 唐代的杏叶
1．西安十里铺337号唐墓出土马俑上所见者 2、3．西安南何村鲜于庭诲墓出土马俑上所见者 4、5．永秦公主墓出土鎏金铜杏叶 6．卢芹斋旧藏铜杏叶 7．正仓院藏银杏叶 8．巴黎私家收藏鎏金铜杏叶
唐代的银杏叶有时也简称银花。白居易诗“翩翩白马称金羁，领缀银花尾曳丝”，说的就是垂于马胸前的银杏叶。缀在鞦上的杏叶又叫“压胯”。秦韬玉诗：“渥洼奇骨本难求，况是豪家重紫骝；膘大宜悬银压胯，力浑欺着玉衔头。”花蕊夫人宫词：“鞍鞯盘龙闹色装，黄金压胯紫游韁。”均是其例。宋代此物又名“校具”，其纹饰与重量依乘马者官职之尊卑而有等差。如宰相、枢密使等用牡丹花校具八十两，枢密副使等用太平花校具七十两，三司使等用麻叶校具五十两；以下还有宝相花校具、洛州花校具、蛮云校具、槲叶校具等名目。唐代杏叶的纹饰虽然有些可以与之相通，但当时还没有如此严密的制度。
唐马在鞍后还系有若干条装饰性的带子，名“鞘”。上述盐湖2号唐墓所出木鞍，于鞍座后部左右两侧各有五个鞘孔，四小一大，应系垂五鞘，最后面的大孔中所垂之鞘较宽较长；这是唐马通行的作法。《宋史·仪卫志》说，宋代御马垂六鞘；但昭陵六骏仅各垂五鞘，可见唐代尚无此制。在马鞍后部缀以饰带，其渊源也可以上溯到汉。定县与古乐浪出土的汉代铜。可见当时东西方均曾采用这种大致相近的马饰。但我国北朝陶马鞍后所垂之带已去其花穗，应即唐鞘之前身（图8-10∶4）。不过应当指出的是，鞘是附属于鞍，垂于鞍后的，它和下文将述及之附属在鞦带上的“跋尘”，虽外观差不多，然而却是两种不同的器物。更具体一点地说，单根的鞘带和跋尘的区别是：鞘位于马的膁、腹之间，位置靠前；跋尘位于尻下股上，位置靠后。由于鞘初出时只有一条，所以在唐代还能看到只垂一鞘的马（图8-18∶4）。五鞘应由一鞘发展而来，六鞘更是进一步的发展了。就目前所知，装多根鞘带的作法最早见于朝阳袁台子后燕墓壁画及长沙赤峰山4号南朝晚期墓出土的陶马俑。降至明代，王鸣鹤《登坛必究·马鞍器械门》所录物件中犹有“硝绳”一目，它就是鞘之流裔，不过此时已不太流行。
图8-10 鞘的出现和形成
1．定县三盘山西汉墓出土错金银嵌松石铜
至于跋尘，则须从鞦说起。初唐之鞦只是一条长革带，自鞍下一侧绕过马尻拴到鞍的另一侧（图8-11∶1）。盛唐时，这条长革带被分成三节：尻后兜住马尾用一节，鞍两侧各用一节。于是，其系结处就出现了两个接头，各垂下一小段革带（图8-11∶2、3）。这两段从接头上垂下的短带本不引人注意，但至晚唐时其长度却逐渐增加。莫高窟156窟壁画中张仪潮所骑马之此带已较前显著（图8-11∶4）。被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作“唐末人”的胡瓌，在其《卓歇图》、《回猎图》等作品中所画的马，此带更加长，成为垂于马股际的另一条独立于鞘带之外的饰带（图8-12∶2）。这种饰带出现以后，旋即风行。莫高窟98窟南壁五代壁画中的马均悬垂此带。并且由于这时除非等级很高的盛饰之马，大都不佩杏叶，所以此带更被看重。甚至在圣彼得堡爱米塔契博物馆所藏中亚出土之“围攻要塞图”银盘上捶雕的马也饰有此带（图8-14）。该银盘约制于9世纪后期至10世纪初，其装饰图案表现出东西方混合的色彩；此种饰带并非西方传统的式样，所以它们在那里的出现很可能是接受了中国马具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时代再晚些，这种饰带更加踵事增华。天显五年（930年）浮海投后唐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长子、被明宗赐姓名为李赞华者，是当时的一位大画家。在他的《射骑图》中，这种饰带上每条增缀两枚缨拂（图8-12∶1）。以后，在辽、宋、金时，缀缨拂的或光素的这种饰带，在鞍马绘画或雕塑中经常可以见到（图8-12∶3、4;8-13∶1~3）。此带在宋代称为“跋尘”。《宋史·仪卫志》描述御马鞍勒时，在“胸前及腹下皆有攀，缀铜铃”句下说：“后有跋尘，锦包尾。”而同书《舆服志》记驾玉辂之马的马具时，在“攀胸铃拂”句下，却只说有“青线织屜，红锦包尾”。由于这种饰带在驾车的马上不用，故可知骑乘之马的马饰中比驾车之马多出的跋尘即此物。元代的鞍马仍饰有跋尘。与前代不同的是：这时的鞦常为上下两条，下面一条用于悬跋尘，上面的一条专用于固定马鞍（图8-13∶4~6）。跋尘在唐末的出现，为鞍马图像的断代提供了一项依据。
图8-11 跋尘的出现
1．阿斯塔那初唐墓出土屏风画（鞦上无跋尘） 2．唐·梁令瓒《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3．宋徽宗摹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以上二例中的跋尘均为短接头） 4．莫高窟156窟晚唐壁画《张仪潮出行图》（跋尘稍加长）
图8-12 跋尘的形成
1．李赞华《射骑图》 2．胡瓌《卓歇图》 3．内蒙古哲里木盟库伦旗1号辽墓壁画4．内蒙古赤峰敖汉旗白塔子辽墓壁画
图8-13 跋尘的演变（1．宋 2、3．金 4~6．元）
1. 《清明上河图》 2. 《文姬归汉图》 3．山西繁峙岩山寺壁画 4. 《元世祖出猎图》5．陕西长安泰定三年耶律世昌墓出土陶骑俑 6. 《番骑图》
图8-14 “围攻要塞图”银盘所见跋尘
有些唐马长鬃披拂，但细马多剪鬃作三花。唐·岑参诗“紫髯胡雏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鬃高”之“三鬃”，宋·苏轼《仇池笔记》中的“三鬃马”，皆指此而言。《图画见闻志》卷五“三花马”条说：“唐开元、天宝之间，承平日久，世尚轻肥，三花饰马。旧有家藏韩干画《贵戚阅马图》，中有三花马。兼曾见苏大参家有韩干画三花御马。晏元献家张萱画《虢国出行图》中亦有三花马。三花者，剪鬃为三辫。白乐天诗：‘凤笺书五色，马鬣剪三花。'”南北朝至隋代的马俑虽有包鬃的，却未见剪成三花者。然而一到初唐，在昭陵六骏中已出现三花，以后在唐代的绘画和雕塑中，三花马更屡见不鲜。值得注意的是，马鬃剪花的作法在我国本有悠久的传统，《吴子》卷二谈马饰时提到过“刻剔毛鬣”，所谓“剔鬣”，大约就包括剪鬃。始皇陵兵马俑坑所出陶马，有剪鬃成一花的。汉代空心砖上的马纹有剪成二花的(37)（图8-15）。在帕泽雷克挂毯和匈奴、东胡人的金属饰牌上也能看到剪鬃成一花的马（图8-16）。波斯阿契美尼德时代与安息时代的马鬃均不剪花。萨珊马虽在鬃部剪花，但数目往往不固定。其中剪出三花的，又都将三花集中在一片台状的高鬃毛上，这和阿弗拉西阿卜的粟特壁画及克孜尔石窟的龟兹壁画中马的剪鬃方式类似（图8-8∶2），与唐之三花颇异其趣。只有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附近及勒拿河上游希什基诺附近的突厥岩画、楚雷什曼河畔库德尔格的突厥墓地出土石刻及骨鞍桥上所刻之马（均约为5~7世纪），与唐马之三花的剪法相同（图8-17∶1~3）；可见后者曾受到突厥马饰的影响。
图8-15 秦汉时期的一花马和二花马
1．始皇陵2号俑坑所出一花陶马 2．汉代空心砖上的二花马
图8-16 匈奴·东胡带具上所见一花马
1．西伯利亚出土树下休憩骑士纹金带具2．二虎噬马纹铜带具（卢芹斋旧藏）
图8-17 三花马
1、2．米努辛斯克与希什基诺附近的突厥岩画3．库德尔格9号突厥墓出土骨鞍桥纹饰 4．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
然而明·张自烈《正字通·马部》曾引杜甫诗中的“五花马”一词，谓“马鬣剪为五花或三花，象天文王良星也”。则唐马似乎还有一种剪鬃成五花的制度。但这一点是颇为可疑的，因为在唐代的形象资料中从未见过剪出五花的马。唐诗中所说的“五花马”，并非指剪鬃，而是指马身上旋毛的纹理。如杜甫诗“五花散作云满身，万里方见汗流血”，岑参诗“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等句中的五花，都应解释成旋毛的纹理才能讲得通。《尔雅·释畜》:“青骊驎騨。”郭注：“色有深浅斑驳隐粼，今之连钱骢。”可见“连钱”指马的毛色，“五花连钱”则是指斑驳的旋毛；杜诗中的“五花”能散满全身，亦正是指旋毛沾湿后的汗漫之状。《释畜》又说：“回毛在膺宜乘。”郭注：“樊光云：‘俗呼之官府马。'《伯乐相马法》:‘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马。'”唐·李石《司牧安骥集》中还收载有《良马旋毛之图》、《旋毛论》等图文。这些均反映出古人对马身上的旋毛的重视。
既然唐马并无剪鬃作五花者，而其三花则效自突厥，其马镳又与突厥之镳有共同点，那么在其他方面是否还和突厥马具有所关联呢？回答是肯定的。为了说明这一点，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唐以前的情况。我国的马具至4世纪前期双镫出现后才算齐备。4世纪和5世纪时，在鲜卑族统治的北方各国中形成了以装备两桥垂直鞍、硬质箕形障泥、满缀铜铃或杏叶的网络状鞦带、椭圆形板状镳等物为特征的一套马具，可以称之为鲜卑式马具。它们虽然显得比较笨重，但这是马镫产生以后第一代骑兵的马具。当马镫未出现之前，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除了在特殊的形势下，骑兵一般都要和步兵协同作战，而不单独组成主力兵团。战国时最注重骑射的赵国，在名将李牧组建的部队中骑兵只占8%；在西方，罗马共和国时代的玛利安军团中，骑兵亦仅占9%。没有马镫，战马不易控制，进行迅猛激烈的战斗动作时，骑兵首先要防止自身坠鞍，因而必然大大限制它的战术作用的发挥。这时用装备了镫的战骑组成队列冲击步兵，就表现出前所未见的强大威力。如再披上具装，更是所向披靡。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魏与刘宋大战，宋军溃败，六州残破。《宋书·索虏传》总结这一战役时说：“彼我胜负，一言可蔽，由于走不逐飞。”走指南朝的步兵，飞则指北朝的鲜卑骑兵。由于对鲜卑式骑兵装备之优越性的承认，所以后来在南朝的兵种中甚至也有装备“鲜卑具装”的“虎班突骑”。
鲜卑式马具直到6世纪中期仍有保持原样的，如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所出陶马俑之例。但局部的变化早在6世纪前期已经出现。建义元年（528年）北魏·元邵墓出土马俑之鞍的后鞍桥已向后倾斜（图8-18∶3）。以后在大统十年（544年）西魏·侯义墓、武平元年（570年）北齐·娄睿墓等处出土的陶马俑上，可以看到这种作法被继续完善。特别是娄睿墓壁画中的马，马具和马饰都明显地向着简捷轻便的方向改进，除箕形障泥还在使用外，鞍、鞦、镳的形制均与上面说的鲜卑旧式马具有别。虽然在北朝马具中，这只是一股涓涓细流，但仍表明在鲜卑统治者尚未走下历史舞台以前，他们原先专用骑兵陵蹈步兵的优势已有所改变。当双方均用骑兵相对抗时，战马及其马具也必须进一步适应战争对速度和机动性所提出的更高要求。而这也正是唐初之马具所要解决的问题。
图8-18 4~8世纪的鞍具
1．安阳孝民屯154号墓出土（复原模型，4世纪） 2．日本奈良藤之木古坟出土（示意图，6世纪） 3．洛阳元邵墓出土马俑（6世纪） 4．唐马的鞍具（据8世纪的马俑复原）
隋末，李渊任太原留守，赴马邑“北备边朔”，他面前的敌人是“唯恃骑射”、“风驰电卷”的突厥人。李渊认为必须学习突厥的长处才能制胜，“乃简使能骑射者二千余人，饮食居止，一同突厥。随逐水草，远置斥堠，每逢突厥候骑，旁若无人，驰骋射猎，以曜威武”。当时李渊和马邑郡守王仁恭两军的兵马不过五千余人，却对占人数一半的精兵给予特殊训练。汪篯先生称这种训练为“突厥化”。也就是说，当李渊起事之前，其军中的骨干力量已开始突厥化了。及至起事之后，李渊北联突厥，从始毕可汗那里得到了一批突厥良马。同时，西突厥的特勤大奈（史大奈）又率众来从。李渊所部既然有这么多突厥化的，或者本身就是突厥族的骑兵，那么突厥式马具在唐军中自然会被广泛使用。这种马具比较轻便，而且一般不披具装。当时以李世民部为代表的唐军经常采取的轻骑突击、迂回掩袭等高度机动的战术之所以能屡奏奇功，与马具的这种改进当不无关系。
除了文献记载所提供的背景情况外，唐代马具所接受的突厥影响从考古学上也能得到证明。虽然受到突厥遗物较少的限制，论证不易充分展开，但基本事实还是清楚的。说到马具，一般常用“鞍、勒”作为代表。勒即衔、镳，唐镳与突厥镳的一致之处上文已经指出。而唐代使用的后桥倾斜鞍亦应来源于突厥。在鲜卑式的两桥垂直鞍上，前鞍桥顶部较平，呈缓和的圆拱形，两边下折部分或垂直，或略向内敛。突厥鞍则不同，在形象资料中从未见过两桥垂直的突厥鞍，他们的鞍均属后桥倾斜鞍类型。出土的突厥鞍之前鞍桥呈颌弓形，两边斜向外侈（图8-19），唐鞍之前鞍桥的式样正与之相近（图8-4∶3）。从年代上讲，库德尔格15号突厥墓的前鞍桥残片与北周“五行大布”（铸于575 ~577年）同出，但此墓并非该墓地中年代最早的，突厥人使用此型马鞍的历史大约可追溯至6世纪前期。所以虽然528年的元邵墓陶马俑之鞍的后鞍桥已倾斜，但这类陶马的鞍上常施鞍袱，前鞍桥的形制往往看不清楚。一些未施鞍袱的马，如侯义墓陶马俑及娄睿墓壁画中所见者，其后鞍桥虽后倾，前鞍桥却仍保持两边垂直、顶部平缓的圆拱形。可见唐鞍并非取法鲜卑鞍而系取法突厥鞍。
图8-19 突厥鞍桥
1．库德尔格15号墓出土（伴出物中有“五行大布”） 2．库德尔格9号墓出土
图8-20 云珠
1．武汉隋墓出土马俑 2．莫高窟130窟东壁南侧唐代壁画
不过尽管唐马之鞍、镳、三花与突厥马具、马饰有渊源关系，但唐马上的杏叶和云珠却是从鲜卑马具中沿袭下来的。“杏叶”已见前文。“云珠”之名在我国古文献中失载，这是日本古文献中用的名称，或有所本，姑借用之。云珠位于马尻顶部，初见于隋（图8-20∶1）。它是从鲜卑式马具之装在网络状鞦带中部的圆座形节约发展而来的，安阳孝民屯154号墓中已出此物。南北朝时的具装马有在此圆座上安装“寄生”的（图8-21∶1），但高句丽壁画中也出现过未披具装而安寄生的马（图8-21∶4）。高句丽、新罗以及日本马饰中的寄生，大都装在从后鞍桥下部伸出的一根弯曲的管状物（即所谓“蛇行状铁器”）之端（图8-21∶3）；我国南北朝时的寄生虽有装在蛇行状支架上的（图8-21∶2），但装在直立式支架上的也不乏其例。安徽六安东三十铺隋墓画像砖上的寄生，其支架尤为挺直 （图8-21∶5）。唐马之装寄生者，只在四川万县唐墓出土的青瓷俑上见过一例（图8-21∶6）。与寄生相近之云珠，在唐代亦不甚普遍（图8-20∶2）。有些出土的唐代马俑上的云珠已脱落，惟尻部尚余装云珠用的孔，著名的懿德太子墓及鲜于庭诲墓所出的马俑上都能看到这种痕迹。
图8-21 寄生（1、5、6．装直立式支架 2~4．装蛇行状支架）
1．莫高窟285窟西魏壁画 2．邓县南朝墓彩色画像砖 3．朝鲜龙岗郡高句丽双楹冢壁画4．集安长川1号高句丽墓壁画 5．六安东三十铺隋墓画像砖 6．万县唐墓青瓷俑
马尻之后，唐代对马尾常加缚结。缚尾之马在汉画像石中已颇常见。扬雄《太玄·玄文》:“车軨马
最后，还应当谈一谈蹄铁。有些著作认为我国唐或唐以前已有蹄铁，但并无确证。按公元前1世纪时蹄铁的应用在罗马已较普遍，然而唐代马具中还未发现此物，有人举杜甫《高都护骢马行》“踠促蹄高如踏铁”之句，来推测唐马已有蹄铁，则属误解；因为这不过是诗歌中用的比喻。我国古代兽医著作中，常强调马匹的护蹄，而不曾言及钉蹄铁。汉·王褒《僮约》:“调治马驴，兼落三重。”宋·章樵在《古文苑》中为此文作注解说：“落当作烙，谓烧铁烙蹄，令坚而耐踏。”是说烙蹄。徐悱《白马》:“研蹄饰镂鞍，飞鞚度河干。”是说研蹄。杜甫《送长孙九侍御赴武威判官》:“骢马新凿蹄，银鞍被来好。”是说凿蹄。至南宋时，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说：“使虏，旧唯使、副得乘车，三节人皆骑马。马恶则蹄啮不可羁，钝则不能行，良以为苦。”反映出的也是不钉蹄铁的情况。又赵汝适《诸蕃志》卷上记大食国的马，当提到“其马高七尺，用铁为鞋”时，似仍颇觉新奇，反映出这时我国对装蹄铁的作法还比较生疏。我国普遍采用此物的时间，大约不早于元代。
虽然蹄铁在我国的使用较晚，而且系传自西方，但我国的马具也曾对西方产生巨大影响。比如马镫，4世纪以前，西方只发现过作为马镫前身的革制脚扣。第聂伯河下游契尔托姆雷克巨冢出土的斯基泰大银瓶和印度桑奇大塔的浮雕中都可以看到这类脚扣（图8-22），它们都还处在与长沙永宁脚扣约略相当的阶段，还不能算是真正的马镫。而且在西方，即便是这类脚扣也并不多见，因为在古波斯、希腊、罗马以至高卢人那里，流行着一种跳跃跨马法，讲究纵身一跃上马。在希罗多德、色诺芬、恺撒等人的著作中都有这方面的记载。镫虽然是极有用的马具，但在这种跨马法流行的地区中，却失掉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大卫·比瓦尔说：“像马蹬这样一种普通的器具，不但对于全部罗马古代民族来说，一直是闻所未闻，甚至像萨珊波斯那样习于骑射的养马人，竟然也不知马蹬为何物，这一事实确实令人惊诧不已，然而看来实情确是如此。”在今伊朗地区，萨曼王朝时代（10世纪）才传入马镫，“被波斯人先称为‘中国鞋’，然后又称为‘脚套’”。这种情况有点像高坐具中的椅子，虽然此物远在汉代已传入今新疆地区，可是因为当时中原尚流行跪坐，所以它迟迟进不了玉门关。在并未形成跳跃跨马法传统的我国，当4世纪前期出现了如南京象山7号墓所出的装双马镫之马后，不但改善了骑乘条件，而且也适应了新兴的着长铁铠、骑具装马的重装甲骑的需要，所以就迅速推广，并进一步促成了骑马之风在唐代的盛行。西方接受马镫的时间先后不一，欧洲的马镫最早发现于6世纪的匈牙利。匈牙利地处东欧，与自黑海向东延伸的欧亚大草原接壤。我国发明的马镫，就是随着活跃在这片大草原上的各族骑手的蹄迹，逐步西传到欧洲的。比如1939年Л. A．叶芙丘霍娃在叶尼塞河畔科品内突厥巨冢发掘出土的8~9世纪之青铜骑士像，马上骑的虽然是突厥人，但马具、马饰却纯然唐风，正可作为中国马具通过草原各族向外传播的一个侧面的写照（图8-23）。关于这一点，一些西方的科技史著作中也持类似的看法。至于中国马具自西方获得的启迪和借鉴，如本文所简单地提到的，那就是从这种交流中受益的另一方了。
图8-22 斯基泰人所用脚扣
1．契尔托姆雷克巨冢出土银瓶 2．银瓶纹饰中所见系有脚扣的马
图8-23 8~9世纪的突厥骑士
（科品内巨冢出土）
＊ 原载《文物》198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