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域周咨录

巡抚辽东都御史张峡，以挟私生事，酷害边军，为军士所奏。命给事中邓山、刑部员外郎周正方往按之。按巡抚之尊，被军士之诉，虽其不职自取，而体统亦甚丧矣。往勘之命，不若取回另查。庶不启上下凌迟之渐耳。此亦异事，故记之。
四年，陕西固原土鞑满四反，据石城。官军讨之，寻平。满四者，故元平凉万户把丹之孙也。把丹雄长四陲，国初款附，斥平凉、固原余地俾之耕牧。入隶版图，垂百余年。生聚日蕃，号满家营。有数千人，皆骁雄善骑射，岁以纵猎山野为利。而满四其酋豪本名俊。及是固原守将辔御失德，虏潜蓄异志，鸠聚隆德、安定内附诸胡种，及迫胁邻土杂居军民，而攘其马驴牛羊财帛。不旬月众至数万。据石城之险，密援外虏为应。城距故营数十里，遂徙为家，伐木结栅，城上蒙生牛革以为固。四面陡崖深沟，惟东西门入。道仰跻欹仄，骑不可成列。近城曰炮架山，日照壁山，高千仞，由葫芦凹以登焉。四守之，引置木石其上，俟攻至，下施飞击，中人必死。四常自语，天设金汤。先是，四徒掘得前代行元帅府事铜印，每以是部署帐下，群丑火四、火能为腹心，马冀、南斗为股肱，咬哥为爪牙，满能、满玉为羽翼，势甚猖獗。前巡抚陈、宁远伯任礼、广义伯吴琮、参将刘清发兵三万薄城，屡战，大失利。都指挥蒋泰、申澄死之，远近骚然。事闻，上敕项忠为总督，太监刘祥为监督，平虏将军都督刘玉为都统，副以伏羌伯毛忠等，率京师及三边马步精兵八万有奇，七道攻进，环石城山谷为营阵，大小数百战。毛忠、都指挥周玺、费澄战死。忠曰：“虏乌合之众，利在速斗，不能持久，吾将坚陈以待其毙。”乃下令深沟高垒，不轻与战。是月慧出西方，忠曰：“昔李晟讨朱Г，莹惑守岁，卒以成功。今殆类此乎！”即以师据贼水草赭其旁近地。贼夜汲者，复设伏擒之。由是贼人马饥渴，势日困。而抚宁、定襄两侯伯虑贼与沙漠相通，连请遣京军往助忠。兵部尚书程信主其议，内阁辅相彭时、商辂不可。程信忿出危言，以为必失关中。廷臣附信咸尤，时、辂二人执愈力，必保无虞，忠亦坚主坐困之策，与贼相恃三月余。贼刍水俱乏，贼将有杨虎者，骁勇多智，四倚为谋主。至是官军攻急，虎见势不可为，夜潜出诣军门降，忠厚加慰劳，示以赏格，令擒贼首来献。虎貔请诱彼出战擒之。忠许诺，遣虎回。明日，忠伏兵东山口，四果出战，遂为官军所擒，余党溃散。凡北走者，忠命官军追戮之。械满四赴京伏诛。时贼仅平，而延绥忽报北虏入河套矣，于是诸军悉撤回原镇。人始服彭时之镇静，能料敌知人也。按项襄毅之困满鞑，无愧赵充国之困西羌，而彭文宪之主议成功，亦不愧于魏相。朝廷有人，社稷之福也。
吏科给事中程万里言：“陕西重镇，国初以来安置土达于宁夏甘凉等处，种类蕃息。往年虏贼侵扰，今岁亢旱饥馑，有司失于抚恤，是以满四等据险啸聚。今毛里孩去边不远，兵荒之后民穷盗起，乞敕有司存省赈贷。仍选大臣二员，奉敕往彼，与守臣会议，招土达中年高有识者，宣上恩威，谕以祸福，使之各率其属，无自疑贰。且罢一切苛政，庶足歆动其心，潜消其患。臣又意毛里孩有可败者三：距我边方才二三日程，彼客我主，以客就主，一也；驰驱不息，人马疲劳，二也；散逐水草，兵力四分，三也。为今之计，宜选京师骑兵一万，宣府、大同各一万，每三千人为一军，骁将十人统之。严其赏罚，密使人探毛里孩所在，出其不意，昼伏夜行，径捣其垒，破之必矣。宜及其未发，早为之所，欲战则图方略，欲守则饬兵力。毋祗凭文移，致误大计。”诏下兵部。廷臣议谓：“毛里孩自前岁朝贡后不复犯边，今无故兴师，恐非万全之计。请敕东北边臣，但戒严以备。”上是其议。
按成化间，程万里之言不行。嘉靖间，曾铣之计不竟。自是无复敢为复套之议矣，惜哉！
陕西总督项忠等奏：“固原地方千里，水草丰茂，内为土达巢穴，外为北虏出没，守城惟一千户所，军少势孤，是以满四陆梁。州北有西安废城，相距三百余里，宜于此添设一卫一所，以振其要冲。”从之。五年，初孛来稍衰，其大酋毛里孩、阿罗出，少师猛可与孛来相仇杀，而立脱思为王。虏中言脱思故小王子从兄也。于是毛里孩、阿罗出、孛罗忽三酋始入套争水草，不相能。以故不敢深入为寇，时遣人贡马。然亦通朵颜诸戎，窥边郡。
成化初，阿罗出结加思兰，孛罗忽结毛里孩，各为党，出入河套。我汉人被虏去及罪人走塞外者，又为之乡导，遂攻堡围墩，深入内郡，杀掠人畜。加思兰故居哈密北山，至是杀阿罗出，并其众，而结满鲁都。满鲁都替称可汗，以加思兰为太师，住牧河套。延绥、宁夏之间骚然。于是宣大兵至秋悉赴延绥策应，逾春乃还西援。至九年方已，后不备纪。
置分守宣府东路参将。东路旧有将臣驻怀来城，或称镇守，且罢置不常。至是定置参将，称分守。驻永宁城，属为阴庆、永宁、怀来、保安、保安新城五城堡，后增属四海冶堡。置大同游击将军，立营选锋，与宣府同。陕西巡抚马文升奏：“陕西三边，榆林最为要害。河套山泽之利，足以资虏，是以侵犯我边，曾无虚岁。请敕该部每岁秋初，遣主事一员督军计办粮草，事竣还京。务使常有十数年之积，则军民免转输之劳，地方无惊疑之患。”事下户部议。以为：“陕西岁徵税粮，及部运银布三百十九万八千三百三十二石，彼处岁支粮料并银布折支俸粮，及冬衣布花折收止用二百一十六万六百八十三石，尚余一百三万一千六百四十九石。此外，又有开中监粮之类，以三年计之，可足年半之用，以十年计之，可足四年有余。其所不足者，有司不能依期完纳耳。乞移文巡抚并布按二司，总督粮储官预计各边所用之数，酌其地里远近，量为派拨。秋收征完，则足以供用，不须借拨他省，别行措置。”从之。
八年，敕都御史王越总关中军务。议搜河套，复东胜。越言：“欲得一爵位崇重威望素著者，统制诸军，往图大举。”乃命武靖侯赵辅充总兵官，总制各路军马搜套。未几，辅以疾还，搜套亦不复举。又命吏部侍郎叶盛往视，归奏以为套地不可耕种，且事势所难，遂止。陕西都指挥董缙失机，巡抚马文升械之至京。上曰：“缙既临阵先遁，本当处死。姑从宽典，降三级，令当先杀贼。今后失机将领，监候奏治，不必解京。著为令。”刑部主事张鼎上疏言：“臣生长陕西，比见边务日殷，谨陈事宜以备探择。其一曰：陕西八府三边，腹里俱有镇守、总兵、巡抚、都御史等官，不相统一，遇事各为可否，有警不相援救。宜推文武兼济者一人总制三边，副将以下悉听调遣，事体归一。其二曰：顷年军法不行，为将者纵贼杀掠，出入自由。后有失机，宜从律例科断。其三曰：腹裹官军素系怯弱，惟土兵骁勇，而边将多侵夺其功，故多畏避。宜立法召募，特加优恤，有功不得隐蔽，则土兵效勇而乡导可得矣。其四曰：今边将上下相蒙，遇虏入寇，闭门不出。或有失机，多归罪于下。古之为将者与士卒同甘苦，而今之为将者每以供馈饷，劳人千里之外，宜禁绝之。”
九年，虏酋脱脱遣使四十余人，至大同贡马。
十年，置分守宣府西路参将。旧亦时置将臣称镇守，至是定置参将驻柴沟堡。属以柴沟、万全左右卫、新河、新问口、怀安、洗马林、西阳河、张家口九城堡。
延绥都御史余子俊上疏言：“陕西有三边，三边之中，延庆为内地。国初逐出残虏，远遁黄河之外。至正统初，虏始渡河来犯。近边守将于缘边立界石，创置榆林诸营堡，外又筑墩台以嘹望。天顺以来，虏知我东西诸边各据险，难物于窥伺。惟延庆地无险阻，可以驰突，屡来犯边，掠我边人以为向道，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虏硕居内，而我列屯守反在其外。请于缘边一带墩台中筑墙建堡，其旧界石一带多高山，宜依山形随地势，或铲崖，或累石，或挑堑，延引相接，以为边墙。”于是东起清水营之紫城砦，西至宁夏之花马池，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则为敌台，营砦连比不绝。又于中空筑短墙横一斜二，略如黼月状，以为侦敌避箭之所。凡为堡十二，营砦八百有奇，墩九十有五，两月而功毕。虏过城下者啮指相顾，号为骆驼城。子俊又请即榆林堡置卫，取逋丁之当勾者及戍南土者之子孙，益兵以实之。凡内边旷地悉令垦为屯田，岁获数万石。又奏立卫学以教军中子弟。凡军中器用皆范铜铁为之。俗初不习艺圃，求种教之植，自是蔬果与内地等。榆林遂为重镇。士马精壮，雄于诸边，子俊之力也。
敕边军遇贼，如曾率众对敌，有众寡不敌者，虽失利不罪；其闭门坐视，见贼先退者，乃坐失机。
按我朝达贼所以敢深入无忌者，正以损军之罪重而坐视之罚轻耳。今先退之令韪矣，然玩偈成习，令后不行，所以边患无已也。
兵部侍郎马文升奏：“辽东地三百受敌，中东西路遇有警报，彼此应援。切见辽阳之西一百六十里，广宁迤东二百里，有辽河一道，分界辽之东西。冰结则人马可行，易于应援；或遇冰开，贼先据之，我兵虽有渡船，不能径济。彼此势孤，误事非小。请造大船十数，横列河中，下联铁索，上加木板，以为浮桥。遣兵护守，以便往来。设或有警，则东西声势相连，不致误事。”从之。
大同巡抚李敏等奏报，大同三路计修墙壕堑墩台共九万三千七百七十九丈。
十三年二月，虏酋满都鲁、加思兰遣使桶哈剌阿忽平章等三千余人至大同贡马驼。诏许一千七百人，余省谕还。虏告饥，镇抚官廪之而去。时虏中相猜，加思兰女妻满鲁都，欲代满鲁都为可汗。恐众不服，又欲杀满鲁都而立干赤来为可汗，满鲁都知之，索干赤来。加思兰匿不与，遂相仇杀。
十五年，满鲁都寇榆林。山西巡抚何乔新奏：“缘边军民潜出境外伐木捕兽，猝遇虏拘执，冀得免死。遂为向道犯边。宜严禁防，凡守关之人知情故纵，俱谪发烟瘴地方充军。有能捕获者，给赏犯人财产。”从之。
十九年，镇守大同太监汪直奏：“小王子欲大举复仇，乞将直旧所统达官头目卢深等兼程赴援。”下兵部议。尚书张鹏等谓：“大同各边士马数及四万，兵亦足用，直所请姑勿许。宜敕守将合兵御虏。仍令水平、山海、辽东各边严谨提防。且言京师武备所以控制四夷，必须养威蓄锐于间暇之时，方能折冲御侮于有事之日。趁来困于差役，锐气消沮，恐一旦警急，难以调用。宜悉停其役。”诏可。
虏寇大同。总兵许宁、巡抚郭镗、镇守内官蔡新以失机下狱，命锦衣卫三法司会鞫具奏。诏宁等轻率进兵，折损官军，本当处死，姑从轻。宁降羽林卫带俸指挥，镗降射洪县知县。复命余子俊往宣大等处总督军务仓场。宣府巡抚李岳等奏：“连岁兵荒，恐言者仍以修边为事，未免动众妨农。乞暂停止，以待丰年。”事下兵部。尚书张鹏等以为差官修边已有成命，请自圣裁。诏令余子俊至彼酌量处之。
二十年，置分守宣府南路参将。顺圣川旧为牧场，其东西城未有官守。子俊以其军匠杂居，恐生他变。又十九年虏寇二城，罹害甚惨。乃请招募新军千余，设分守南路参将，驻西城。属以东西城、蔚州卫、广昌所、五城堡。
二十一年夏四月，筑宣大长城，起大同至偏头关界六百里。尚书子俊上言：“臣先巡抚延绥时曾筑长城。或斫山为墙，或立墩挑堑，西人至今赖之。今宣大地势平漫过于延绥，筑城为险，尤不可缓。欲朝廷不惜小费成此大功，使两镇之间雄峙足备。”又曰：“每城二里须墩一座，墩设县楼，以施炮石。夫炮石所及不下里余，今以两墩共击一空，为守不难。其修筑工算则一万人十日可成墩二十，为役亦不为久也。”从之。五月，京营兵来助役。子俊复言：“山西荒旱，无所须力。乞发京营兵助役。”于是都指挥顾纲率二万人至。子俊分万三千余役宣府，六千余役大同。城井坪。子俊又言：“威远至朔州百七十里，寇入，兵力不相救。且山西转运必经之路数为虏断，宜于适中置所筑城，以通警急。”诏从之。子俊乃置井坪所，调朔州军百名为十百户，而以诸州县土兵千人戍之，边塞称便。井坪城而大同之右翼全。二十二年，子俊言：“工役既兴，必得宪臣二人督理军饷，稽察奸弊。”乃命副使毛松龄、佥事周宁来宣大理军饷。此两镇有分巡之渐也。
始赋垦宣大，田子俊令庆阳府同知郭智检校宣大垦田。凡二万三千七十余顷，请每亩赋粮三升，得粮六万一千一百石，草二万七千六百束。
按是时边土尽辟，而顺圣川马房复罢，是故垦田出而粮额增也。於戏！塞下粟一石内境数钟上也，塞田垦则边储增，边储增则转输省，所关非细也。然塞田薄，每亩粮三升则似过重矣乎！
户科都给事中刘昂等劾奏：“子俊取民无度，用财无节。国家赋有定制，今则创为预征；边有常供，今则索于额外。借漕运而京储因以不充，急扌穴运而京民为之扰动。乞逮至京，明正其罪。以为大臣妄费边储之戒。”御史朱钦等奏：“子俊于凋弊之余，辄兴城堡之筑。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致边备空虚，群情嗟怨。”疏并入。上命工部侍郎杜谦等勘报还奏。以为子俊在边未及二年，费用官银一百五十万余两，粮料二百三十万石。虽出公用，然亦劳民伤财，不为无罪。上曰：“子俊处置乖方，费用数多。姑置不问，革太子太保，令致仕去。”